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林: 亲历77高考, 一个县委干部的割舍与抉择

原题

喜逢柳暗花明

终归梦想成真

——我的1977高考

亲历回顾有感

作者：许 林

1977年，随着小平同志的再次复出，国家恢复了中断多年的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使千千万万的青年和他们的家庭迎来了命运的重大转机，在全社会引起强烈反响。我作为那个特殊年代那场特殊高考的参与者和收获者，自然对它有着深深的记忆和非同寻常的感受。

我刚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时，那股兴奋劲简直难以言表。因为上大学是我儿时起就有的梦想，只不过随着社会的变迁和高考制度的废除，使得我的这个梦想逐渐逝去。尽管从1973年开始，大学的校门以特殊的方式向特定的人群放开了一个口子，但人们都知道，那时被推荐到高校尤其是知名高校就学的幸运儿，大多是有权有势有背景人家的亲属，再加上作为点缀的所谓典型和模范人物，平民百姓很难有这种福分，所以我那时只能作为局外人看看热闹而已。而恢复高考的消息，让我在无奈绝望之中突见柳暗花明，一派“喜大普奔”景象，我那原已逝去的梦想开始复燃了！

在兴奋了一阵之后，我开始冷静下来问自己：国内政治形势和政策还会反复吗？自己已经在县委机关工作，工作环境和条件都是县里最好的，个人前途也是一片光明，这样的工作说不要就不要了吗？读大学以后一定会比现在好很多吗？

再说，自己正式工作还未满五年，按政策不能带工资上学，所以上学期间不仅不能在经济上帮助家里，还会给本不宽裕的家庭加重负担，家人能够并且愿意承受吗？

还有就是自己每天工作都十分紧张，复习时间根本得不到保证。当时不仅没有星期天一说，晚上还要经常加班，会议期间更是要通宵达旦。而没有足够的时间去专心致志地搞好复习，能考得上吗？……。思前想后，我不禁有些犹豫了！

我该怎么办？我静下心来对自己的实际情况和相关态势进行了分析和思考，觉得自己有条件、有基础、有必要去搏一下，成功的可能性应该还比较大。

一是我的家庭有着重视教育的背景。我的外祖父受过严格的私塾教育，很有才学。尽管因为历史问题屡受政治运动冲击，但他对晚辈在学习方面的要求始终十分严格。我的舅舅从事教育工作数十年，在教育界颇有名望，还荣获过徐特立教育奖（湖南省人民政府设立的湖南省教育系统最高综合性奖项，25年来已评选８届，仅有96位教育工作者获奖），他一直是我学习上的指路人和督促者。我和弟弟们是靠母亲含辛茹苦抚养大的（我父亲因为艰苦的军旅生涯积劳成疾，南下到湖南工作不久就不幸英年早逝），母亲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她坚信孩子们不读好书就很难有出路，从而总是把我们的学习当作最大的事。因此，尽管那时政治运动多，生活条件差，知识分子被打压，读书无用论盛行，但我们的大家庭内部始终有着一种崇尚知识、热爱学习的小氛围，我们在其中潜移默化地受到熏陶。

二是自认为学习基础相对较好。我一直喜爱学习，学习成绩在所就读的学校总是名列前茅，属于那种老师乐意教、自己主动学的学生。小学阶段受到了比较完整的正规教育。高中时正赶上一波所谓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在那个政治挂帅的年代里难得地碰上了抓教学质量的短暂时光，让我们这些对学习有兴趣的学生有了发奋和表现的机会，并受到鼓励和重视。回想起来，那段时间还真正是学到了一些东西，为我后来的复习高考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三是高中阶段遇上了几个业务能力和教学水平超强的好老师。语文老师是全县德高望重的教学标杆，再干涩的课文也可讲得风趣生动，深得学生喜爱。数学老师出类拔萃，70年代中期就被高校调去，后来成为数学教授。物理和化学老师水平一流，教学很有经验，都是正规大学毕业并有留校任教的经历，后因为家庭或政治原因才到中学当老师。英语老师也是佼佼者，80年代初就调到全省知名的长沙市一中任教，并担任湖南电视台中学英语教学节目的主讲。这几位老师对我的影响和帮助很大，使我受益匪浅。他们都积极支持我参加高考，并对我寄予厚望。

四是高中毕业后的那几年我仍然坚持学习。由于弟弟下乡我得以留城，所以与下乡知青和回乡知青相比，我就多了一些学习时间和机会。在废旧物资回收公司做临时工的几个月里，我幸运地有了接触大量废旧书刊的宝贵机会，趁机收阅了不少书。在街办工厂从事电动机修理工作期间，工作需要逼着我把中学物理特别是电学部分认真地学了一番。

在县委机关工作的三年多时间，每天除了和文件及文字材料打交道之外，几乎就是开会学习、写心得体会和各种批判文章，个人的早读和晚读也是必不可少，领导还会不时过问和检查。尽管当时工作和学习中所涉及的内容大多是充满政治口号的应景文章，但对自己语文水平的保持和提高还是有帮助的。

五是认为所在单位不会给我什么压力。与社会上对恢复高考那种欢天喜地的热情不同，我们单位大多数机关干部对此反应平淡谨慎。他们有的可能是被多年的政治动荡弄怕了，觉得眼前的政治局势还不是十分明朗与稳定，故不愿或不敢暴露自己的真实想法，担心又犯错误。有的可能是受当时流行的价值观所局限，的确还没有真正认识到恢复高考的必要性和重大意义，更没有意识到从此以后几乎每个家庭、甚至每个人都会与高考密不可分。

当时，整个县委县革委机关仅我一人准备参加高考，我感觉领导和同事们对我参加高考的态度是不冷不热，鼓励支持的不多。对此我虽然有些不爽，但觉得这样也好，因为只要我不耽误工作，单位就应该不会对我有什么压力。

经过这样一番分析和思考之后，我终于下定决心并想好了对策。认为参加高考是人生的重要经历，现在好不容易有了机会，就不应该轻易放弃，否则就可能抱憾终身。高考一定要参加，但也绝不能不管不顾地一意孤行，要争取单位领导和家人的理解与支持。复习绝对不能影响工作，因时间有限只能选择重点突破方式，至于最终复习到什么程度，考试能得多少分数，只要自己尽力了，那就听天由命吧。

总之，考上了更好，考不上也不要紧，因为自己投入的时间和精力只有那么多，身上也没有大多数考生要背负的那种解决就业和改变命运的沉重压力。如考上中意的学校就去上学，没考上中意的学校就继续留在原单位工作好了。这样一想，我感觉压力骤减，心情轻松了很多。

我当初是这样想的，后来也都是按计划这样做的。备考期间仍每天坚持上班，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复习则全靠业余时间进行，根本没办法做到全面系统，也没有参考什么辅导资料，只是有所侧重地加强了一下自己认为的重点。除了考试那两天外，没请过一天假。

考试时，我既不是太兴奋，也没有太多的紧张感。遇到把握不准甚至不会做的题目，我没有感到特别意外，更没有惊慌失措。因为看到每场考试总有不少考生无可奈何地早早离场，我的自信心越来越强。考试完之后，我也没特别在意录取通知书一事，还是正常上班，完全没有那种急切盼望和忐忑不安的心情。

大约是1978年2月下旬的一天上午，收发室要我去签收一封挂号信。我一见到湖南大学的信封，就感觉可能是录取通知书，因为我填的志愿中有湖南大学。我撕开信封，发现还真是湖南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我被录到电子工程系半导体专业（专业与自己填报的不同）。给我带来意外惊喜的是录取通知书里还附有困难学生可申请助学金的有关表格和说明，这就基本解除了我在经济方面的后顾之忧，让我心里有底了！

历史给我们开了一个玩笑，没想到在高中毕业整整五年之后，在我对上大学已心灰意冷甚至绝望之时，竟然喜逢柳暗花明，我的儿时梦想终于成真了！

虽然拿到了录取通知书，但我对大学毕业后的去向，还停留在当时大学生毕业分配所实施的哪里来那里去的思维层面。

我印象较深的一件事是县计委的一个同志听说我学的是半导体专业，就带点怪笑地对我说：“以后就到县广播站去工作吧！”那神情似乎告诉我：“你何必如此折腾，到头来还不如现在。”我当时无言以对，只能一笑了之。所以当我去湖大报到时，既没有太多对未来的憧憬，也没有对家乡的依依不舍，因为我真以为还是要回来的。

1978年3月初的一天，我把行李托运，自己提着一个当时大家都爱用的旅行帆布袋，怀揣入学通知书，就此告别生活了23个年头的常宁，先是登上前往衡阳的长途汽车，再从那里转乘火车直奔长沙，到了岳麓山下的湖大，开始了我从小就向往的大学生活。

现在来回顾那场40年前的高考，尤其是用现在的眼光去审视自己当年的所思所想和所作所为，的确是感慨良多，现选择两个方面的感受与大家分享：

一是当年选择参加高考是明智的、完全正确的。从大的方面看，这顺应了时代潮流。从个人得失看，应该是得远远大于失。失是暂时的、个别的、可算得到的，而得是长远的、全面的、无价的。参加高考，接受正规的高等教育，不仅使我圆了从小的“大学梦”，更重要的是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拓展了才干，丰富了人生阅历，获得了更多的发展机会。

从湖大毕业后，我先后到长沙半导体材料厂（743厂）从事技术和管理工作、到中南工业大学（原中南矿冶，现中南大学）管理系读研、到中美合资企业担任中方总经理、到中国有色金属进出口湖南公司从事对外经贸工作担任部门经理和副总经理、到湖南省有色金属管理局从事行业管理工作担任规划和科技部门负责人。

我虽然没有象很多同学那样做出为母校增光添彩的骄人业绩，更没有成为令人瞩目的科学家、技术权威、高官或富豪，但也算是小有成就、有所作为，尤其是得到了单位领导和同事们、同行们的高度认可，没给母校丢脸，我心满意足了！

况且，在这期间，我也曾有过很好的机会去高校和科研单位从事教学或专业研究、去省市党政部门从政、到海外或深圳工作、到大型国企任职拿年薪，只不过是因为种种原因，这些机会有的被我主动放弃了，有的被我错过了，这可能或多或少地辜负了亲友们对我的殷切期望。

二是当年如果能以破釜沉舟、孤注一掷的心态给自己加压，主动切断后路，心无旁骛集中精力复习，全身心投入高考，结果会是怎么样呢？我想会有两种可能：或许因为压力太大，考得一塌糊涂而名落孙山，原有工作和上大学两头落空；或许考出更好的成绩，被更有名气的学校录取。究竟是何种结果，现在当然不可能去验证。但唯一可以确定的是，这都不是我现在想要的结果。

因若如此，我就会与我深爱的母校——湖南大学失之交臂，就不可能与如此之多的湖大师长和校友相会相识相知，特别是就不会有机会与我终生挚爱的半导体77级的36位兄弟姐妹在岳麓山下共度那令人刻骨铭心的四年美好时光。

本文摘自《峥嵘岁月1978—2018：湖南大学半导体77级入学40周年纪念文集》，2018年印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