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的天命？洪武初年的瓜生同蒂

1372年，句容瓜农张观将一对并蒂瓜作为“祥瑞”献予明太祖，在朝堂掀起了一场耐人寻味的解读之争。这对“嘉瓜”犹如一面多棱镜，折射出各方势力的隐秘心思：有人视之为上天对皇权的嘉许，有人解读为对顺民的褒奖，更有人认为这是县令善政的明证。每一种诠释背后，也许都暗藏着精妙的权力算计与利益诉求。

1372年的并蒂瓜并不是该县献给太祖的第一种带有祥瑞意味的植物。1355年，这位未来的皇帝在他经常提及的一次突发军事行动中从大本营（和州）渡过长江北进，控制了包括南京和句容在内的地区。作为一个宣称自己出身布衣的人，太祖可能看起来很平易近人，南京附近的各县纷纷归顺。1367年4月或5月，太祖晓谕句容县臣民：

自渡江以来，十有三载，境内多以瑞麦来献。丙申岁太平府当涂县麦生一干两岐，丁酉岁应天府上元县麦生一茎三穗，宁国府宁国县麦生一茎二穗。今句容县又献麦一茎二穗。盖由民人勤于农事，感天之和，以致如斯。尔民尚尽力畎亩，以奉父母，育妻子，永为太平之民，共享丰年之乐。

这封谕令与太祖对1372年句容进献并蒂瓜的一些陈述是一致的。太祖似乎愿意间接地将这些征兆的出现归于自身，但这封谕令的字面意思是明确的：祥瑞植物的出现源于农人符合社会的道德要求，而且与地方安定、家庭和谐和农业丰收等真正的幸事相比，这些都是微末之事。这封谕令没有提及皇室祖先曾生活在句容，并指出句容出产的祥物并不独特。也许它的目的是抑制民众进贡祥瑞的热情，而且可能确实起到了这样的效果，因为弘治《句容县志》的“历代诏诰敕谕”中没有收录这封谕令，而且1750年纂修、1900年重刊的乾隆《句容县志》中也仅有一行记录。

明太祖朱元璋像

（南薰殿旧藏《明代帝后半身像》册，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除了1367年平淡的谕令，还有一个原因也让1372年进献嘉瓜在地方语境中令人惊讶。并蒂瓜以前出现过，以后也还可能会在句容出现，但它们往往与知县有关。知县尽管通常只任职三年，最多也不过九年，却是善政的关键人物。有位官员反思了他离开多年的家乡的情状后，这样写道：

其盛衰荣悴，有不可得而知矣，夫固系于为县者何如也。果得贤者而临之，其政之仁，足以得民和、致天泽，草木昆虫当益畅遂，山益秀而水益清，其可乐加焉。而今之所闻异于是，则凡昔之可乐者，将不为忧伤慨叹之资乎？邑之人将不有羡夫逍遥之游者乎？

如果一位知县在任内征得了合理的赋税，没有留下太多悬而未决的罪案或诉讼，并且任职期间没有发生叛乱和其他严重的麻烦，那么他就可能得到晋升。一些知县把精力用在造福一方：在贫富之间公平地分配税赋，建造城墙、桥梁、祠庙、学校、育婴堂、惠民药局和养济院，提高民众的道德水平，并捣毁国家不认可的淫祠。通常，大约从1470年起，这些积极的知县开始编纂、监修或重修地方志——一种记录地方历史、著名人物、制度沿革、风景名胜、诗歌、物产的史志。这些方志可能会成为地方士绅家族争夺荣誉的场所，也可能记录了知县的举措，提高其官声。知县还有可能在方志中为自己的家乡留下一笔——他们总是被委派到远离家乡的地方任职，以防止其和地方势力有任何勾结而威胁到王朝的统治。然而，知县要治理一方，与当地人的合作是必要的。知县要征募平民担任衙役，让识字的人担任文书，他们几乎在地方治理的每一个领域都与地主和当地士绅家族合作。如果一个知县诚实、勤奋且幸运，或者与地方社会或主导地方社会的人有良好的关系，那么他可能会在当地的祠庙里获得一席之地，或者迎来某种代表上天认可的异象。句容的几位知县都取得了这样的成功。

例如，宋代句容知县张侃的善政，特别是建造放生池，为当地带来了“五瑞”，其中包括被描述为“瓜并蒂”的瑞瓜。1229年（南宋绍定二年），当地人树碑绘图铭文，以纪念这些瑞兆和张氏的功业。到了明中期，越来越多的瑞瓜、嘉禾出现，以表对句容地方官员的赞贺。地方士绅王韶在1450年通过乡试后，一直是个优秀的官员，他的德行提高了辖区内百姓的道德水平。但由于暮年更愿意在家养老而不是继续做官，他回到句容，终日以诗酒自娱，别号“归闲道人”。他帮助编纂了弘治《句容县志》，志中包含多首诗，其中就有一首庆贺1470年左右张蕙任知县时出现的并蒂瓜和其他吉兆，还有一首庆贺15世纪90年代应知县王僖而生的嘉禾。这两位知县都是行动派，都与句容的士绅社会有关系；王僖为县志收集材料，张蕙贡献了多首诗，这些诗是在觥筹交错间创作的，也许王韶本人也在座。王韶的诗以对王朝的赞美作为结尾，但他将祥瑞植物的出现归因于知县的善政。那些可能种植出这些祥瑞的人只是作为感激者出现，在一首诗中，王韶用他们的颂歌为庆贺添彩。第三个例子，在约1488年，明代句容知县徐广也为句容带来了嘉禾瑞瓜。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句容的传统是把嘉瓜和杰出的知县而不是皇帝联系在一起。

《瓜生同蒂》实拍图

在这个盛产奇花异草及其传说的县，一对并蒂瓜在明初被解释为一种祥瑞不足为奇。纪念知县张侃的瑞瓜的宋代碑文和图画仍留在县学里——事实上，它们在明初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都还在那里。碑文和图示被收录在晚清的句容县碑文集中，其中省略了因时间推移而变得难以辨认的一些文字，因此，碑文集中的这篇宋代碑文一定是根据石碑抄录的，而非根据弘治年间县志。1847年，句容县学学官张渊甫将碑中的并蒂瓜摹绘到一幅画中，并附一首短诗；两个圆瓜的形象似乎很适合用来庆祝他的妾室给他生的一对双胞胎。（并蒂瓜至少曾被用在一幅流行的《百子图》年画上。）明初的时候，这块碑就在那儿，任何有机会前往县学的人都能看到。

种出那对献给明太祖的并蒂瓜的人要看到这块碑是轻而易举的。宋濂向我们透露了他的名字——张观。虽然张观的父亲和祖父都没有一官半职，甚至可能没有参加过科举考试，但他们都受过良好的教育，住得离句容县城很近。这样的人是有机会参观县学的。每个县都有县学，这是公署的一部分。县学由两组建筑构成：一侧是学宫，供参加科举考试的学生求学读书（在明代，这里几乎没有实际的教学活动）；另一侧是孔庙，知县定期在此举行仪式。这个建筑群是当地士绅和知县举行礼仪性集会的地方。例如，知县可能在那里举行“乡饮酒礼”，以表彰本县的长者、贤者，并得到他们的认可。在这样的场合，张家的人肯定会注意到这块纪念着同姓杰出知县的宋碑。事实上，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张家与句容县学有着密切的联系。张观肯定知道张侃的瑞瓜故事。

因此，当张观的园子里长出一对并蒂瓜时，他自然会认为这是一个吉兆。从中央，即皇帝和朝廷的角度来看——也就是历史学家通常采用的视角——这对瓜被解释为上天对新朝皇帝的认可似乎是常识。但现在我们已经对当地的背景有所了解：5年前太祖对句容的嘉禾兴致不高，以及句容传统上将这种征兆解释为上天对知县的回应。我们会感到，张观将并蒂瓜带到京城的做法相当奇怪。他之所以选择将这些征兆解释为上天对皇帝的回应，可能是因为当时的知县黄文蔚并不出众——事实上黄氏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张氏可能认为黄文蔚不配得到上天的认可，但又不愿意通过他向上呈递并蒂瓜而冒犯他，所以张氏可能直接去找府尹了。

至于张氏希望得到什么，人们就只能猜测了。明代有位熟悉农耕的诗人刘崧记录了他自己在农园里工作时的想法，如：手中的瓜种播下后，需要足够的空间让它们的藤蔓生长；既然杂草长得这么好，那么瓜应该已经结果了；果应该长熟了，而且会很好吃。但是，我们没有任何关于张观想法的记录。他是什么时候注意到这一异常现象的？在瓜的整个生长周期中，亲戚和邻居们又有过哪些讨论？张观的妻子在前一年又生了孩子，他对自己的幼子们有什么期许？明初有六七个句容人因为德行或才能而被推荐为官，也许张观认为，如果献上嘉瓜，他也能由此谋得一官半职。也许他希望像俗话说的那样——“投瓜报玉”。但他只得到了1200钱和皇帝的《嘉瓜赞》，就被送回了家。他一定很自豪地把这篇文章刻在了石碑上，尽管这块石碑未能留存至今。地方上可以选择如何理解异象，以及是否将其呈送给皇帝。1372年后，句容人不再向皇帝进献嘉禾瑞瓜。他们又像过去那样用瓜果祥瑞来赞扬贤能的知县而不是皇帝——也许这正是因为张观及其家人遭遇的悲剧。

*摘自《瓜生同蒂：明代的皇帝与臣民》第三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