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学良：削文科增理科，专业大调整首先要信息公开

学人简介：丁学良，香港科技大学荣休教授，1992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曾就职于哈佛本科生院（Harvard College）、澳洲国立大学亚太研究院（RSPAS，ANU）、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EIP）等。作者授权发布。

7月份高考后，整个夏季无数家庭焦虑如何填写专业选择，因为今年与此前不同，专业大调整正在进行中。期间我被许多考生家庭询问，该如何应对此一新局面？

不久前我收到电邮：“最近得到两个数据。（1）6月27日在本校文科大会上有PPT显示：近2年全国高校累计，撤销文科本科专业超过3000个；部分高校文科招生比例从30至40%压缩至20%。（2）上周在和江西省高中教师交流中提到一个数据：江西今年全省本科招生批次，文科指标削减5000个左右，理科指标增加1.5万个左右。文科生的升学难度明显上升。”（注：江西省本科批次就是以前的一本、二本，现在合并不再区分，按照高考分数及其排序来录取）

以上动态对我研究美中两国大学变迁的趋势极有参考价值，美国信息易得，内地的反而难得。关于内地综合性大学「砍文科、增工科」的调整，我在《信报》3月24日的评论中只点出其中涉及的几个问题，并未深入解析，本篇开始逐步挖掘其驱动的根源。首先说明，虽然内地围绕这件大事的争论激烈，但争论各方还是在揣测对方的真实目标。若不把各方目标摆上台面，就难以评判采取的措施是否合理、会不会用意好却适得其反？可是专业大调整目前已经被视为敏感问题，真实信息愈来愈不披露。

专业设置脱离经济现实

首先要说明，减人文科目、增加科技课程是多个发达国家高教系统近年来都在推动的尝试。我虽然没有文件在手，估计内地大学的专业调整也受到这个趋势的刺激。比如在美国，连老牌综合性院校如哈佛本科生院（研究生院还没有明显的调整），也在做类似调整。驱动力主要来自一个基本面──本科生毕业后的就业机会和起点收入水平。美国大学本科教育的资源虽然部分来自州政府，少量来自联邦政府，大部分是来自学生家庭所付的学费和宿舍费（包括学生毕业后要偿还的低息教育贷款，拜登当局曾试图免去这类债务，阻力重重；特朗普当局正在反拜登而行之）。在本科教育成本猛增的趋势下，实用性强的专业毕业生一走出校门在职业市场上受欢迎，四年本科费用很快收回，然后迈上人力资本的增值阶梯。2012至2014年我在加州交流期间，刻意访问几所小规模私立高校，惊讶地得知，全美国那几年本科毕业生的起点年薪，最高是HarveyMudd Colege（Claremont, CA），学生三年级时已经被公司瞄准。我请教周边几所名校的教师得知：该校主体专业是能源产业，教学、研究、实习，全方位聚焦在此产业链上。学生一毕业不需要再训练，立刻上岗能力出色。

此前我以为美国本科毕业生起点工资最高的是 MIT 或史丹福大学，那次在加州的考察平衡了我对高教的过分理想主义。在美国市场经济里，高教必须瞄准社会的职业需求，否则招生会遇到困境。美国联邦政府对高教系统的指挥力极有限，无权下达指示砍或增什么专业。对绝大多数高校的专业调整，只有职业市场才发挥全局性影响。全球高教以美国的最有创意和灵活多样，依赖市场讯息反馈而不依赖政府指导，是根本原因之一。马上就能结合身边现实延展这个要点。最近几年内地毕业生就业率一直低迷，除了整个经济形势的压力，还有一个基本原因，就是高校的专业设置与经济现实和社会变迁不挂钩。高校领导层以及上级行政部门，在构想和批准专业变动的过程中，并没有把职业市场的动向作为决策的主要依据之一（另一个依据是主权国家的总体目标，《信报》6月16日评论）。

改进毕业生就业合理

早在2009年之前，我参与内地高校改革和发展的调研过程中，听到来自学生及家长的最多抱怨，就包括高校扩招后的众多专业设置理由浮夸不实。有些高校在开办新专业或扩张某专业之前，基本上不作大范围的经验考察，对短期中期的职业市场缺少哪类人力资源糊里糊涂。学生被招进来后发现，之所以开办那些专业，往往是校方看到它们成本低，不需要配备大量资源。比如很多高校都开办新闻系，请来几个媒体人作兼职教师。

随之而来的是大量开办国际传媒、电子商务等专业，都是听起来吸引青年人的。至于学生毕业后能否找到合专业的工作，校方不怎么在乎。相反，有些工科专业的人力资源是内地经济发展中有需求的，但校方觉得成本太高，要建实验室买设备，要安排学生实习等等。

我2006至2008年在北京工作期间，得知内地每年要组织半年一次的培训班，派往南韩和日本学习维护和修理高端进口汽车的技术，费用高也得去，因为在内地院校难以找到这类训练课程。我也被告知，内地非常短缺特殊教育专业的毕业生，全国有身心缺陷的青少年几千万，但特殊教育机构极少。短缺的专业不兴办，开办的专业在职业市场上需求不足，最终的浪费还是落到学生及其家庭身上。

一项重大公共政策的目标必须事先讲明：如果刚启动的内地高校专业大调整，主要目标之一是改进毕业生就业，合情合理。因为中国的外部形势变动不息，国内的社会结构演化尤其是人口缩减，将造成长期冲击，进而全面影响就业。目前对高校专业作调整过程中，拍板的领导如果能够认真比较十年来的内地职业市场变动，参照发达国家动态，就不至于轻率决策。哪些专业该缩减、合并甚至砍掉，哪些专业该扩展或更上层楼，哪些专业本校独自开办条件不足应该与外校联办，就有了切实的依据。这些讯息必须是来自对市场真实动态的全面收集和系统整理，主要是毕业生的就业状况、收入水平、工作过程中升迁或下滑的境遇、毕业5年之内如何评价母校的专业教学素质等。

避免一言堂长官意志

如果这些讯息拿不到或被扭曲，预测就不靠谱，高校专业调整可能落入拍脑袋的旧巢穴。这个说法是1980年陈云警告各级干部的，劝告他们要吸取1949年后许多重要政策出台基于「一言堂」体制，不经过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仅凭首长把脑袋一拍，重大决定就推出。当年理论界用「长官意志」批评这种决策机制，它给国民造成无数的损失。

多年的研究启发我，在所有种类的期货里教育属于最难投资的，无论是对青年人及其家庭、还是对政府和学校均如此，因为教育是长线投资。如果投资失策，往往没有回头路可走，你总不能连番换专业换学校。我们那一代青年深受其害，即便少数幸运者在文革晚期被推荐当工农兵学员，却因为教育革命的政策无权选择合适的专业，被迫读某专业，浪费了宝贵年华。目前内地大学的专业调整，是成本浩大的长期投资，绝不可轻率决策。

在发达的市场经济里许多数据广受关注，公共部门要依据这些数据作宏观管理监控，具体行业依据数据作计划。在美国，每月发布的前一个月新就业人数及行业分布，最受公营私营部门关注。我在教研过程中体认到，在此基础之上，全球主要经济体关于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的研究，也以美国做的考证最广泛实在，因为美国的高校类别最繁多、职业市场最动态、法律诉讼最繁杂。 几十年前美国就出现案例，有高校毕业生因为找工作失败，聘请律师起诉母校，说当初招生时对专业作出的许诺夸大其词，学校提供的教育和实无实用价值，导致毕业后求职碰壁。

英国随后也出现类似的毕业生启动法律索赔，索赔是叠加的，包括几年学费生活费，也包括机会成本。目前特朗普当局正在惩罚劳工统计局，因为它发布的最新就业数据不让总统开心。他们这么折腾下去，对美国高等教育将造成长远损伤，起诉的毕业生会连番出击。

当然我们不鼓励内地毕业生诉讼母校，但必须呼吁高校和政府在作专业大调整过程中，首先把相关数据收集、验证、整理成可靠的信息库对公众开放。制定宏观经济政策要依靠高质量信息库，合理有效的公共政策特别是影响到亿万家庭的教育政策必须如此。倘若有可靠透明的10年高校毕业生就业率的信息库，参照国外数据，就能作出专业调整的明智决策，否则害几代人。

文章首发《信报》2025年8月9/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