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南夷到益州郡：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演进的云南样本

日前，“从西南夷到益州郡——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展览在云南省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由云南各地的20家文博单位联合展出，云集晋宁河泊所遗址、江川李家山古墓群、官渡羊甫头墓地、祥云大波那遗址4个“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项目重点文物，以及祥云红土坡、宁蒗干坝子、曲靖八塔台等60余处遗址的最新考古发现，也是一次对云南省30多年来重要考古成果的集中展示。

展览分为“星汉灿烂”“古滇华章”“万里同风”3个单元，共展出470件（套）展品，其中珍贵文物超300件，涵盖青铜器、陶器、漆木器、简牍、封泥、金器、宝玉石等。展览以史籍记载结合考古实物的形式，勾勒出战国秦汉时期云南从西南夷到益州郡的历史画卷，生动展示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演进中的云南样本。

▲ 展厅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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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夷：共同创造出多元共生的西南边疆青铜文明

战国秦汉时期，云南分布着滇、昆明、徙筰、哀牢、句町、劳浸、靡莫、漏卧、巂等众多部落、族群，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将他们统称为“西南夷”。展览“星汉灿烂”单元系统展示了西南夷各族群的文物，通过青铜兵器、装饰品、生活用具，勾勒出各族群交往交流交融、共同创造出多元共生青铜文明的边疆文化图景。

历史记载，“哀牢”族群主要活跃于两汉时期，是当时滇西南地区最强大的族群之一，时常与周边的“昆明”族群发生战争。“哀牢”最具代表性遗存为昌宁大甸山墓地。展览上，出土于昌宁大甸山墓地的折柄立鸟铜弯刀，曲尺状柄，刀背上有四个鸟形装饰，是“哀牢”族群极具代表性的武器和礼器。昌宁大甸山墓随葬品丰富，其中的铜弯刀、靴形铜钺、铜盒、铜指护、铜牛角形器等青铜器，不仅展示了“哀牢”族群的制作工艺水平，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和宗教信仰。

▲ 彩绘葫芦形双耳铜壶（广南县牡宜遗址出土）。

展品动物形铜杖首为流行于“昆明”族群的典型器物。杖首由动物形装饰和圆柱形銎管组成，杖首的銎部中空，可纳柄，动物立于銎管顶部，形象多为鸡、鸟等。近年来，云南考古发掘中，杖首出土量大，仅祥云红土坡14号墓就出土194件。据考证，杖首应为礼仪用具，或用于节庆、祭祀等场合，或作为明器在墓葬中使用。

祥云大波那遗址是目前发现的滇西地区战国至西汉时期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墓地，出土遗物众多，文化面貌较为一致。大波那遗址的大型墓葬均发现有大型的棺椁葬具，葬具的使用和构件制作有一定规制，反映了社会组织结构已相对成熟，社会分层、阶级分化、贫富差距明显。其中，1964年出土的铜棺是云南迄今发现的最大的青铜铸件，造型独特、制作精美，范铸而成，体现了较高的青铜冶铸能力。祥云红土坡墓地、大波那遗址出土的众多遗物，为研究洱海区域“昆明”族群的文化和社会状况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 圆形兽面纹铜扣饰（曲靖湛大屯墓地、八塔台墓地出土）。

“劳浸”“靡莫”等族群主要活动在以今曲靖为中心的滇东地带，他们与“滇”族群同姓相扶，重要遗存有八塔台、横大路、潇湘平坡等墓地，出土器物与滇中地区有较多共同之处，充分显示出二者的密切联系。展品人（兽）面纹铜扣饰是曲靖地区出土文物中富有特色的装饰品，扣饰多为圆形，扣面中部多有人、虎、猴、狐等纹饰。这种类型的铜扣饰在昆明呈贡天子庙、曲靖师宗大园子等墓地也有发现，是这些地区文化交流与融合的重要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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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滇国：博采众长、特色鲜明的文化风貌

根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西南夷地区“君长以什数”，其中“滇”的势力最大。展览的第二单元“古滇华章”，通过晋宁石寨山和江川李家山等滇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墓地出土文物，展示了战国时期滇池之畔强大的区域政权——滇国。

晋宁石寨山墓地和江川李家山墓地均为古滇国的重要遗址，根据其分群埋葬的迹象，可以看出滇国的社会等级和贫富分化。随葬品中，以铜鼓、贮贝器为代表的本土权力象征物，与中原地区以鼎、簋为代表的礼制系统区分开来。另外，铜质生活用具和装饰品、金质和宝玉石装饰品往往也被视为财富与地位的象征，多出现于大、中型墓葬中。

▲ “益州”云纹瓦当（晋宁河泊所遗址出土）。

战争是滇国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战争加速了社会财富的积累和社会分化，同时也促进了族群间的往来。展品中，晋宁石寨山墓地出土的鎏金掳掠铜扣饰，展现了古滇国两个武士与滇西昆明人作战后满载战利品凯旋的情景。

“滇”与“昆明”是青铜时代云南两个强大的族群。滇人“耕田，有邑聚”，滇池“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滇西的昆明人“随畜迁徙”，双方经常因为争夺生存资源而爆发战争。滇人兵种有步兵和骑兵，武器也是西南夷中种类最全、最精良的。此次展出的许多兵器上，都有精美的平面纹饰或立体人物、动物形象，似是用作仪仗器，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

出土于江川李家山墓地的展品纺织场面铜贮贝器，则反映了滇人生活的另一面。器盖上立雕10人，皆为女性：中央鼓上跪坐一个贵妇，通体鎏金，贵妇身边放有壶、豆、盘等器皿；旁有3个侍女，分别捧送食盒、执伞，跪坐听候差遣；周围有两人一坐一立，面面相对作理线状；另有四人面向中央席地而坐，用“腰机”织布。该贮贝器器盖上的人物形态栩栩如生，主题突出，表现的是古滇国贵妇主持纺织活动的场面。贮贝器本为存放贝币的器物，不过，它的工艺价值远超其实用功能，为研究滇国时期的纺织、发饰、服装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 纺织场面铜贮贝器（江川李家山墓出土）。

滇文化博采众长，形成了独树一帜、特色鲜明的文化风貌。滇青铜器以写实著称，很多都是立体铸像与平面纹饰并重，场景刻画细腻逼真，如战争、狩猎、祭祀、纺织等，生动再现了滇国社会历史的鲜活场景。滇人铸造工艺精湛，灵活运用范铸法、失蜡法、分铸熔接等，同时采用鎏金、镀锡、镶嵌宝石等多种装饰技法。璀璨的滇青铜文化对云贵高原及东南亚等周边地区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亚洲乃至世界青铜文化中独放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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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州郡：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历程的见证

西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在滇国置益州郡，标志着云南部落、族群林立的时代结束，西南夷正式纳入中央郡县制管理体系。展览的第三单元“万里同风”，通过众多考古出土的封泥、简牍，展现出汉代云南在政治制度、文化模式、经济发展、精神信仰等各方面发生的巨大变化，见证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演进。

2018年，考古工作者在对滇池东南岸区域的系统考古调查中发现“滇国相印”封泥；2021年，发现“益州太守章”等封泥，以及大型建筑遗迹；2022至2024年，大量简牍和封泥出土……经过多年的考古发掘，位于昆明市晋宁区上蒜镇河泊所村附近的晋宁河泊所遗址被确认为益州郡郡治所在，遗址西片区为滇国都邑，东片区为益州郡郡治。

▲ “滇国相印”封泥（晋宁河泊所遗址出土）。

封泥又叫“泥封”，与邮传相连。汉代，文书或物品在邮传前要进行封缄与登记，用绳封缄，在结绳交结处封上黏土，盖上印记，以防私拆，这就是封泥。河泊所遗址共发现封泥2000余枚，其中数量最多的是官印封泥。此次展出了河泊所遗址出土的“滇国相印”“益州太守章”“建伶令印”“同劳丞印”封泥，包括这些在内的涵盖益州郡24县20个地名的封泥，连同越巂郡、犍为郡、牂牁郡、永昌郡等周边郡县的太守、都尉、守丞封泥，勾勒出益州郡的行政网络及职官体系。

西汉时期，中原王朝册封地方滇王，采取“以其故俗治”的策略，同时设置滇相等行政体系，将文书、职官、户口、赋役、法律等制度引入当地，并传播儒家思想，形成新旧并行的创新规制。“滇国相印”等封泥的发现，证明西汉置郡后对云南实施了有效管理。

大量简牍的出土，更加揭示出汉王朝对云南的治理细节。河泊所遗址出土的简牍可见“益州郡滇池戹同里”“比苏律乡橙里”“都乡同狼里”等，表明汉王朝设置益州郡和建24县后随即进行了设乡和置里。秦汉时期，县下设乡，每乡置里，乡里即基层行政组织。通过户籍编制将人口固着于乡里体系之中，实现对人口的有效控制。

展品简牍“建伶髡钳吴屯代杨闵”，则反映了置郡之后汉朝律法在云南地区同步实施，不仅维护了中央王朝权威，也促进了云南社会秩序和经济发展。

汉开西南夷后，不断地向南方大规模移民实边。从出土的众多汉式陶质屋宇、炊爨饮食器具以及灯具、铜镜、洗等生活用具可以看出，中原生活风尚渗透进了西南夷社会的方方面面。这些随葬器物不仅见证了西南夷地区人们的物质生活与内地逐渐趋同，也反映出西南夷各族群与汉族移民的交往交流交融，书写了西南边疆和合共生的美丽篇章，烙印着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文化基因。

（作者单位：云南省社会科学院）

监制 |肖静芳

统筹 |安宁宁

编辑|周芳 吴艳

制作 |封煜靖

来源 |中国民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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