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军死字旗：当退无可退，向死而生便是唯一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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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初冬，四川安县。

冷雨如针，刺在170名青年的脸上。县长成云章颤抖着抖开一面五尺白布做成的旗帜——斗大的“死”字如一道惊雷劈进人群，广场瞬间死寂。突然，一位老妇嘶声哭喊：“那是王者成老汉给儿子的裹尸布啊！”

三天前，王者成得知儿子王建堂组建“川西北青年请缨杀敌队”即将出征，彻夜未眠。这位爱唱《岳母刺字》的私塾先生，最终铺开白布，墨走龙蛇。

死字旗

旗帜的正中写着一个斗大的“死”字，古朴凝重，力似千钧，十分醒目。

右侧写道：“我不愿你在我近前尽孝；只愿你在民族分上尽忠。”

左侧写道：“国难当头，日寇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份。本欲服役，奈过年龄。幸吾有子，自觉请缨。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

“死”字旗，是父亲给儿子的最后一道护身符：不是保他不死，而是保他不怕死。

县长含泪诵读“死”字旗上的文字时，送行人群已哭倒一片。有妇人将磨得锃亮的菜刀塞给儿子：“带上它，三餐切菜，上阵多砍鬼子！”有老人颤巍巍捧出干辣椒：“川外冷，嚼一口，别让身子冻着！”

王建堂背负“死”字旗，在战场上书写怎样的传奇故事？身经百战，他最终有着怎样的人生结局？见证历史的“死”字旗，如今在哪里？

当王建堂从县长成云章手里接过“死”字旗，披在自己身上时，此刻的淞沪战场，正浸泡在25万中国军人的鲜血中：自8月13日会战爆发以来，中国军队每天阵亡一个师。缺乏反坦克武器的士兵们，绑满手榴弹扑向钢铁巨兽。面对汹涌而来的敌人，战士们前赴后继，将战友尸体堆成工事继续射击。

“死”字旗上的“伤时拭血，死后裹身”八个大字，竟然成为前线的真实写照。

王建堂出征后，被编入第二十九集团军第四十四军，先后担任过排长、副官、连长、司令部参谋、副营长等职。他背负“死”字旗，参加大小战役数十次。每次在战场上遇到危险任务，他都主动请缨，担任敢死队长，冲锋在最前线。

由此，他负伤4次，多次立功受勋。每一次负伤，他都是用“死”字旗擦拭、包裹伤口，实现了“伤时拭血”的誓言。

父亲赐予的“死”字旗，给王建堂带来了好运气。

有一年，王建堂担任副连长时，分管全连一百多号人的后勤军需。一次连里发完饷，有一枚银元因有缺损而未发出。王建堂便将它放在上衣口袋里，闲暇时拿在手里玩弄消遣。

又一次战斗打响，王建堂和战友们冒着敌人密集的炮火向日军阵地冲去。在冲锋中，战友们不断倒下。突然，王建堂感到小腹右侧一阵巨痛，知道是中弹了，但仍然憋着一口气继续向前冲。

川军

战斗结束后，王建堂感觉负伤的部分不怎么痛了，伸手去摸，发现那枚银元被子弹打凹变形，陷在右腹表面的肉里。那枚带缺的银元，奇迹般地救了他一命。

“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战争结束了，王建堂平安回到了家乡，受到父老乡亲迎接英雄一般的待遇。1949年12月，王建堂随部在成都起义。1981年，他被聘为北川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委员，撰写了多篇有史料价值的回忆文章。

但是，令人感到遗憾的是，那面浸透鲜血的“死”字旗原旗，早已遗失在战火中。

1987年，古稀之久的王建堂颤抖着手，凭记忆复制旗帜，侄子王烈勋站在一旁，看着伯父悬腕蘸墨，一气呵成地写下那80多个字。“他写得很快，像把心里那口气灌进笔里”。

2008年汶川地震，复制旗再次被毁坏。2018年，侄子王烈勋寻得相同土布，根据照片与视频，第三度挥墨重书“死”字，再度复制了这面旗帜，接过传承的接力棒。

2025年是抗战胜利80周年，王烈勋抚摸着旗上的暗褐字迹，对青少年说：“这旗上有十六个字最重——伤时拭血，死后裹尸；勇往直前，勿忘本分。”窗外雨声淅沥，恍若1937年安县广场上的呜咽与呐喊。

今日建川博物馆内，复制的死字旗静静垂悬。玻璃柜外，少年们凝视着那个墨色淋漓的“死”字——

它曾是裹尸布，如今却是民族脊梁的图腾：当退无可退，向死而生便是唯一的生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