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崔桂忠
在舆论的密切关注下,广西防城港“亮证姐”事件与北京协和“董小姐”事件,终于迎来了相应的问责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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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证姐”事件中,其丈夫及层层领导共“六顶官帽”被摘;“董小姐”事件中,为学历造假、论文抄袭提供便利的19位学界医界人物被追责。问责名单看似详尽,场面看似浩大,可当热度褪去,人们不禁要问,这问责究竟是真的下定决心整治,还是仅仅为了平息舆论?公平,又能否真正突破身份与人情的阻碍?
“亮证姐”随意掏出丈夫的执法证,本是一次权力的炫耀,却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致使相关人员仕途受挫。从涉事民警到各级领导,“沟通不规范”“把关不严”等看似温和的说法,却给当事人的仕途带来沉重打击。他们或许会后悔权力的傲慢,责怪自己的疏忽,但同时又暗自庆幸处分过后职位仍在,体制似乎还在提供庇护。这种复杂的心态,恰恰反映出问责是否真正触及灵魂深处。
“董小姐”事件影响更为深远,牵涉众多导师、亲属以及医院和高校的领导。从“暂停招生”到“批评诫勉”,这些曾经的学界权威,因私利或人情,破坏学术伦理,为“学术捷径”大开方便之门。如今,他们内心想必充满懊悔,导师为育人失败而愧疚,亲属为亲情带来的恶果而痛心,所有人都要面对从高高在上到声名狼藉的巨大落差。这种复杂的心境,正是学术权力被滥用后必然承受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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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起事件,一南一北,看似孤立,实则共同揭示了权力滥用与学术腐败的深层问题。在人情与利益的双重影响下,规则常常被打破,监督在权力的干扰下难以发挥作用。“亮证姐”以为证件能让自己凌驾于规则之上,“董小姐”团队以为能操控学术晋升,他们都错误估计了民众对公平的坚守和舆论对不公的抵制。好在群众的监督最终揭开了这些黑幕。
然而,公布处理名单只是开始,并非结束。公众关心的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能否真正实现?现实中,普通人维权困难重重,付出的代价往往难以承受;而一些有资源的人,即便犯错,受到的惩罚却可能微不足道。这种巨大的反差,是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严峻考验。社会需要的不是一场表面的“问责秀”,而是依靠制度保障的长久公平。被处理者不应只将此次经历视为运气不好或小教训,而应深刻反思权力的来源、责任的界限以及学术和职业道德的底线。只有这样,问责才能成为他们重新出发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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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关键的是,社会要以此为契机,深入推进制度改革。问责的最终目的,是建立“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长效机制。这就需要做到:监督全面且深入,让权力运行和人情往来都暴露在阳光下,实现监督无死角、常态化;对权力寻租和学术不端持零容忍态度,无论涉及什么人,都要彻底调查、严肃处罚,杜绝“下不为例”的纵容;增强规则的刚性,减少人为操作空间,让规则成为不可触碰的高压线;提高权力运行、学术评价和资源分配的透明度,消除暗箱操作的可能。
只有当每一次问责都不是为了应付舆论,当制度的力量强大到足以打破身份与人情的阻碍,公平才能成为社会的常态。否则,再长的问责名单、再大的处理场面,都只是一场虚幻的权力游戏,无法满足公众对正义的期待,也无法从根本上消除“亮证姐”与“董小姐”这类现象产生的土壤。
公平需要我们以坚定的决心和完善的制度去捍卫,这是这两起事件带给我们最值得深思和践行的课题。

☆作者简介:崔桂忠,曾任某部队政治委员,海军上校军衔。现任大连市旅顺口区委办公室一级调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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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易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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