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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6月,我上任山西省文化厅长。不久,省委老书记把我和副省长白清才叫到他的办公室,交代一项任务:维修一条从大同到普救寺永乐宫的以文物为主体的旅游线,准备开放。8月,白清才在五台山主持召开了一个规模不小的论证、规划会。具体的文物维修工作由文物局去做,那么,文化厅该做什么呢?我想到创作旅游戏。我是把这个想法,与改编传统本戏一起给创作人员讲的。大家都很熟悉,说话也随便,有的就将我的军:曲厅,你来一下怎么样?
我当然不敢怎么样,我没有写过剧本。被将了军之后,就试着改了两个传统戏,即《崔秀英》《富贵图》。第三个戏是改编的民间故事《宋丑子》,多少沾一点旅游的边儿。第四个就是旅游戏了:《桐叶封弟》,后来改名为《桐叶记》。
我所以首先试着写“桐叶封弟”,是由于我在“文革”后期至我上任文化厅,经常陪着北京和全国来的艺术家游晋祠,看圣母殿里的塑像。导游员王铁萍不拿教鞭,也不拿扩音器,就是不高不低的原声讲述“桐叶封弟”的故事。听得多了,就渐渐地形成了完整的故事,自我玩味,颇有意思。
当然这和考古不同。历史的真实是:叔虞封来时是唐国,是现在的翼城,不是太原,在他儿子手里才改名为晋国。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辉煌的建筑,却是宋代的圣母殿。虽然有考古专家说,圣母殿是为宋仁宗的养母刘娥塑的,但是从宋代开始的宣传,就说是为叔虞的母亲塑的,并且演绎出王铁萍讲的故事。我的剧本《桐叶记》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写的。当然,我也翻看了一些文献资料,不至于把戏说弄成了胡说。且不参与历史的辩论,不把我的剧本变成论证叔虞封在太原的佐证。
要把一个简单的故事弄成一台大型古代故事戏,在人物情节上需要调整和虚构。历史记载,劝周成王分封叔虞的是周公,我把这个重要情节,张冠李戴给了成王叔虞的母亲邑姜,周公也就从有到无了。为了调节叔虞的情绪,虚构出个虞妃来。成王为了监督叔虞,派来个佐曲。晋国有名有姓的那几个臣子,也都是无中生有的。
草稿写出来后,在一个星期天,请了梁波、胡国安、陈柱三人,在办公室商量了半天,他们三人毫不客气地砍掉了一半,因为过了黄河以后,与原来的戏不挂钩了,成了另一个戏了。于是后半部戏,把原来的“问策”挪在“祭河”时,在“植桐”以后,叔虞被召回镐京,软禁起来。在母亲邑姜的劝说下,特别是佐曲汇报了叔虞兴晋的举措和对兄长的感念实情,使成王释疑,并亲送叔虞归晋,为纪念母亲邑姜的恩德,修殿塑像,把宋朝的好事,挪给了西周。
在二度创作上,体现“以歌舞演故事”的艺术风格。舞蹈部分比较重,不仅塑像时让侍女们动起来,而且在祭河、植桐时也都有群舞。即使是平乱时的武打,以及在水中的挣扎,也都有舞蹈的成分。邱书芳创造出了侍女的舞姿,吕荣贵量体裁衣,让侍女们随着舞姿飘起来。
这个戏的唱腔,既有传统的,也有戏歌。如改造了的“绸缪”与序歌、尾声,就是唱的曲牌,而邑姜、成王、叔虞、虞妃的几段独唱和重唱,则基本上是原味的晋剧唱腔,唱的听的都可过瘾。整个音乐由孙志勇设计,既不离晋剧院整体音乐的习惯,也有某些孙志勇自己的惯用音乐语句,总体上看,就是《桐叶记》的音乐。而配器,则要丰富一些,因为有战争场面,有渡河的场面,有栽桐树的场面,有深沉的夜晚,光靠四大件很难表现出来。在舞台美术设计上,我顽固地反对堆砌钢材木材,要求虚、软、轻,追求诗情画意。
归根到底靠的是导演组雷守正、王兴振、萧桂叶他们的把握、创造,温明轩、陈晋元、刘和仁的幕后操心。可以说,《桐叶记》动员了整个晋剧院的创作实力。
《桐叶记》推出了整个演员阵营,不仅把张智、栗桂莲、张瑞杰、杨爱莲推到了主角的位置,孙昌、温定龙、卢士龙、苗洁、王晓平、陈红、陈转英、常香果、张向英等,全部做了配角,真正开成了一园花。后来梅花、文华、白玉兰、杏花,都在这里开放。
《桐叶记》再次表明:繁荣戏曲,一要有人才,二要有剧目。
2021年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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