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日本军官的自述：皇军的“灭绝作战”令我陷入了深思！

一九四○年秋，部队也好，我们也好，总觉得处在一种沉滞的气氛中。那时，日军在中国大陆的战线是扩大了，但却没有取得初战时那样显赫的战果。原因是战线过长，后勤保障跟不上。前线各处都陷入了胶着状态。

这一年七月，在日本国内成立了第二届近卫内阁，发表了所谓建立大东亚新秩序、建设国防国家的基本国策纲要；九月缔结了日、德、意三国同盟；十月成立了大政翼赞会（辅佐天皇的政治组织。它不作为政党，连军人、大资本家、大地主、社会法西斯分子、官僚也能参加。一九四一年二月曾正式宣布为“政府的辅助机关”——译者注）。在国际上，美、英、荷兰等国谴责日本侵略中国的呼声日益高涨，一个对日进行经济封锁的“ABCD（即美、英、中、荷四国——译者注）包围网”正在形成。

当时，我正在地处中国内地的山西省。尽管日本国内的情况和国际形势不能及时详细地传到这里，但我还是可以从报道组成员那里了解到一些情况，另外还可以看些过时的日本报纸。

日中战争爆发之初，日本国内在“暴支膺惩”之类的蛊惑人心的口号煽动下，曾举国沸腾、群情激昂。可是现在似乎已不那么狂热了。我们所在的中国大陆战线，也开始出现了阴影。

日军集结强大的兵力，使用精良的武器同蒋介石的大部队激战时，虽然取得了重大的战果，但这种大规模战役，并非每次都能组织。在日军占领地区，经常进行的还是同共产党游击队的小规模战斗。这些游击部队常常潜入被日军打败的国民党军队撤退后留下的村庄，袭击日军。因都是些游击部队，神出鬼没、声东击西、此拿彼窜，经常整得日军疲惫不堪。

共产党的游击部队主要破坏铁路，摧毁日军前线据点。这种袭击十分频繁。可当日军猛扑过去时，那里的游击队却无影无踪了。这足可说明游击队掌握了确切的情报。而当日军吃完了所带的粮食不得不撤回据点时，他们又总是从背后袭来。日军大破蒋军固然算是战果，但蒋军败退后空出的地区却成了共军活跃的舞台。其结果，日军同蒋军的大规模作战，似乎是专为扩大共产党军队的潜伏区域而进行的。

对此，日军也感到大伤脑筋。特别是一九四○年八月至同年年底共产党军队发动的百团大战，给了日军沉重打击，使日军首次尝到了共产党军队的厉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据说，那次大战的主力是刘伯承指挥的一二九师，政治委员是邓小平。在这次战役中，河北石家庄至太原间的铁路——石太线，一夜之间全线寸断，重要的阳泉煤矿也遭到了严重破坏。这对驻晋日军来说，无疑是最大的失败。

在此之前，共产党军队进行的仅限于游击战，炸毁铁路也只是小规模的。而且你一追，他就逃进深山；你一退，他就从背后袭来。这次百团大战则是共产党军队首次尝试进行的大规模作战，其作战能力之强，远非蒋介石军队可比，而且组织得十分周密，因此，对日军冲击很大。此后，日军便以共产党军队为主要敌人多次组织围剿，但却未能奏效。

一九四○年十月二十二日，驻霍县的日军大队长换成了大槻大佐。此人看上去已过五十，据说在日本时任留守队长的闲职。他是在预备役士兵纷纷被招集参战的形势下，被派往前线任大队长的。由于他是首次担任前线指挥官，显得格外紧张，这使大队部老资格的军官们感到十分为难。我的好友森田中尉自天津踏上中国大陆以来，转战南北，九死一生地来到山西，是位历经血战的勇士。他头脑清醒，思路敏捷，作战指挥也十分出色。但对以他为首的老资格军官们的意见，新任大队长却充耳不闻。

一天晚上，森田中尉来找我玩。

“真难办啊！不管怎么说，大队长是我们的上司，是我们大队的指挥官，他下达作战命令，我们就得执行。可他刚从国内来，不了解共产党军队，也不知道他们的厉害。按他这么打法，我军必将遭受重大损失。”森田十分担心地说。

“怎么样？阿部顾问，你是否到大队长那里去玩玩，趁机从侧面给他讲讲共产党军队的作战方法和灵活的战术。要是我们讲，他会骂我们是胆小鬼的。”

森田中尉的话说得如此恳切，是因为他很了解我的脾气，且我又不是大队长的直接部下，觉得我可以毫无顾忌地向他直言。我很理解这位勇士的苦衷，于是在一个刮着冷风的天气，前往大队部拜访了大槻队长。我从自己动员县保安队参加日军讨伐共军作战的经历，谈到共军灵活巧妙的佯攻战术，还特地举了几个实例，以说明在共军占领绝对有利的地形时发起的猛攻会给日军很大的打击。可没想到，大槻队长连半句也没听进去，而且，那副表情似乎在说，日军以前受挫是指挥不行。显然，他没把共产党军队放在眼里。难怪森田中尉他们那样担心。几天之后，这种担心便得到了应验。

那是一九四○年十月二十七日下午发生的事。那个大槻大队长得知有股三、四十人的共军在县城附近活动的情报后，便迫不及待地下令出击，连汾河对岸的山炮也没来得及调回来。我也带领县保安队参加了战斗。

我们在城外山地里发现了共军，大槻队长立即轻率地命令追击。双方交火，日军步步向前推进，共军则节节向后撤退。在这样边追边打的过程中，不觉已到傍晚时分。这时，日军才发现自己进入了一片三面环山的低洼地。我环视暮色苍茫的山岭，感到大势不妙。这样的地形，很难抵御共军的攻击。果如所料，霎时，共军从三面的山上一齐发起了进攻，所用的武器象是步枪。据当初获得的情报，共军为三、四十人，但从现在的火力判断，至少也有二百来人。

倘若他们装备有机枪和山炮，我们将在顷刻之间全军覆没。因为敌人占领了至高点，日军完全暴露于他们的射界之内，加之又是三面伏击，所以虽说他们用的是步枪，但火力也显得很猛，子弹射在我们四周，打得泥土飞溅。当时，我们保安队在日军队伍后面，我立即命令队员们散开。大家有的躲在可以藏身的洼地里，有的藏到灌木后边。我们趴在仅能藏身的洼地里，听见子弹发出金属与空气摩擦的响声嗖嗖地从头顶飞过。凭我多次参加战斗的经验，我知道嗖嗖声短促的，是擦身而过的子弹；声音拖得长的，是从高处飞过的子弹。

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双方的枪声渐渐稀疏了，最后停了下来。此时，夜幕已经降临。日军趁着夜暗重新集结了部队。如果再那样下去的话，势必成为瓮中之鳖。大槻队长把部队转移到东面一侧的山脚下，这样，至少可以避开一面的攻击。然后，又用电台命令汾河对岸的炮兵火速赶来增援，并请求旅部速派增援部队。

我们只带了两天的粮食，在援军到来之前能否挺得住还是问题。而且，说不定共军会在夜暗掩护下发起突袭。我们一个个抱着枪，靠在灌木上一直坐到天亮，连眼皮也没敢合一下。十月底的山西，已有冬天的寒气。特别是那里系大陆性气候，昼夜温差很大，一到夜里，格外寒冷，简直冷得透心，稍微一活动胳膊腿，关节就像是要格嘣一声断了似的。

上午八时，敌人开始了第一次射击。这一次，日军已有充分准备，且转移也奏了效，士兵们都隐蔽在掩体后面。不一会，共军停止了射击，四周又恢复了死一般的寂静。此后很长时间，共军没有发动攻势，像是打消了进攻的念头似的。午后，日军试图转移，可是刚一动就遭到猛烈射击，好像正等着你似的。日军一点也动弹不得，只能等待汾河对岸的山炮来增援。这天深夜，盼了又盼的山炮终于赶到了。日军重新振作起来，趁着黎明，在山炮掩护下开始反击，最后终于从洼地突围出来，撤回了县城。

在这次战斗中，日军有四名军官和三名下士官战死。同我很要好的那位身经百战的勇士森田中尉，也成了护国之魂。我独自一人在他遗体旁彻夜守灵，痛切地体验了战争的残酷无情。但是，这次失败使日军更加急躁，结果越发被共军的游击战整得晕头转向。

大槻大队长补充了军官，重整了阵容，一心想找机会痛击共军以消心头之恨。曾跟随森田中尉的一个上等兵告诉我，连日来，大队部天天都在开作战会议。日军知道，共军的根据地在山西与河北两省交界处的深山里。虽然作战会议的具体内容尚不清楚，但从走漏出来的风声得知，日军下一步的作战计划象是要踏平那深山里的所有村庄。他们认为，共军之所以能够盘踞在那一带，是因那里有村庄，有老百姓，有粮食；只要把那里变成无人区，共军的根据地自然就保不住了；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唯一的方法就是将那里的村庄统统烧光，男女老少统统杀掉，生活用品统统毁尽。这种可怕的战术，日军称之为“灭绝作战”。

在山西省的冬季尚未真正到来之前，日军便于一九四○年十一月一日从霍县城出发了。这支部队是大队主力，配有山炮、迫击炮、重机枪等重型装备。我也接到了“集结县保安队所有兵力一同出击”的命令，除留下部分守备人员外，率领其余三百名保安队员随日军一同出发了。这次行动，日军十分谨慎。部队开进时前面有前卫队开道，左右有警卫队护卫，我们县保安队尾随其后。队伍在荒无人烟的山地默默地行进，一路上天气晴朗，风和日丽。部队走在狭窄的山路上，后面尘土飞扬。

越过霍县县界后，山峰越发陡峭。这时，日军突然发现左边山峦低凹处有块小盆地，在向阳面坐落着一个小村庄，便向村庄猛扑过去。村里只有女人和孩子，她们大概万万没想到日军会突然来到这偏辟的深山里。女人和小孩惊叫着四下逃命。日军一个不留地把他们全抓起来，关进村边一座小庙里。这座庙三面是砖墙，正面是观音门。被关进去的妇女和孩子约有三十来人。周围十几间相隔不远的农舍，被日军一一放了火，顷刻间，黑烟滚滚，火光冲天。

日军把妇女和孩子关在庙里后，又在庙门前堆起高高的麦秸，然后点起了熊熊大火。刹时间，烈火便吞咽了寺庙。撕心裂胆的惨叫声强烈地震动着整个庙宇。这时只见庙门被人踢开，一位怀抱小孩头发着火的妇女不顾一切地冲了出来。架在门前的重机枪喷出了火舌，只见这女人身体向上一挺便倒在了火海中。眼前变成了人间地狱······面对这惨绝人寰的场面，我茫然若痴地站在那里，心里反复念着：“难道这就是战争？难道这就是日军的作战？”

小小的村庄已完全被烧毁，只有缕缕青烟仍在慢慢地升向天空。那座烧死妇女孩子的小庙，现在也变成了黑色的冤魂之地。

部队开始列队，准备继续去寻找敌人。

我打定主意，向大队长走去。

“大队长，我已超出了我所管辖的县界，很担心城里的治安，请允许我就此回城。”

他同意了我的请求，我默默地向他敬了个礼，又向我认识的军官道了别，便带领保安队踏上了归途。

我骑在马上，身体任凭马背摇晃，脑海里尽是刚才那惨不忍睹的场面。三百名保安队员全是中国人，唯有我是日本人，他们亲眼目睹刚才瞬间出现的地狱般的场面，心情恐怕比我更为沉重、更为痛苦吧。全队没有一个人作声，只有脚步声在响。今天，他们亲眼目睹了自己同胞惨遭杀害的场面，连想到自己在这场战争中死去的妻子儿女，怎能不怒火中烧呢！

为防止万一敌人袭击，我们沿着山梁上的小路行进。山路上洒满阳光，让人不敢相信刚才发生的一切。

我觉得像是作了一场令人毛骨悚然的恶梦。——所谓战争就是这样的吗？什么“皇军”、“大东亚共荣圈”、“八法一字”，那些口号能与这残酷的现实吻合吗！······我简直不敢再往下想了，闭上双眼，任凭马背颠簸着自己。

突然，我觉得队伍的步伐有些乱了，一下睁开眼睛，见右前方山崖上有两个人在连滚带爬地拼命跑。很显然，一个是裹着脚的老太太，另一个则像是她的老伴。两人互相搀扶着，不顾一切地往山下跑，但腿脚却很不听使唤。我又悄悄眯缝起眼睛。走在我马旁的保安队员一面用目光频频扫视着我，一面急切地轻轻向老人打着手势，让他们快跑。因为日军已下达了命令，无论童叟，格杀毋论。况且又有我这个日本人在场，他们大概认为，若被我发现，定会命令把老人杀掉。

保安队员仍在小心翼翼地挥着手，催老人快逃，我则继续装成打瞌睡的样子。不一会儿，两个老人从我们视野中消失了。我这才松了口气，从兜里掏出烟点上了火。身边的队员以一种异样的目光看着我，像是察觉到我刚才是假装没看见。我则若无其事地抽着烟。

回到县城，我感到精疲力竭。的确，由于强行军，身体十分疲乏，但更主要的还是妇女儿童被烧死的惨状总不能从脑海中消失。我曾几次参加战斗，而且战场上敌我双方士兵死伤的惨象也见得多了。然而，对于激烈的战斗，我从未产生过任何疑问，我知道在战场上双方交战厮杀是必然的，所以，即便置身枪林弹雨之中，我也绝不会怯阵。可是，“灭绝作战”归来之后，我的心情却异常沉重，无法排遣。

战争，到底是怎么回事？是前线的军队错了，还是战争本身就是罪恶？这时，我甚至连自己干的事都觉得糊涂不清了。

把那些居住在深山里的非战斗人员、那些手无寸铁的妇女和孩子烧死杀绝，这难道就是战争吗？

日本宣扬说，入侵中国是为了建设新中国，是为了中国民众的安居乐业，是为了建设大东亚共荣圈。我也正是因相信了这些，才当了霍县行政机关顾问，并充当了日军同中国县行政机关之间沟通协调的角色，忠实地执行着日军的命令。作为在该县中国人中的唯一日本人，我曾努力贯彻日本的方针。

日军自称皇军。所谓皇军，也就是天皇的军队，那么，军队的命令也就是天皇的命令。我虽不是军人，但这种意识还是根深蒂固的。然而正是这支皇军，却大肆屠杀了那些本该拯救的中国民众，连妇女儿童也不放过！从中学时代起，我就向往当一名军人，更想成为一名武士。我崇敬他们那种大义凛然，置生死于度外的气概，并一直坚信，这样的人是绝不会干出杀戮妇女儿童之类的事的。然而，现实中的日本军队却无情地毁掉了我心中的军人形象，他们所拼命追求的，只是战斗的成果……越想心情越沉重，觉得日子也变得十分无聊了。就在我心灰意冷的时候，日军频频向我们下达了构筑前线堡垒的命令。每次接到命令，我都得带领保安队前去参加构筑堡垒的工程。

在前线构筑堡垒的计划，是根据国民党军队“步步为营”的作战经验制定的。据说，毛泽东在江西时，国民党军队曾以步步为营的战术，逐步压缩了红军的势力圈。

在那个极其寒冷的季节，无精打彩的我经常因神经痛和腰疼病发作而卧床不起。休息后虽说身体稍有康复。但精神却越发不振。我总在扪心自问，我在中国究竟在干些什么？不也是一个十足的杀害中国百姓的日本鬼子吗！我深感内咎，日夜烦闷苦恼。

日军越是采取凶残野蛮的战术，周围的治安也就越发恶化。我也因此而忙得头昏脑胀。也许是受了我精神不振的影响吧，县职员们也显得无精打彩，情绪低落。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向英、美两国开战，终于发动了太平洋战争。这场战争对中国内陆战线究竟会产生什么直接影响，我这个县的顾问当时无从知晓，至少在霍县还没出现什么特别的变化。就在那年的十二月二十日，我以神经痛需疗养为由请假回到了阔别三年的家乡——日本新泻县。

我家周围依然如故。屋外白雪茫茫，一片银色世界；屋内炉火通红，温暖宜人。听母亲讲，由于实行了物资供给制，许多人生活很困难。我家约有三十亩水田，收获的东西可拿去换些白糖等东西，光景还可以。我偶尔也上上街，街上的气氛也依然如故，似乎战争的严酷性还没波及到这里。我几乎天天在家里闲呆着，浑身懒洋洋的，啥都不想干。

父母像是早就盼我回国似的，开始为我操办婚事。我已二十七岁了，即便再去中国我也不是以军人身份去，所以我开始觉得当县顾问还是有个老婆在身边好。我在父母的催促下相了亲，并商定半年之后结婚。未婚妻叫聪子，子妹四人，她是长女。

假期一个月时间，但即使过完假期，我也不想回中国去。一九四二年的新年我是在家乡度过的，虽从“灭绝作战”的恶梦中多少解脱出来了些，但对日本发动的这场战争产生的怀疑，却始终也消除不了。

二月初，接到一封来信。发信人叫三松，是我参加北支方面军司令部在北京举办的第二期县顾问培训班时的同学。他曾是我们中间的中心人物。来信是催我赶快归任，因为我已超假了。他在信中提醒我说，再不回去恐怕会被以逃亡罪论处的。神经痛的疗养时间当然越长越好，但确实已到了期限。他在信中告诉我说：你似乎不服山西的水土，故在一月一日的调动中，已把你调到河北省南和县任顾问了。对三松的好意，我十分感谢，但我还是很苦恼。我讨厌这种逃亡罪，况且，又处在严酷的战争状态下，所以也别无选择，只好听天由命了。打定主意后，我于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五日从新泻起身，再次前往华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