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真的要全部归咎于李德博古吗？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是导致红军长征的最直接因素，关于这次失利的原因，历来将责任归咎于李德、博古不切实际的盲目指挥，不过，站在上帝视角，我党讲究实事求是，客观来说，此次失利，真的是李德、博古的全部责任吗？

一、李德与博古的主要责任

军事战略失误

李德脱离实际推行“堡垒对堡垒”“短促突击”的阵地战策略，否定红军擅长的运动战和游击战，使红军在装备劣势下与国民党军硬拼消耗。

无视毛泽东等人“诱敌深入”的建议，导致广昌战役等关键战斗损失惨重（例如广昌战役红军伤亡超5500人）。

决策机制问题

博古作为中共中央总负责人，过度依赖李德（共产国际派遣的军事顾问），形成“三人团”（博古、李德、周恩来）集权决策，排斥朱德、彭德怀等将领的正确意见。

党内民主集中制被破坏，不同战略主张（如毛泽东、张闻天）遭到压制。

二、其他重要因素

敌我力量悬殊

国民党军调集100万兵力（直接进攻中央苏区约50万），采取“堡垒推进”战术，构建3000余座碉堡严密封锁。

红军兵力不足10万，且因长期战争补给困难，苏区经济濒临崩溃。

政治路线影响

临时中央推行“左”倾冒险主义，要求“御敌于国门之外”，忽视保存有生力量的原则。

肃反扩大化（如“肃清AB团”）削弱了红军指挥力量，造成内部恐慌。

外部环境变化

共产国际的脱离实际的指导（如强调“保卫苏维埃每一寸土地”），限制了中共自主决策空间。

国民党获得德、意军事顾问支持，战术和装备显著提升。

三、历史评价的演进

遵义会议的定性（1935年）：首次明确批评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错误，但未全盘否定其政治立场。

中共六届七中全会（1945年）：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系统批判第三次“左”倾路线（王明、博古时期），指出其“理论脱离实际”的本质。

当代史学界共识：承认李德、博古负主要责任，但也强调这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如对共产国际的盲从、革命经验不足等）的集体决策失误。

失败的根本教训在于：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必然导致革命挫折。正是通过这次失败，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探索符合国情的军事路线（如毛泽东重新掌握指挥权后四渡赤水的成功），最终形成“实事求是”的思想传统。

将失败完全归咎于个人过于简单化，但李德与博古的指挥错误确实是关键导火索。这段历史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正如《中国共产党简史》所总结：“红军被迫长征，是‘左’倾错误发展的必然结果。”

历史的代价最终换来了道路的觉醒，这也正是中国共产党在自我革新中走向成熟的重要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