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防空洞的朝鲜妈妈接过我的香烟盒,
竟从夹层里抖落出半斤白糖
铁幕下的生活密码
新义州海关的玻璃窗结着薄霜,我攥着刚开通的朝鲜手机卡,耳边回响着中介的叮嘱:“话费每分钟12块,超期自动停机,重要事得发电报。”
站台上飘着蓝白色烟雾,几个穿人民装的男子盯着我背包侧袋露出的红金色烟盒——那是临行前在丹东买的中华烟。“同志,能换根烟吗?”鬓角斑白的大叔递来半包皱巴巴的“黎明”牌香烟,袖口磨得发亮。后来我才知道,中国香烟是这里的硬通货,一根软中华能换三斤苹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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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包车在坑洼的国道上颠簸,窗外闪过1978年的东风卡车,车斗里挤满裹着头巾的农妇。穿藏蓝制服的女交警在岔路口扬起白手套,司机老金压低声音:“这些姑娘全是千里挑一,想当交警比考平壤大学还难。”
铜墙铁壁里的微光
我被安置在苍光大街的外宾公寓,每晚580元的房间里,电视机循环播放着万寿台艺术团的歌舞。床头柜放着《劳动新闻》,中缝印着细小的数字——那是黑市汇率,官方1:120的朝元兑人民币,在这里能换到1:800。
“别独自上街。”翻译明哲严肃地警告。他展示手机里拍摄的街景:大同江畔的科学家大楼像积木般整齐,比亚迪出租车穿梭在无车道的公路上,农妇在柏油路晾晒着红辣椒。有张照片让我怔住——牛车与军车并行的公路中央,竟有学生在画斑马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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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烟点燃的人间烟火
第一次参加工厂联谊会,当我掏出中华烟分发给朝鲜同事时,凝固的空气突然流动起来。技术员崔成浩用生硬的中文说:“去年结婚...只买到三根烟待客。”他摩挲着烟盒上的天安门图案,眼里闪着光。
酒过三巡,大同江啤酒泛着琥珀色的光。女同事顺英起身给众人布菜,酱汤里的明太鱼头总被拨到男性碗中。“在朝鲜,倒酒的手必须是女性的。”明哲笑着挡住我要接酒瓶的手。顺英低声告诉我,她每天工资折合人民币8元,而这顿外宾餐厅的晚餐,抵得上她半月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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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台票买来的相逢
在平壤火车站,我花2元人民币买了张站台票。穿军绿色制服的工作人员仔细核对证件,月台上挤着抱搪瓷锅的主妇。当列车吐出归家的游子,有位老奶奶突然冲破警戒线,把煮鸡蛋塞进孙子嘴里——穿灰制服的车站员别过脸,假装没看见。
最难忘的是去南浦出差那夜。回程遭遇暴雨,高速公路成了泥潭。司机把金杯面包车挂上一档,时速表始终没超过20公里。车灯照见晾在路中央的玉米垛,穿雨衣的农民正疯狂抢收。明哲摇下车窗大喊:“需要帮忙吗?”回答我们的只有哗哗雨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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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空洞里的春天
真正撕开这个国家肌理的,是在妙香山偶遇的金玉顺。这个带咸镜道口音的女人,背着竹筐在涉外商店后门徘徊。当她看见我烟盒里的白糖时(在朝鲜用塑料袋装糖易被查扣),突然跪下磕头:“求您救救孩子...”
防空洞入口藏在废弃粮仓后,五岁男孩俊浩蜷在草席上咳嗽。洞壁挂着结霜的塑料袋,土灶边堆着中国捐赠的奶粉罐。“他爸修水坝时没了...”玉顺把白糖化进温水,颤抖着喂孩子,“去年俊浩发烧,卫生所要外汇买药...”
三个月后我离朝时,行李箱夹层藏着半罐青霉素——用十条中华烟换的。玉顺在安检口远远鞠了一躬,她围巾下露出的毛衣领口,正是上次我送的恒源祥毛线织的。
铜墙铁壁正在松动
去年冬天收到明哲的加密邮件:“玉顺在平壤开辣白菜作坊了!”附件照片里,穿橘色工装的女人站在玻璃厂房前,背后的冷藏车上印着中文“冷链专用”。原来中朝合建的食品厂启动“主妇创业计划”,首批三十名朝鲜妇女获得设备支持。
更惊喜的是视频通话那天,玉顺举着新办的手机卡:“现在能打国际长途了!”虽然每分钟话费仍要她卖十斤泡菜,但当俊浩在镜头前唱起《阿里郎》时,防空洞的阴冷仿佛瞬间消散。
离朝前夜,我在外宾商店买空所有中华烟。收银员在计算器按出惊人数字:“这些够普通工人干四十年。”走到门口时,穿交警制服的姑娘对我敬了个礼,晚霞给她帽檐镀上金边。我突然想起玉顺的话:“太阳落山时最暖和,因为大地把白天的光还给了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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