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宋教仁当年不被暗杀

文︱关品方

宋教仁（1882至1913，享年31岁）是中国近代著名的革命先驱和政治家，在中国近代历史具有重要的地位，被称为“中国宪政之父”。

宋教仁是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人，1904年（22岁）参与创建华兴会，任副会长。同年，领导长沙起义失败，逃亡日本，进入日本法政大学学习西方宪法。宋教仁在日本期间结识孙中山，积极参与革命活动，1905年加入同盟会，任司法部检事长。

宋教仁对中国政治制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大约120年前，他已主张中国沿用中央集权，制定宪法以保障国家的统一和稳定。他认为应通过全国选举产生国会，由国会制定宪法，不受外部势力干涉，实现独立自主和民主共和。这概念到今天仍然适用。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他被任命为法制院院长，参与制定了《临时约法》。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遇刺，22日凌晨不治身亡。中国痛失英才，莫此为甚。112年过去，回望当年的刺杀事件，主谋应是袁世凯。他因为宋教仁积极主张内阁制，威胁到自己的统治地位而策划杀人。当年中国的政治局面就是如此动荡黑暗。

宋教仁的政治才能和革命贡献得到广泛认可。作为“中国宪政之父”，他的思想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直至今天。

回顾北洋政府执政的16年间（1912至1928），一共组阁46届，先后有30人担任过内阁总理或代总理，内阁成员不断更替，频繁得像走马灯，未能有效运作，中国实质上仍处在四分五裂的状态。当年的内阁总理（等同国务院总理）由总统提名，国会同意后任命。各部总长由总理提名，经国会同意后由大总统任命。内阁不对总统负责、只对国会负责。由于军阀混战和山头斗争，内阁制度始终未能有效运作。

1927蒋介石清共，杀人如麻，手段残忍。1928年蒋介石在南京建立的国民党政府，代表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本质是反动（逆潮流而动）政权，是专政独裁统治。在经济方面，采取有利于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的政策，维护封建土地占有，通过垄断金融机构控制全国经济命脉，形成官僚资本。政治方面，国民党坚持其专政政策、坚持要消灭共产党，通过《训政纲领》和《训政时期约法》确立独裁统治地位。外交方面，实行亲美反苏政策，对帝国主义妥协退让，对社会主义赶尽杀绝（反对农民分田分地，反对工人争取权益）。蒋介石政权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代表的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1928年蒋介石在南京建立政权并担任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军总司令，大权独揽成为最高领导人，拥有绝对决策权力，更兼掌握全国军事权力，对全国军队统一指挥。

16年间，中华民国的民主共和体制，倒退到专政独裁体制。宋教仁如果不早就被袁世凯刺杀，后来也会被蒋介石刺杀。中国共产党1927年揭竿而起，遂有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从1927至1949，国共两党激烈竞争，最终结果，清清楚楚。代表工农群众利益的中国共产党推翻中华民国、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宋教仁如天上有知、一直俯察中国的政制发展的话，笔者估计他会充分肯定当代中国的政治制度，人民民主、民族共和，不断改革创新，致力良政善治。从宋教仁奋斗的一生，可以看到今天中国的制度一路走来充满自信。

回望宋教仁短暂的一生，他为中国作出贡献只有短短9年，从1904至1913（22岁到31岁）。笔者认为，这已足以成就他在中国近代史上杰出人物之一。他的贡献主要体现在5个方面。

首先，他协助筹建国民党。宋教仁在国民党成立的过程中，发挥了核心作用。他不仅推动了同盟会的改组，还促成了同盟会与其他小党派，包括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以及共和实进会的合并，成功组建了国民党。这一功绩，对于统一中国革命力量、推动民主政治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不可低估。这是政党整合。

其次，他推广宪政理念。宋教仁是这方面的早期倡导者之一，把康梁“君主立宪”的概念重新整理构建，倡导民族共和。他认为国家治理应当基于民主宪法，强调法治、权力分立、照顾民生、保障民权。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是在首先是梁启超然后是宋教仁的政制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宋教仁认为应确立宪法的最高地位，建立一个民主法治的国家，保障人民的权利和自由，防止政府权力被滥用。他的这些理念对于推动中国从封建专制迈向现代宪政的转变，具有划时代重要意义。这是以民为主。

第三，他推动议会政治的发展，认为议会是实现民主政治的重要平台。他希望通过建立一个有效的议会制度，实现政党之间的合作，通过议会监督政府，确保政府的政策和行为符合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他的这些努力为中国的政治现代化进程奠定了初始的基础。这是议会制度。

第四，他致力政治实践，不尚空谈，勇于尝试。国民党成立后，宋教仁在制度建设方面已总揽一切，孙中山忙于和各地军阀割据势力纵横捭阖、与各国帝国主义势力奋力周旋。宋教仁将现代的组织形式和议事程序引入中国，为了推动国家宪政体制的进步。这是笃行实践。

他的努力可惜被反动派袁世凯剁断，壮志未酬而身先死，令人扼腕长叹。他如果多活14年到1927，看到俄国大革命成功（1917）、五四运动风起云涌（1919）、中国共产党成立（1921）后的迅猛发展，肯定会和孙中山一道推动“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1924），肯定会反对专政独裁的蒋介石清共（1927）。宋教仁在民国初始时期的尝试，虽然未能实现，但为后来中国的政治实践提供了宝贵经验。

最后，在宋教仁领导下，国民党取得选举的胜利。1913年，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选举，宋教仁凭借其卓越的政治智慧和组织能力，领导国民党取得了重大胜利。国民党在参众两院870议席中赢得392席（45％），虽然没过半，但其他三个主要政党（共和、民主、统一）加起来只有223席，其余255席尽皆零星落索，不成气候。国民党依然可以凭借其绝对优势影响参众两院。当年全国的政党和政团多达300多个，党派林立。政党的形成与当时社会政治格局的变动密切相关，从原有的革命派、立宪派、旧官僚三派势力分合而成，纷乱至极。民主选举之路，不可单靠投票、不可拔苗助长；估计宋教仁当年已有反思，可惜今天已无从向他请问。估计宋教仁的想法是大党领导小党、协商谋求共识。

宋教仁在国民党取得国会选举胜利后，准备以国民党党魁的身份赴北京组阁之际，被刺杀于上海火车站，年仅31岁。痛失英才，痛心疾首，十分可惜，

孙中山（当年47岁）在宋教仁遇刺后撰写的挽联，以深沉的笔触缅怀其革命功绩，笔者现仍记得。

“三尺剑，万言书，美雨欧风志不磨，天地有正气，豪杰自牢笼，数十年季子舌锋，效庄生索笔；五丈原，一抔土，卧龙跃马今何在？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洒几点苌弘血泪，向屈子招魂。”

当年宋教仁推广民主宪政的努力是否过于超前？这问题值得研究，可以从多个维度进行分析。他的宪政理念在当时中国社会背景下具有前瞻性，但同时面临现实条件的限制。他提出依法治国、民主宪政的口号，积极倡导议会政治和责任内阁制度；这些理念在当时的中国无疑是先进的。但封建专制思想根深蒂固，当年中国民众普遍还缺乏现代政治意识。宋教仁通过《民立报》等媒介传播宪政思想，推动了人民对民主政治的初步认知；但社会基础薄弱，宪政理念极难推广。当年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仍然以农业为主，教育水平低下，大多数农民群众对政治参与缺乏认知、没有兴趣和能力。国会选举产生的议员与工农基层民众脱节，宪政实践缺乏广泛的群众支持，是半生不熟的一锅粥，不成气候。当年的政治环境十分复杂，北洋军阀势力强大，山头临立，各自的私心驱使他们投靠外国势力以维持个人权力，怎会让出权力给民主议会？国民党内部对于宪政的具体路径也存在分歧。孙中山主张总统制集权于一人，宋教仁坚持责任内阁制向国会负责。宋孙之间也有矛盾。国民党内部的分歧，削弱了当年宪政力量的整体凝聚力。

从历史背景的角度看，宋教仁的宪政尝试确实显得超前。中国当年已长期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环境之下，引入民主制度需要一个较长的过渡期以培养民众的公民意识和社会的适应能力。关键在教育，极不容易。但这方面的困难，不能否定孙教仁对推动中国近代民主进程的重要贡献。他为民主共和捐躯，举国恸悼。他是为宪法流血的第一人。

新中国成立后，人大和政协制度在民主宪政方面具有显著的优越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广泛的代表性，权力集中统一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能够高效地制定和执行政策，保障国家的稳定和发展。中国践行民主集中制原则，在民主基础上集中，在集中指导下民主，互相结合，既发扬民主，又保证国家权力集中统一、高效运行。

人民政协制度是协商民主的重要形式，全国政协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通过协商民主，各党派团体、各族各界人士能够进行广泛协商，提出意见建议。

政协委员人才荟萃，有广泛的代表性和包容性，来自不同的党派、团体、界别和民族。这种多样性使得政协能够汇聚各方智慧，为国家的发展提供全面的建议。人大和政协制度有协同优势和互补功能。人大是国家权力机关，行使立法权和监督权；政协是协商民主机构，行使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职能。两者相互补充，构成中国特色的民主宪政体系。关键是有共同的目标，都致力于捍卫人民的利益，推动国家的进步，而不是局限于党派利益之争。人大通过选举民主、体现人民的意志，政协通过协商民主、汇聚人民的智慧，两者互相结合，体现民主与集中的统一，实现国家治理的目标。

中国现时的民主宪政制度植根于中国的国情和文化，能够有效地保障人民的权利和利益，推动国家的发展和进步。笔者坚信，当前的制度应是宋教仁所乐见，如宋教仁所愿。制度没有最好，只会更好，不断地改进，永远在路上。笔者怀疑，今天的中国国民党，对宋教仁缺乏应有的认识，应该补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