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兴：网友为什么对董某莹肖某事件问责不满意

2025年8月15日，国家卫健委调查组关于董某莹肖某事件的通报一经发布，便在舆论场掀起新的波澜。尽管19名相关人员受到党纪政纪处分，5家涉事机构被责令整改，但这份看似全面的处理结果，非但没有平息公众质疑，反而让不满情绪持续发酵。

从社交媒体的激烈讨论到专业领域的深度反思，公众的失望并非偶然，而是源于对事件本质的清醒认知——当学术造假与权力寻租交织，当制度漏洞与问责轻纵并行，简单的处分清单难以回应人们对公平与正义的深层期待。

公众对问责结果的第一重不满，源于处罚力度与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之间的显著失衡。

董某莹伪造成绩单闯入医学精英培养体系，其姑姑班某娟利用北科大行政职权为其铺路，甚至安排他人论文供其抄袭，这样的行为已远超一般学术不端的范畴。法律专家指出，班某娟的操作可能涉嫌滥用职权与伪造文书，却仅以“留党察看一年、撤职”草草收尾，未触及刑事追责的红线。对比2024年吉安初中生代写医学论文诈骗案中涉案人员被判刑的案例，公众难免生出“学术造假代价低于普通诈骗”的荒诞感。更令人不安的是医疗领域的特殊性——董某莹违规参与手术操作、伪造宣传素材的行为，直接关乎患者生命安全，但其处罚仅止于撤销医师资格，未设立行业终身禁入的底线。这种“罚不抵过”的处理，不仅是对学术诚信的轻慢，更是对医疗伦理的漠视。

更深层的不满，指向事件暴露出的系统性制度漏洞未被真正根治。

董某莹的“跨界”之路堪称一场制度失守的全程直播：北京协和医学院“4+4”试点班本应严格限定医学相关专业背景，却让经济学本科的她凭伪造成绩单轻松准入；从论文开题到答辩，题目变更不审批、导师与答辩委员身份重叠、重复发表与不当署名等问题层层突破防线，涉事院校竟毫无察觉。这些漏洞绝非偶然，而是反映出学术监管的全面松弛——招生审核流于形式，学术诚信核查形同虚设，导师责任制沦为纸上谈兵。即便通报提出了“增加论文查重节点”“严控报考条件”等整改措施，也被公众批评为“头痛医头”：对“4+4”毕业生补3年规培，本质是用后续补救掩盖前期培养的失职，却回避了招生标准、导师权责、学术伦理教育等核心问题的重构。

公众的焦虑，还源于事件中若隐若现的特权网络刺痛了教育公平的神经。

班某娟作为北科大处级干部，为侄女伪造材料、安排论文抄袭的“家族式操作”，早已超出个人失德的范畴；协和医院骨科主任为董某莹调整规培计划“打招呼”，中日友好医院相关负责人默契配合，更勾勒出跨机构权力网络的轮廓。这种“圈子文化”的可怕之处在于，它能让学术规则为特权让路——董某莹3年发表11篇跨学科论文，其中3篇泌尿外科指南仅承担翻译却列名第一作者，通讯作者仅受“科研诚信诫勉”，这样的“学术包装”若非权力加持，实难想象。即便通报否认“院士孙女”等传言，公众仍从异常履历中读到了“规则向特权低头”的隐喻。而调查中“未发现其他学生违规”的结论缺乏细节支撑，论文抄袭比对结果、利益输送线索等关键信息语焉不详，更让“选择性追责”的猜忌难以消散。

这场信任危机的本质，是医学教育公信力与医疗伦理底线受到的双重冲击。

协和医学院“4+4”项目作为医学教育改革的标杆，本应是严谨与精英的象征，却沦为权力寻租的通道，这让公众对“医学精英”的选拔机制产生根本性质疑。当伪造成绩单的代价低于伪造发票，当学术不端的处理轻于普通职业违规，医学的神圣性与教育的公正性便一同崩塌。肖某的医德问题与董某莹的学术造假形成共振，让人们不得不担忧：当“医术与医德双失”者进入医疗体系，患者的生命安全将置于何等风险之中？

公众的不满，终究是对“零容忍”制度的期待。人们渴望看到学术造假纳入刑法规制，让“骗取教育资源”与诈骗同罪；期待打破行政权力对学术的渗透，让招生与评审回归专业共同体主导；盼望建立全国学术诚信数据库，让违规者终身付出代价。唯有如此，才能重建医学教育的纯洁性，让救死扶伤的初心不染尘埃，让追求真知的教育重拾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