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鹰律师：线上婚恋诈骗的辩护策略

随着网络直播和社交平台的普及，这类诈骗案件频发，但并非所有欺诈行为都构成刑法中的诈骗罪。核心在于区分行为性质（如消费、赠与或诈骗）、场景（公域或私域）以及主观意图（非法占有目的）。辩护时需结合具体证据，清晰地阐明界限。如何为当事人争取合法权益，以下分析将从多角度展开。一、直播打赏通常不构成诈骗，但需警惕例外情况在公域（如直播平台）中，用户打赏行为往往被视为消费而非赠与或诈骗。原因在于：打赏本质是购买服务（如情绪价值、特权关注），而非无偿转移财产。即使主播存在欺诈（如过度美颜、谎报年龄或婚姻状态），也不一定成立诈骗罪，因为这属于民事欺诈范畴，可通过民法调整。根据《刑法》第266条，诈骗需满足“虚构事实、隐瞒真相→被害人错误认识→财产处分→损失”的链条。直播打赏中，用户通常基于娱乐目的付费，而非完全依赖主播的个人信息。律师可主张打赏行为的商业属性，提供平台规则、用户协议等证据，证明不存在非法占有目的。若被害人坚持刑事指控，需证明主播的欺诈直接导致财产损失（如诱导大额打赏后消失），否则易被驳回。二、私聊中的婚恋关系易引发诈骗风险，关键看行为真实性当互动转入私域（如微信私聊），双方建立暧昧或恋爱关系后，钱财往来可能涉嫌诈骗，尤其涉及虚假承诺（如结婚）。辩护需聚焦关系真实性：纯聊天或暧昧中的自愿赠与（如520红包）一般不构成犯罪；但虚构恋爱或婚姻目的骗取财物，则风险极高。参考某法院判决的“女主播婚恋诈骗案”。女主播在微信中与多名被害人建立“恋爱关系”，谎称未婚并索要财物（如戒指、名包），实则已婚且使用话术本。法院以诈骗罪定罪，刑期3年，关键证据是其同时与15人聊天记录和婚姻证明。私域中的系统性欺骗易被认定为诈骗。辩护应区分行为性质——若属真实恋爱中的赠与（如节日红包），可主张无非法意图；若涉虚假承诺，则需审查聊天记录、转账用途（如是否用于“共同购房”），并争取从民事途径解决。人数因素（一对一 vs 一对多）是突破口：单一关系难证诈骗，但多人模式强化犯罪故意。三、一对多或有组织行为显著提高诈骗风险诈骗辩护中，被害人人数和行为组织性是核心指标。一对一暧昧可能属道德问题；但一对多或团伙作案，则易被视作“杀猪盘”式诈骗，因这体现模式化欺诈。现有案例中，组织性诈骗（如使用话术本、分工合作）直接证明非法占有目的。个人行为则需个案分析，证据不足时可能无罪。律师需调取运营记录（如聊天话术、分成协议）。对于从犯，可主张“参与程度低”或“数额较小”来减刑；对于个人主播，则聚焦主观意图（如是否主动欺骗），并利用证据矛盾（如被害人自愿性）脱罪。四、证据为王，及早介入婚恋诈骗辩护的复杂性在于行为界限模糊（如“赠与” vs “诈骗”），必须基于全案证据。常见争议点包括：婚姻状态隐瞒是否构成诈骗、钱财性质如何认定（借贷、赠与或消费）。 证据层面：公安常通过聊天记录、资金流水和证人证言定案。律师应及早会见当事人，保全有利证据（如被害人的主动赠与言论）。 风险预防：主播或平台可建立合规机制（如如实披露身份），避免刑事风险。 司法实践趋势：近年案例显示，法院倾向严惩组织性诈骗，但对个人初犯酌情轻判。一旦涉诉，立即委托律师介入——通过证据梳理决定是否退赔（退赔可争取不起诉），并针对组织性案件区分主从犯（如从犯可减刑）。

随着网络直播和社交平台的普及，这类诈骗案件频发，但并非所有欺诈行为都构成刑法中的诈骗罪。核心在于区分行为性质（如消费、赠与或诈骗）、场景（公域或私域）以及主观意图（非法占有目的）。辩护时需结合具体证据，清晰地阐明界限。如何为当事人争取合法权益，以下分析将从多角度展开。

一、直播打赏通常不构成诈骗，但需警惕例外情况

在公域（如直播平台）中，用户打赏行为往往被视为消费而非赠与或诈骗。原因在于：打赏本质是购买服务（如情绪价值、特权关注），而非无偿转移财产。即使主播存在欺诈（如过度美颜、谎报年龄或婚姻状态），也不一定成立诈骗罪，因为这属于民事欺诈范畴，可通过民法调整。

根据《刑法》第266条，诈骗需满足“虚构事实、隐瞒真相→被害人错误认识→财产处分→损失”的链条。直播打赏中，用户通常基于娱乐目的付费，而非完全依赖主播的个人信息。

律师可主张打赏行为的商业属性，提供平台规则、用户协议等证据，证明不存在非法占有目的。若被害人坚持刑事指控，需证明主播的欺诈直接导致财产损失（如诱导大额打赏后消失），否则易被驳回。

二、私聊中的婚恋关系易引发诈骗风险，关键看行为真实性

当互动转入私域（如微信私聊），双方建立暧昧或恋爱关系后，钱财往来可能涉嫌诈骗，尤其涉及虚假承诺（如结婚）。辩护需聚焦关系真实性：纯聊天或暧昧中的自愿赠与（如520红包）一般不构成犯罪；但虚构恋爱或婚姻目的骗取财物，则风险极高。

参考某法院判决的“女主播婚恋诈骗案”。女主播在微信中与多名被害人建立“恋爱关系”，谎称未婚并索要财物（如戒指、名包），实则已婚且使用话术本。法院以诈骗罪定罪，刑期3年，关键证据是其同时与15人聊天记录和婚姻证明。私域中的系统性欺骗易被认定为诈骗。

辩护应区分行为性质——若属真实恋爱中的赠与（如节日红包），可主张无非法意图；若涉虚假承诺，则需审查聊天记录、转账用途（如是否用于“共同购房”），并争取从民事途径解决。人数因素（一对一 vs 一对多）是突破口：单一关系难证诈骗，但多人模式强化犯罪故意。

三、一对多或有组织行为显著提高诈骗风险

诈骗辩护中，被害人人数和行为组织性是核心指标。一对一暧昧可能属道德问题；但一对多或团伙作案，则易被视作“杀猪盘”式诈骗，因这体现模式化欺诈。

现有案例中，组织性诈骗（如使用话术本、分工合作）直接证明非法占有目的。个人行为则需个案分析，证据不足时可能无罪。

律师需调取运营记录（如聊天话术、分成协议）。对于从犯，可主张“参与程度低”或“数额较小”来减刑；对于个人主播，则聚焦主观意图（如是否主动欺骗），并利用证据矛盾（如被害人自愿性）脱罪。

四、证据为王，及早介入

婚恋诈骗辩护的复杂性在于行为界限模糊（如“赠与” vs “诈骗”），必须基于全案证据。常见争议点包括：婚姻状态隐瞒是否构成诈骗、钱财性质如何认定（借贷、赠与或消费）。

证据层面：公安常通过聊天记录、资金流水和证人证言定案。律师应及早会见当事人，保全有利证据（如被害人的主动赠与言论）。

风险预防：主播或平台可建立合规机制（如如实披露身份），避免刑事风险。

司法实践趋势：近年案例显示，法院倾向严惩组织性诈骗，但对个人初犯酌情轻判。

一旦涉诉，立即委托律师介入——通过证据梳理决定是否退赔（退赔可争取不起诉），并针对组织性案件区分主从犯（如从犯可减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