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一商贩无意看到犯人供词，急忙报案：我举报我族侄的妻兄

“1951年3月16日早上七点半，我要举报我族侄的妻兄！”如皋县伍佑派出所的值班民警猛地抬头，看着眼前那个提着半篮豆饼、满脸汗珠的中年人。一句突兀的自报家门，正式拉开了一桩尘封血案再度起波澜的序幕。

那名商贩姓蔡，四十出头，常年在南通、泰州一带走街串巷贩卖豆饼。头天夜里，他在茶馆里翻到一张《大公报》的旧报角——最显眼的，是“王子民伏法”四个粗黑大字。再往下，王子民的供词写得明明白白：“开枪暗杀闻一多者，蔡文其。”短短七个字像针扎一样扎进了他脑子。三秒钟后，他想起了一张脸：家乡同族人口中的“蔡云祈”。

时间拨回到1946年7月。抗战刚结束，人们还在庆祝和平，国民党反动派却已在昆明暗暗列好“黑名单”，李公朴、闻一多名列前茅。王子民统筹，彭景仁协同，执行层则是几名身手不错的特务，其中就有蔡云祈——在档案里，他自报化名“蔡文其”。他们对外谎称“维护秩序”，实际连夜踩点，准备发动暗杀。

7月11日晚，大光明电影院门口灯火通明。汤世良第一次扣动扳机，枪机卡壳；一小时后，他们补了三枪，李公朴倒在血泊中。王子民当即犒赏小队，并散播“自尽”谣言，企图搪塞。闻一多闻讯震怒，展开连日声讨，公开演讲直指罪魁。一石激起千层浪，特务机关决定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三天后，昆明西南联大旧址外，闻一多散会正欲返家，护送的长子闻立鹤被人拦在侧门。快慢机同时开火，闻一多当场殒命。彭景仁象征性“搜捕”，随即把真凶打包进宪兵营“严加看管”，实则运往大理接受训练。局势稍稳，他们又把蔡云祈送至南京警备司令部“候差”。纸终究包不住火，1949年云南解放，血案卷宗重新翻开。

公安部发出通缉令，王子民很快现形。他改名换姓，在老家临海卖香烟，每逢见到穿军装的人就发怵。有一次，一名武装公安来买烟，王子民递火的手抖个不停。一个细节足以引出身后案底，调查组顺藤摸瓜，当晚便锁定他真实身份。面对审讯灯，王子民明白硬扛无益，一口气倒出所有细节，核心是那句“直接开枪的是蔡文其”。

有意思的是，公安机关第一时间把供词全文刊在上海、南京等地的报纸上，希望通过群众检举补足线索。没人想到，半个月后，一张折叠的报角会被一个卖豆饼的人揣进怀里。

商贩记忆里的蔡云祈是个“混得挺神气”的军官。1946年秋，他到上海进货，族侄悄悄告诉他：“妹夫蔡云祈被蒋委员长空运去南京‘吃官司’，说是处理昆明那边的麻烦。”彼时他没多想，只当是普通军务。1950年春，他又在家乡逢见蔡云祈。昔日挺胸抬头的中校参谋这一次低眉顺眼，先是拉着他嘘寒问暖，随后压低声音：“以前那些事，千万别提。”这转变令他莫名不安，却缺少触发点。

报纸提供了钥匙。王子民、蔡云祈、昆明血案——一条线瞬间串起。商贩连夜坐船回如皋。到派出所时，他连茶都顾不上喝，第一句话就是开头那番“我举报我族侄的妻兄”。

射阳县公安局很快核点情报，发出协查电报。蔡云祈当时潜伏在盐城一带，白天装成旧商号的会计，夜里悄悄写信向台湾递暗号。4月初，便衣人员佯装收购旧账册闯进铺子，把他按倒在账台旁。搜出的塞壬手枪、密写蜡配方，以及两份联络纸条，直接坐实了身份。

审讯室里，他先狡辩“同名同姓”，又推称“奉命行事”，最后拿“功劳”求自赎：“我曾协助剿共，能不能留用？”主审干脆利落：“你犯的是反革命杀人罪。”铁证翻到桌面，第六份弹壳鉴定报告、王子民现场指认供词、特务名单对照表……所有侥幸心理被压得粉碎。1958年4月26日，江苏高院执行死刑，罪行画上句点。

不得不说，这一连串抓捕展示了新政权“群众路线”的威力。若无商贩随手翻报、主动报案，蔡云祈可能继续潜伏。案件档案备注里留下一行小字：“群众提供线索——豆饼摊。”简简单单五个字，道尽了那段岁月里普通人和国家机器的默契。

今天复盘，几处细节仍耐人寻味。王子民一度想拿“护法”自居，但一枚抖动的火柴露出马脚；蔡云祈深藏盐城，终被一张报纸挖出；而那位豆饼商贩，只是多看了两眼旧新闻。历史往往就差这一步。试想一下，如果当年他嫌报纸脏、直接丢进火盆，后面的剧情会怎样？无人能给出确切答案，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对人民犯下的血债，终归要用法律与子弹来偿还。

“群众的眼睛最亮。”这是办案笔记里写下的一句话，字迹并不工整，却极有分量。它提醒后人：再隐秘的阴谋，都怕阳光照射；再狡猾的凶手，也逃不过被害者家国的共同记忆。如今翻读卷宗，那一声“我举报我族侄的妻兄”，依旧清晰，像锋利的开场白，划破了沉默，也划破了暗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