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无寸高”，青州云门山“天下第一寿”到底有何来历？

□张书功

青州云门山主峰北侧的巨型“寿”字，刻于明嘉靖三十九年，高约7.5米，宽约3.7米，单是下方的寸字就有2.3米高，故当地有“人无寸高”的俗语，被誉为“天下第一寿”。关于这一寿字的由来，流行“雪蓑为衡王献寿”说，但真相并非如此，我们不妨从史实出发，揭开它的真正面目。

“雪蓑献寿”传说

民间故事称，第二代衡王朱厚燆好大喜功且附庸风雅。他六十寿辰时，下了一道手谕：谁献的寿礼最贵重，就让谁坐寿宴首席。消息一出，青州府的权贵、商贾争相献礼，珍珠玛瑙、珊瑚翡翠，寿酒仙桃、参茸灵芝等珍品琳琅满目。

寿宴当日，时近晌午，开宴在即，众人翘首以盼首席归属，一个衣衫褴褛、满胸泥垢的道士，手执拂尘大摇大摆步入宴厅。这人自号“雪蓑”，青州人只知他浪游东土，不知他家乡与真名。他脾气古怪、嗜酒，醉后常嘲骂王公，但擅长书法、绘画，会作诗。由于当朝嘉靖皇帝及衡王信奉道教、宠信方士，权贵们也不敢轻易招惹他。

雪蓑旁若无人地径直坐上首席，满厅宾客惊愕不已。众人纷纷质问他献了什么贵礼，竟敢如此傲慢？雪蓑笑而不语，径直引众人至院中，以拂尘指向正南云门山——只见云洞西侧石壁上突现巨大寿字，金光四射。众人明白，这是取“寿比南山”之意。宾客见状无不自愧，衡王亦喜出望外，亲为雪蓑斟酒，却暗自疑惑寿字为何发光。

宴席散后，衡王携众人登云门山察看，方知寿字实为泥巴塑成，外粘麦秸，在阳光照射下闪闪发光。此时骤降大雨，寿字被冲得狼藉，雪蓑却已无踪影。

衡王虽恼怒被戏弄，却也不便发作，遂命王府典膳官周全重新书写寿字，令石匠刻于悬崖之上。此石刻寿字虽神韵不及雪蓑所造，但体量极大，仅下方寸字便有一人多高，由此衍生出青州俗语“人无寸高”。

细究史实，这个传说漏洞明显：一是明代官方史料、方志无明确记载，只清康熙《青州府志》卷二十《仙释》“雪蓑”条下有“今云门山有大寿字，在峭壁上，颇为遒古”，史载有误，后人据此附会、添枝加叶，形成传说；二是朱厚燆生于明弘治十五年（1502年），寿字刻于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这年衡王虚岁59，并非60岁“大寿”；三是明代等级森严，雪蓑即便倚仗嘉靖帝对道教的尊崇，也不可能当众戏弄藩王；四是寿字规模宏大、工艺精湛，显然是精心规划的官方工程，绝非仓促而就。

与寿字同时期的工程性质

云门山寿字左侧明确镌刻：“大明嘉靖三十九年九月初九日，衡府内掌司冀阳周全写。”寿字书写人周全，自称“衡府内掌司”，说明寿字工程的主导者是衡王府，也就是第二代衡王朱厚燆。据《明史·诸王世表》：庄王朱厚燆，嘉靖十九年袭封衡王，隆庆六年薨。而周全的实际职务，据光绪《益都县图志》考证，实为“典膳官”，俗称内掌司，负责王府内祭祀、宾客接待、饮食等事务。周全实为这项工程的具体负责人或执行者。

朱厚燆在位期间，衡王府与周全在云门山还有多项活动。一是开凿万春洞。万春洞在云门山阴东北侧，洞口高1.6米、宽1.2米，深5米。洞内南侧雕石床，上刻陈抟高浮雕卧像，枕书而眠。洞口上方题“万春洞”（字径1米余），落款“衡府内典膳冀阳周全开凿”；洞内陈抟像上方的诗刻，亦落款“内典膳冀阳周全书”。此处虽无明确时间，但从落款可知，与寿字同属朱厚燆在位时期。《云门山志略》则记为嘉靖四十年。

陈抟，字图南，号扶摇子，亳州真源人（今河南省鹿邑县），生活于五代末至北宋初，宋太宗赐号“希夷先生”，被奉为继老子、张道陵之后的至尊人物。传说他一觉能睡上百余天，更是活到118岁，故又号称“睡仙”，是长寿的象征。万春洞寓意“万寿长春”，与寿字意象呼应。

二是镌刻马丹阳浮雕像。在云门山阴寿字西侧下方，有浅浮雕“马丹阳祖师打坐真相”（左侧落款），像高80厘米，最宽处60厘米，为侧身打坐像。雕像右侧题“甲意子王西祁冀阳书”，“冀阳”为周全籍贯，这里代指其人。马丹阳，即马钰，号丹阳子，山东宁海（今山东牟平）人，金代道士，为道教全真教北七真之一，全真道遇仙派的创立者。此处浮雕从与寿字的位置关系，及绘画题材看也应与万春洞为同一时期。《衡王府编年》记为嘉靖四十年。

其他如“敬神如神在”题刻，落款“冀阳书”；嘉靖十三年（第一代衡王时期），衡王府贾玉与周全同道士重修“太山娘娘行宫”（道教庙宇），落款也是“冀阳书”。

如果把视野放到整个青州，朱厚燆在位时，衡王府主持的活动还有：嘉靖二十一年重修驼山昊天宫记碑，该碑记载了衡王府礼官李大纶与昊天宫道士杨永钦等重修昊天宫之事。清光绪《益都县图志》卷十三《营建志》：“嘉靖四十五年，衡府内典膳周全重修真武庙（有碑），并摹刻老子及海上七真像赞于石。”

通过对这些石刻进行研究可以发现，落款带有“衡府内典膳”“衡府内掌司”等官职的工程，一般规模大、书写规范，应属衡王府官方工程；仅落款“冀阳”，则规模小，书写随意，或为周全个人行为。但无论官方或个人行为，均围绕道教文化展开。

寿字诞生的文化背景

除前述石刻外，明代云门山的各类活动亦以道教为重心。如嘉靖《青州府志》记载：“张三丰，永乐间，隐于云门山之阳，修炼洞中，太宗赐号三丰，后莫知所终，今有张仙洞。”可见早期便有著名道士在此修行。据《青州碑刻文化》所录碑刻，有明确纪年或可准确断为明代的云门山石刻约为31块，可分为诗歌类、人名类、道教类、风景题刻四类。道教题刻多与衡王府有关，其他题刻则多是地方官员及文人的个人行为，这说明道教活动是当时云门山的主流。

从建筑看，明朝云门山上也以道教祠庙为主。光绪《益都县图志》记载：云门山“山半有灵官庙，巅有碧霞祠、关帝庙及东西阆风诸亭，明末荒圮殆尽。”“灵官”是明代兴盛起来的道教护法尊神，碧霞祠、关帝庙供奉的也都是道教的神仙。

在文人笔下，云门山也常与仙境、神仙联系起来。唐代《集异记》记载北海人李清入云门山访仙问道的奇遇，书中说“云门山神仙之窟宅也。”明代冯梦龙依此故事为蓝本改编为《李道人独步云门》，并收录于《醒世恒言》一书中，也说“云门山是神仙第七个洞府”。明人诗句亦多呼应这一意象，如明陈经“山门通上界，石室蔼清芬”；明钟羽正“门辟天回日月窟，云生幻出金银台”等。

这一是与云门山“有通穴如门，远望如悬镜，噏欱清风，吞吐云气”的自然禀赋有关，其洞穴、云气等特征，恰合道教“洞天福地”（以洞穴为成仙之径、云气为通天之媒）的仙境构想。二是与明朝的政治文化环境有关，特别是嘉靖年间，道教文化极为兴盛。嘉靖皇帝朱厚熜痴迷道教，大力推崇道教——频繁举行斋醮仪式，以“青词”（道教祭祀文）能力提拔官员，宠信邵元节、陶仲文等道士，大兴道观修建。在其推动下，道教渗透社会各层面，云门山的道教属性也随之强化。

寿字非为衡王个人祝寿

《诗经·小雅·天保》有“如南山之寿，不骞不崩”之句。《天保》是一首为君王祝愿和祈福的诗，这句话的意思是，祝愿君王或其统治如南山般长久稳固、永不衰败。所以南山之寿的本意是指向君王及其统治的。云门山在衡王府南，站在山上可“北眺郡城”，王府的“绿瓦朱楹，映日可辨”，其地理方位天然契合“南山”的象征属性。在此雕刻寿字，正是对《诗经》中“南山之寿”意象的直接继承与演绎，以直白的寿字传递万寿无疆、长久稳固的理念。

云门山作为“为帝王祈寿”场所，早有历史传统。唐代天宝十一年（752年），北海太守赵居贞曾在此举行一场声势浩大的“投龙祈寿”官方祭祀，并赋诗刻石壁记其事。据赵居贞《云门山投龙诗并序》：“登云门山投金龙环璧，奉为开元天地大宝圣文神武皇帝（唐玄宗）祈福也。”又说：“余选良日……躬行为圣上祈寿祝拜，焚香投龙。礼毕，有瑞云从洞门而出，五色纷郁，回翔空中，有声曰：‘皇帝寿一万一千一百岁。’”所谓“投龙”，是将写有祈愿的文简与金龙、金钮、玉璧等仪式性器物用青丝捆扎，投入山川以向天地神灵祈愿的国家典仪。其地点多选在道教的洞天福地，武则天、唐玄宗等皇帝多次派遣使者前往名山洞天投龙。这一传统表明，云门山自古便是为帝王祈寿的重要场所，明代寿字的雕刻显然延续了这一基因，指向更宏大的祈福对象。

寿字落成于明嘉靖三十九年九月初九日（重阳节），这一时间选择深含寓意。《易经》中把“九”定为阳数，九月九日，两九相重，故曰“重阳”。九是阳数中的最大数，两九相重，意味着阳气达到极致。古人常借此时开展祈福、祝寿等活动，以借节气之力增强仪式效力。如清康熙四十年（1701年），河道总督张鹏翮为治理黄淮水患，铸造了十六尊镇水铁牛。随从张鹏翮治河的张希良在其编著的《河防志》记载，这些铁牛于当年五月五日开始铸造，至九月重阳日完工。其目的是“重阳蒇事阳气宣”，即借助重阳的阳气与铁牛镇水的寓意相结合，增强其镇水威力，以达到永镇水患的目的。

此外，在道教文化中，重阳节更被视为“升天成仙”的吉日——不仅是张道陵、真武大帝等道教重要神仙的得道升天之日，也是部分神仙的诞辰，被认为是与天地神灵沟通、祈求长生的最佳时机。寿字择重阳落成，正是为借此时节的旺盛阳气与道教文化中升仙长生的特殊意涵，强化其祈寿的神圣性与效力。

还需补充说明的是，从制度上来讲，明太祖规定：“今诸王府宜各守定制，不得私有兴造，劳吾民匠，若有应须造作而不可已者，必奏请方许。”像寿字这样的大工程应需上报朝廷，如果申请是为衡王祝寿，这种可能性有多大？

综上，寿字的雕刻是对“南山之寿”传统的承袭，对“投龙祈寿”历史的延续，是根植于明代道教文化土壤而举行的一场“刻字祈寿”的官方活动。这一活动的核心目的，超越了为衡王祝寿的范畴，而是指向更宏大的祈福目标，即对君王长寿、升仙的祈愿，以及对国家江山永固、长治久安的期盼。

栏目策划/编辑 马纯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