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绮云传》第二十六章：少将高参 | 作者 张法民

1938年抗战开始不久，38军又改编为第4集团军，下辖38军（军长赵寿山，辖17师和55师）、96军（军长李兴忠，辖177师和新编14师）。第4集团军在中条山一带坚持了两年多的战斗，先后11次粉碎敌人的扫荡，大量的杀伤了敌人，日军先后十几次补充兵员，却未能前进一步。

　　中共陕西省委指示：为了加强领导，统一思想，1939年，正式成立了38军工作委员会，（简称“工委”），任命蒙定军为工委书记。1940年初，第4集团军总部和教导团内的党组织都归38军工委领导。

　　当时的工委，上面有3条线领导，在党的组织系统上属陕西省委；在军事上，属太行山前总司令彭德怀将军指挥；在统战工作方面，属于在重庆的中共南方局周恩来同志领导。1942年以后，工委归党中央直接领导。

1937年后，西安事变在西北各地形成的抗日斗争高潮，极大的激发了全国广大青年的抗战热情，他们纷纷来到西北，要求参加抗日队伍，要求去革命圣地延安。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冯文彬、胡乔木等同志在陕西开办了安吴青训练班，对全国各地和从国外回来的进步青年，先进行一段时间的政治、军事训练以后，再把他们送往延安。

1938年初，党中央和陕西省委指示38军工委，创办一个抗大式的分校。当然，在国民党军队中是不能公开办抗大分校的，于是工委研究后认为，可以用38军教导队的名义来代替。学生来源主要由安吴训练班送来的，他们大多来自南京、上海、北平、天津、广州、河南、湖南、湖北、四川等地，还有一部分是来自国外的华侨。其中共产党员约占1/3。教官有杨明轩、孔祥桢、温朋久等。学生毕业后分配到38军各部队，担任班、排、连等各级职务，这对于提高西北军的素质，建设38军，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很大作用。

　　教导队共办了两期。第1期从1938年初到1939年1月毕业；紧接着又办了第2期，于1940年1月毕业。教导队所学习内容及教育方法，均采用延安抗大的经验，办的很成功，因而影响较大。

　　省委认为，杨虎城将军虽然不在军中，工委仍应帮助其发展壮大，要工委坚持把教导队办下去，决定把38军创办教导队培养抗日干部的做法，推广到整个第4集团军中去。

　　在第4集团军总部办教导团必须要得到集团军总司令孙蔚如的同意和支持。这是一个“难矣哉”的工作，因为在38军中办教导队时，第4集团军中的特务巳嗅出味道，给孙蔚如制造了一些麻烦，阻挠办班。这次要在总部办教导团，估计孙蔚如的顾虑会更大，是不会轻易允诺的。

　　党的工委为了做通孙蔚如的工作，一方面通过集团军内部赵寿山、孔从洲等同志从保持西北军的立场提出建议；另一方面请杜斌丞，杨明轩做说服工作。为了争取党的领导，工委向党中央报告，要求派上层人员到集团军总部，做孙蔚如的统战工作。

1939年底，工委负责组织、统战工作的范明接到通知，总部有一位少将高参要见他，见面才知道这位高级参议就是宋绮云。他们早在西安就认识，但无组织关系。当宋绮云将陕西省委的组织关系信交给他时，范明甚为兴奋。他对宋绮云的老成干练，丰富的工作经验早有所闻。宋绮云在西安是知名人士，而且于杨部关系密切，是杨虎城将军家中的座上客，有他来做孙蔚如的工作，那是再恰当不过了。

　　宋绮云是根据陕西省委的决定，来到晋西南中条山第4集团军总部的。他早在南阳时期，便与孙蔚如相识，西安时期，特别“西安事变”期间，相知益深。省委认为宋绮云到第4集团军去，是最合适的人选。这也是他自己的愿望，朱总和彭总都曾勉励过他，只要有可能，应当重回杨部工作。

　　宋绮云只身来到中条山，这使孙蔚如大喜过望，当即将其留在身边，任命他为第4集团军少将高级参议，成为孙蔚如的智囊人物。而他真正的工作和主要任务，却是协助工委做好上层统战工作。

　　宋绮云来到集团军总部时，正是孙蔚如关于办教导队迟疑不决之时。38军办教导队，已经惹出了不少麻烦。特务分子指责这是搞“赤化”，是共产党的宣传，坚决反对。而总部的几位高参杜斌丞、杨明轩又极力推荐，力争办好教导队。孙蔚如见到宋绮云时，便想起了杨虎城将军，哀叹道：“唉，要是杨虎城将军在就好啦！”

　　“宋先生，寿山和从洲建议我在总部办教导队，杜斌丞、杨明轩两先生也劝我办，为西北军培养下级军官，也很需要，可是38军办的教导队，已为我惹来了不少麻烦，闲气不少，办或者不办，望先生发表高见。”

　　宋绮云非常了解孙蔚如的心情，他深知孙蔚如做事认真，万事求稳。对杨虎城将军的话说一不二，今天该自己做主了，他却左顾右盼、左右为难了。

　　宋绮云根据孙蔚如的思想顾虑，首先讲了杨虎城在重大问题上为什么敢于果断决定。如1930年中原大战后果断西进，1932年和红四方面军签订互不侵犯的秘密协议以及这次的西安事变，同时，分析了办教导队的目的。

　　为了解决孙蔚如所担心的问题，宋绮云说：“我们所做的任何决定，都会有人赞成，有人反对。但是，我们要问为什么，赞成为什么赞成？反对为什么反对？把爱国主义说成是‘赤化’宣传，把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说成是宣传共产主义，这显然是别有用心。他们的目的何在，他们想做什么？无非是想把这支队伍搞垮，总座应该心里有数才是啊！”

　　一席话说得孙蔚如频频点头。他笑着说：“听尔一席话，胜读10年书，好！”他站起来，握住宋绮云的手说：“谢谢你，我知道该怎么办啦！可以办，应当办。”

　　通过这次谈话，孙蔚如感到欣慰，也更明白杨虎城将军为什么如此重用宋绮云了。他又说：“宋先生能否助我一臂之力，参与此项工作？”宋绮云愉快的答应了。

　　办班得到孙蔚如同意之后，即进行筹备。为了解除孙的顾虑，对教导队名称作了改变，名为第4集团军干训班学生大队，原38军的教导队也同时改名为学生队，继续开班，对内则称为教导队第3期。孙蔚如自兼干训班教育长，宋绮云被任命为副教育长，兼任政治教官。他又聘请了他所了解的一些共产党员及进步的高级知识分子来当教官，如冯芾周、李一清等。这就充实了我党在干训班上的力量。宋绮云对教官们要求很高，他说，“我们的干训班，是以‘抗大’为榜样建立起来的，尽管我们不能公开提出，但‘抗大’办学的宗旨，就是我们干训班的宗旨，最简单的要求，我们交出来的军官，应当个个坚决抗日，反对蒋介石打内战。”

　　总部干训班下设军官大队、军士大队、学生大队3个大队。在军官大队中，吸收第4集团军中现职军官，进行训练教育，有爱国心的重新使用，有的则令其离队，遣送回家。

　　总部干训班成立以后，根据国民党的组织建制，还需设立国民党特别党部。第4集团军总部特别党部书记是周燕荪，为了保持干训班的纯洁，不让军统插手，宋绮云便担任了第4集团军总部干训班国民党特别党部书记长，以此与特务头子周燕荪抗衡。这样一来，干训班的党、政人事大权都集中于宋绮云一人身上，同志们诙谐地称为“鸠占鹊巢”。

　　在国民党特别党部之下，各大队也必须相应成立区党部，这就引起了斗争。因为周燕荪军衔没有宋绮云高，他不愿挤进这个党部自讨没趣，但对各大队的区党部便极想插手，便向干训班推荐了一些国民党员。这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干训班是培养抗日骨干的机构，决不能让特务混入，各大队的国民党书记长，必须由共产党员来担任。为了占领这个阵地，宋绮云便利用他的合法身份，讲究斗争策略，也推荐了一些共产党员到干训班去担任国民党区分部书记长的工作。宋绮云充分利用他的合法身份，先后通过总部参谋长陈子坚（进步人士）、情报处长成之慎（中共党员）把自己推荐的人员名单报送到孙蔚如处，请孙蔚如照管，弄得周燕荪没有话说。

　　宋绮云政治热情高，知识渊博，又善于做鼓动性的讲演，干训班的讲台和操场，使他的政治积极性得到最大发挥。他在讲课或做报告时，总是密切结合社会实际和学员的思想。有一次，他讲“抗日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时，听课的学员无不为之感动，当他讲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罪行时，学员们个个咬牙切齿，摩拳擦掌，纷纷要求去部队，打击日本侵略者。他在讲课中也讲“三民主义”。对这样的课，赞成什么，反对什么，都赋予了新意。他首先讲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经过多次挫折和失败，最后总结了经验，才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他进一步指出：蒋介石所谓的“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论调，是违背孙先生的真三民主义的假三民主义，是反动的。

　　由于宋绮云讲课观点明确，生动活泼，深入浅出，且思想深刻，见解独到，说理透辟，极易为这些满怀抗日激情的青年知识分子所接受，很受学员、教官们的拥护和爱戴，但也逐渐引起第4集团军中统和军统特务的注意。

1940年5月，总部干训班驻山西省平陆县境内中条山附近的娘娘庙，学生大队驻在距娘娘庙约有2.5公里路的刘家坡。学生大队的大队长名叫雷振起，他毕业于国民党黄埔军校，来任职前是孙蔚如总部的手枪营营长。孙蔚如准备提拔他当师长，才调到此地任学生大队长的。他任职后自恃“根硬”，刚愎自用，骄横跋扈。他为了发财，在驻地开办了一个合作商店，贩卖走私品，从中牟取暴利。他的作为与干训班的民主廉洁大相径庭，与满怀革命激情的青年学生更是冰炭不能同炉，学生们几次要求砸掉这个合作社了，但为了不暴露党的组织和有利于统战工作，都被党的组织劝止了。

5月的一天，两个从野外演习回来的学生，到合作社买东西，店主随口抬高物价，因而发生了口角，这个店主依仗后台硬，竟然动手打了学生。学生大队党支部书记刘宏知道后，十分气愤，一怒之下，不顾后果，便擅自带领学生把合作社砸了。这一砸便闹出乱子，按当时军法规定，砸了长官的商店，有杀头之罪。雷振起把这件事立即报告了孙蔚如，他谎说：“共产党要暴动，就要拉队伍走了，现在已把合作社砸了。”孙蔚如听到后甚为震惊，立即派军队包围了学生大队，逮捕了一批参与打砸合作社的学员，其中有5名是共产党员。

　　在这危急关头，范明跑来找宋绮云商量。事起仓促，宋绮云建议：先请赵寿山出来担这个担子，出面说情保释。他赶到总部，亲自去做孙蔚如的工作。

　　此时，孙蔚如余怒未息，他对宋绮云说：“你来得正好，共产党员要搞暴动，这还了得，一定要严惩不贷，不知宋先生意下如何？”

　　宋绮云说：“总座，这点我有责任，平时教管不严，光注重抗日教育和军事上的训练，而对于军纪教育，便有所疏忽，以致酿成砸了雷振起大队长的合作商店，这是以下犯上，应该整顿纪律。不过我已经和几个人谈话，做了调查，本次学生砸店，事情并非学生挑起的，雷振起平时走私日货，高利盘剥，引起学生的义愤。是他们先动手打了学生，真正肇事者是合作社的负责人。但是，有的人却把这件小事与共产党搞暴动联系起来，几个学生砸了合作商店，决不是共产党暴动。这是有点无中生有，小题大做，唯恐天下不乱。请总座静下来，详情可询问范明等人，查明真相，再做处理。”

　　孙蔚如是范明父亲的老部下，自从范明到17路军之后，孙蔚如总是以老世弟待之，另眼相看。他不相信范明是共产党，他更不相信范明会反对他。听了宋绮云这段不卑不亢的陈述，他感到自己有点偏听偏信，做得有点过急，应当调查核实一些事实，便也心平气和下来。

　　孙蔚如通过范明了解情况，结果和宋绮云所述完全一致，事实证明砸合作商店事件是雷振起转卖日货，高利盘剥所引起。所谓“共产党暴动案”完全被否定，子虚乌有。孙蔚如气消心平下来。宋绮云又向孙蔚如建议：“违纪的几名学生都是赵寿山的部下，把他们交给赵将军处理岂不更好。”孙蔚如采纳了宋绮云的意见，便顺水推舟，当着赵寿山的面，把几名学生押来发了一顿脾气后，交给了赵寿山。，这几名学生受到了警告处分，宋绮云要求他们引以为戒。姚家坡“砸店事件”就这样不了了之，既保护了党组织，又掩护了一批年轻的共产党员。

　　蒋介石对非嫡系部队总是不放心的，特别是原属杨虎城的部队。1940年8月下旬，蒋介石突然命令守卫中条山地区的38军调防，要他们南渡黄河，开往河南。因为38军建制归国民党，但战斗序列归八路军，驻地又与太行山的彭德怀部队紧密相连，关系又很密切，蒋介石深恐38军被“赤化”，故以调防为借口，设下了一个北依黄河为界，西从孟津，东到开封，南面是汤恩伯的20个军的包围圈，让38军“钻口袋”。在这紧要关头，工委于8月24日，开了紧急会议，决定8月26日拂晓，38军全部及总部教导团、教导队“回家”（即回到八路军彭德怀的部队去）。25日，范明将工委决定通知宋绮云。宋绮云鉴于朱、彭二总都曾说过要他争取回到杨部工作的话，因而感到不妥，但军情险急，此时也别无他法，便一面电告彭总，一方面支持这个计划，并进一步研究如何行动。彭总决定第4集团军总部不动，宋绮云的特别党支部不动，其他部队的共产党员都不动。还决定把雷振起控制起来，缴下他的枪，但不要伤害他。

　　工委在部队内部秘密地进行了行动，并发了5天的干粮，很多人把红袖章都准备好了，准备拂晓行动，可是就在当天晚上，接到了彭总“不准回家”的电报指示，原因是大敌当前，必须团结抗战。（蒋介石为了消灭这个部队，于1944年3月以假提升的方式，调赵寿山为第3集团军空头总司令。1945年7月，又以同样的方式调孙蔚如为第6战区司令长官，把原来的38军、96军合并为38军，派张耀明为军长，张即着手撤免有关共产党嫌疑军官。在忍无可忍情况下，由刘威诚等人率2300人，于7月17日在河南起义。）对此，1945年9月，周恩来副主席在重庆桂圆见到杨虎城的秘书米暂沉时说：“请你告诉蔚如先生，抗战以来，我们没有分化和瓦解过任何友军部队。17师是虎城先生的部队，也和我们合作最早，我们更不能分化他们，因为他们在张耀明压迫之下感觉无法生存下去，主动拉入解放区，我们又不能拒绝。你告诉蔚如先生，我们仍保留该师原来的番号，和八路军部队同样待遇，有一天虎城先生出来要带兵，我们一定让他们再回去。”为了团结抗日，不分化瓦解友军部队，这是共产党一贯的原则。

　　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工委只好分头通过各部队停止行动。此时，特务发现了蛛丝马迹，并立即向重庆和孙蔚如打了报告。同时，在党内也出了一些叛徒，把工委负责人，以及连、营、团几乎三分之二的党员名单，电告了重庆。蒋介石接到报告后，亲下手令，要孙蔚如迅速捕人。

　　蒋介石的手令在送达孙蔚如之前，党组织已看到了。孙蔚如的办公室主任姚警尘和情报处长成之慎均是共产党员，与宋绮云关系密切。工委和宋绮云当即研究了应变对策，好在名单中人员99%是赵寿山的部下，没有涉及到教导团。宋绮云赶到总部，正好孙蔚如拿蒋介石的手令，准备派特务团执法队按名单到各部去抓人。看到宋绮云来了，孙便将手令示宋，谈了自己的想法，并征求宋绮云的意见。

　　宋绮云从容地说：“总座，你的部下有这么多共产党员，您的总司令当的成吗？名单上都是17路军的老人，部队的脊梁。这显然是想吃掉您的部队，一时吃不掉，他们改变策略，先吃掉您的人，再吃您的部队。这事十分重大，望总司令三思。假如真的有这么多共产党，一个执法队也无济于事，很可能被他们吃掉，搞不好会遍及一个军。总司令最好还是先找赵寿山将军商量商量，想一个万全之策。”

　　宋绮云从总部出来，又赶到38军军部去找赵寿山。商量的结果，由赵寿山出面，带了几个名厨师在一个秘密的地方请孙蔚如住了1个多星期，送给孙比上次更多的东西，一车烟土和许多山珍海味，赵寿山对孙蔚如说：“总司令，这事我下不了手，都是17路的袍泽。杨将军被他们软禁了，蒋介石要害咱们的部队，我的军长当不成，您的总司令也当不成。”

　　孙蔚如权衡再三，决定拖着不办，把逮捕名单交由赵寿山处理。并向重庆回电，用国民党的“等因奉此”手法，交由38军捕拿归案。可是重庆的特务机关对此事哪肯轻易放过，他们多次来电催办。而赵寿山呢，总利用日本咄咄逼蒋的形势，始终以软说硬顶的办法，名单上大多数名字全是假的，有真实姓名的，都是他的旧袍泽，证明他们不是共产党。就这样，整整顶了1年，而他们远在重庆大后方，鞭长莫及。最后，蒋介石无法，只好要赵寿山以身家性命担保，具结了案。这件事的始末都是在宋绮云的参与下进行的，又是一个不了了之。

　　国民党为了吃掉38军，一计不成，又生一计。1941年初，企图调38军驻师河南。工委为了应付可能发生的事变，留下2个团在黄河北岸打游击，军部率领1个团南渡黄河驻在堰师。部队分散活动，打乱了国民党的部署，防止了“皖南事变”在北方的重演。

　　为了实现蒋介石瓦解、吃掉杨部的罪恶阴谋，国民党便又下令第4集团军整编，企图将38军中5个得力团长换掉，安插他们派来5个军校毕业的反动家伙，妄图以调换军官的形式，达到搞垮、消灭西北军的目的。此事，孙蔚如也感到不妥，便问计于宋绮云。宋绮云像孙蔚如进言道：“不能换，这又是想吃掉西北军的花招……”

　　孙蔚如与宋绮云多年相处，相知甚深。他知道杨虎城将军是很信任宋绮云的，而宋绮云也处处为西北军着想。前两次事件，证明宋绮云的意见的稳妥，这次便采纳了宋绮云的意见，以部队新调防，不宜调换干部为由来硬顶。这次不仅把5个共产党员团长保留下来，还把3个有实权，吃里爬外的国民党团长，用明升暗降的办法提升为副师长，使他们有职无权。（3个人中，1个干了1个多月，2个干了3个多月，便逃跑了）。

　　这次整编，不仅没有整倒38军，反而搬起石头砸了他们自己的脚，国民党吃了一闷棍。

38军更纯洁了。

　　杨虎城将军于1937年11月30日，在南昌被囚，将近4年了，他的部下无时不在思念他。杨部的共产党员更是千方百计地想营救他。1941年8月，工委和宋绮云研究，怎样才能使杨将军的自由，为抗战做贡献，宋绮云忽然想起了蒋介石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又想到1936年，蒋介石在西安王曲的训话：“我们革命军人……在家要尽孝，要孝顺父母……不忠不孝，便不能算一个革命军人。”遂试图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来赏试一下，便托言杨母80大寿（时杨母孙一莲67岁），经与孙蔚如商量，并以孙蔚如总司令的名义，电报蒋介石，让杨虎城将军回乡探母。委托宋绮云起草电文：“吾公，向以大孝治天下，现逢虎城母80大寿，望允虎城回家探亲，已尽孝道，届期即返。”

　　宋绮云在起草电文时，被周燕荪手下的特务看到了。电报发出后，即收到重庆回电，蒋介石未作正面答复，却“王顾左右而言他”：“……你被共产党包围了，宋绮云、姚警尘均系共党，命速捕送洛阳军法处审理。”

　　这个电报理所当然的先被姚警尘看到了，回报工委后认为宋绮云身份已经暴露，必须立即离开，作为上计。当把出走的意见通知宋绮云时，宋绮云说：“要走我得明走，不能偷跑，走前我要见总司令。”

　　宋绮云在总司令部见到孙蔚如：“听说有人诬我是共产党，要总司令严办，我与总座相识多年，不要为我做难。我今天来投案，但我必须声明，我不是什么共产党，是西北军的军官。给蒋介石拍电报营救杨主任，是奉您的命令，被特务看见了，认为是我干的，加了我一个共产党员的帽子，这是项庄舞剑，为了不给您添麻烦，要么送我去军法处，要么我走！”

　　蒋介石、国民党特务因“西安事变”，恨透了《西北文化日报》，这点孙蔚如是清楚的，他是杨虎城的继承人，一切仍按杨过去的方法办，所以对涉及共产党的人，仍然“礼送出境”。宋绮云临走时，孙蔚如总司令送路费法币500元，工委送法币100元。此时也接到省委指示，要宋绮云暂时离开。

　　为了安全，38军派了一个武装班，准备送宋绮云去洛阳38军办事处。范明问起宋绮云今后的行踪，宋绮云说：“准备先到陕西长安县蒲阳村。”范明告诫他：不能回去，不如去太行，由这里派一个团护送。宋绮云说：“不行，省委有指示，还要留下继续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