有一种爱，叫相依为命

来源《泽畔时光》

有一种爱，叫相依为命，他们的爱情便是如此。

他们从青丝走到白头，一路携手相伴。

既走过坎坷，也熬过艰辛，却从未互相红过脸，吵过架，而是一天比一天珍惜眼前人。

在遭受20多年不公时，他们更是为了彼此而强忍委屈，硬着头皮活下去。

这对伉俪便是罗烽和白朗，一对热爱创作的文坛夫妇。

青梅竹马，红装娶嫁

1909年，罗烽出生于沈阳，三年后，白朗也来到了这个世界，两人是表兄妹关系。

一个原名叫傅乃琦，一个叫刘东兰，两人打小就住在同一个院子里，一起玩耍，一起长大。

说起来，罗烽的性格偏内敛，沉稳安静，白朗则偏活泼，爱玩爱闹。

两个人的性格可以说是完全相反，可却偏偏玩得特别好。

不过，起初的两人也仅仅是止步于“竹马情”，而且差一点罗烽就变成了白朗的姐夫。

白朗的母亲特别喜欢罗烽，故将大女儿许配给了他，两人年纪相仿，大人们都觉得合适。

可惜，不久后，大女儿就因病逝世了，罗烽这桩亲自然也就结不了。

但白朗的母亲还是想让罗烽当自家女婿，便将白朗许配给了他。

这也算是从青梅竹马发展成了恩爱夫妻。

1929年，罗烽20岁，白朗17岁，两人于这一年喜结连理。

许是因为年纪渐长，已为人妇的白朗已经不像小时候那般贪玩了，与罗烽相处时也是安安静静的。

婚后的他们可谓是相敬如宾，却不失亲昵。

若是聊起文学，那这两人的话可就滔滔不绝了，关系也会随之变得更加亲密。

只不过，幸福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爱人在旁，不畏风浪

1931年，在满洲省委书记杨靖宇的安排下，罗烽接手了北满的文艺宣传工作。

为了加快宣传品的编印进程，罗烽每天都是早出晚归，忙忙碌碌不停歇。

白朗看着罗烽这般辛苦，不由得心疼起来。

于是，她向杨靖宇请求，能否让自己担任罗烽助手，一来可以帮助他们工作，二来也好照顾罗烽。

这互利的请求，杨靖宇自然是同意的。

因此，这夫妇两便一同承担起了反日宣传品的编辑印刷工作。

那时他们的日常就是：白天一起出门，专心于工作；晚上一起回来，继续聊工作。

按理说，这样的日子其实也不差，毕竟爱人还在身旁。

可“屋漏偏逢连夜雨”，罗烽再怎么兢兢业业，也躲不过祸端。

1934年6月，罗烽遭叛徒出卖，被日军逮捕。

虽然白朗逃过了此劫，可她是罗烽的妻子，敌伪并不会放过她，天天都派人对她进行监视。

可纵使如此，白朗也不怕。

她白天奔波，四处找人营救罗烽；晚上就回家照顾老人，操心家务。

同时，她还要坚持工作，办好《国际协报》副刊。

直到1935年，罗烽终于被保释出狱，一直悬着心的白朗才松了一口气。

她曾写道：“度过了十个月的惨厉生活，他挣脱了敌人的魔手，带着欢欣，带着病，竟然生还了，任谁都不能不说这是死里逃生的……春风拂苏了我的灵魂，望着那跳跃在树丫间的春光，我高歌着美丽的迎春曲，即使是北国的春天，也是迷人的了。”

或许，对白朗来说，幸福就是爱人在身边，只要他在，世间的一切都是迷人的。

幸福时光，稍纵即逝

虽然身处烽火硝烟，可只要两人携手共度，再艰苦的生活，他们都能熬过去。

同年7月，罗烽与白朗离开家乡，奔赴上海，加入了左翼作家联盟。

在上海，他们与同样从事文学创作的萧军和萧红一起居住，4个人挤在了同一个屋檐下。

然而，尽管在这样的条件下生活，他们四个人还是能顺利创作自己的作品。

尤其是白朗，她的《月夜到黎明》就是在这个时期里写的。

1936年，白朗加入上海文艺家协会，先后创作了《伊瓦鲁河畔》《生与死》等不朽的短篇小说。

这段岁月对于她而言，是痛苦的，是不甘心的，她的作品无不充斥着家国被侵略的恨意。

后来，“七七事变”爆发，怀着满腔爱国热情的罗烽和白朗纷纷加入了文艺界战地服务团。

他们开始不分昼夜地在街头游行，呼吁所有人“站起来”，一起保卫国家。

可惜，呼吁声敌不过日军的轰炸攻击。

为了安全着想，白朗和罗烽不得不撤离上海，前往武汉。

1941年，白朗以家属身份跟着罗烽一起前往延安，并担任《解放日报》的副刊编辑。

在延安的那些年，罗烽和白朗算是暂时地感受了一次苦尽甘来。

从前线下来后，一个继续从事抗日工作，一个则继续创作，生活平平稳稳。

当时作家董兴泉也说：“这段时间罗烽夫妇二人过得非常顺心，是值得回忆的美好时光，只是有些短暂。”

从1950年开始到1955年，白朗进入了创作黄金期，先后出版了《为了幸福的明天》等长篇小说。

这期间，她一直笔耕不辍，既写她经历过的岁月，也写自己看过的感人故事。

那个时候的她握着手中的笔，以为自己会一直这样写下去。

可殊不知，美好时光就是这么短暂，未来的她，会在崩溃之中抛弃心爱的“笔”。

强咽苦涩，顽强生存

平静的日子悄然结束，猛烈的暴风雨随之而至。

1955年，罗烽与白朗被列入“反动集团”的一员。

紧接着，1957年，两人被划为右派，早前一切辛劳随之化为乌有。

在上头安排下，罗烽被发配到阜新矿区进行劳动改造，白朗跟着一起。

抵达阜新后，年过半百的罗烽被安排到煤矿做辅助劳动，没过几天，他又被安排到采掘场，下矿坑。

而白朗，则不得不忍着严重的哮喘病在地毯厂劳动。

可比起自己的身体，她更担心罗烽。

那时的罗烽不单单是身体上受折磨，他的精神也备受压抑，可他也不明说，一直在硬撑着。

但这瞒得了别人，瞒不住同床共枕的妻子。

只是白朗也无计可施，她除了更好更尽心地照顾罗烽之外，其余的都做不了。

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了1962年，两人才得以摘掉了“右帽子”。

当时罗烽还照了一张相片，并在其背面写上：“一九六二年春，大病初愈。”

这句话，一语双关，其中艰辛，只有他们能懂。

然而，这“大病”也仅愈合了几年而已。

这短暂的平静之后，迎来的将是更猛烈的暴风雨。

心力交瘁，积劳成疾

20世纪60年代，社会动荡，十年浩劫随之爆发，几乎没有一个知识分子是安全的。

1969年，惨遭折磨的白朗被逼到精神崩溃，她得了精神病。

她时而说个不停，时而笑到颤抖，时而又嚎啕大哭，一天下来，就没有一刻是完全清醒的。

可偶尔，她仿佛又是清醒的。

她会愤怒地把假牙摔碎，把钢笔折断，并发誓不再写一个字！

这个时候的她，仿佛明白自己是何人，是做什么的。

可同时，她也是绝望的。

那时的她曾说自己最爱《咏梅》，“但最能说明我长期以来的处境和目前的心情，则是陆游的原词。”

她是神志不清的，但又对一切事情看得明明白白。

但不管如何，罗烽是一直陪在她身边的。

他带着白朗先后奔波于沈阳、北京、大连之间，送她去医院治疗。

同时，他还要接受上级突如其来的强制命令，被迫带着白朗一起去复县插队落户。

此时的罗烽，或许比之前劳作时还要心累，可他仍不能倒下！

1970年，他在《金州再迫迁复州湾途中遇雨》中写道：“春花绣半岛，迢迢靡行止，故国盛四海，孤山穷千里，细雨注金城，虚幻似游僧，故我偏飘零，苍茫浮落英。”

然而，人始终不是钢铁铸成的，再能撑，迟早也会倒下。

1973年，罗烽半身麻痹，两臂突发疼痛，自此开始，他往后的生活都得拄着拐杖。

荣辱浮沉，漏尽钟鸣

1979年3月，罗烽和白朗顺利得到平反，恢复名誉，并得以重返文坛。

同年10月，两人一起参加了第四次全国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

他们，一个拄着手杖，缓缓走进会场；一个坐在轮椅上，被人推着进去。

看着这隆重的开幕式，两人倍感心安，这苦日子算是熬过去了。

1982年，罗烽和白朗得到国家分配的房子，两人终于有家可去了。

当时在新家吃饭时，罗烽还特别感慨，说：“总算能坐直腰吃饭了。”

总算，他们都能挺直腰杆了。

可才享受好日子没多久，罗烽就彻底撑不下去了。

在白朗的病情稍有好转时，罗烽却因为多年积郁和脑软化，精神也开始失常了。

而这一次，轮到白朗来扛起这个家了。

只是，就算她扛得起一个家，也阻止不了病魔对罗烽的侵袭。

1991年10月23日，罗烽因病逝世，享年82岁。

晚年回忆起这段岁月，白朗说：“他后来疯了。打人砸东西，谁能受得了哇。走了，也好……”

比起在世间苟延残喘，“走了”的确是一种解脱。

1994年2月7日，白朗也撒手人寰了，同样享年82岁。

按照他们的遗愿，后人们将其所有手稿、书信和照片等遗物都捐赠给了中国现代文学馆。

正所谓，“生不带来一毛，死不带走一分”，罗烽和白朗这一生也是如此。

他们把大半辈子的努力，全部留给了中华儿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