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锋：欧洲“被越顶”焦虑背后的深层症结

来源：环球时报

美俄元首会晤8月15日在阿拉斯加举行。虽然无法坐到安克雷奇的谈判桌前，但从12日欧盟26国的联合声明到13日的美欧乌视频会议，欧盟以及欧洲主要大国一直没有停止协调“西方立场”的努力。其间，欧盟一方面表达自身诉求和团结，另一方面也暴露出在俄乌冲突和欧洲安全等问题上的结构性困境。

显然，欧洲“被越顶”的焦虑不断加重，但又不得不面对在美俄博弈面前无能为力的现实。欧洲目前的核心诉求可概括为“参与权”和“利益保障”。德国外长瓦德富尔所称的“协调立场”，本质是防止美俄在阿拉斯加会晤中绕过欧洲，单方面决定乌克兰的命运。德国媒体普遍担忧欧洲面临美俄给予的“强制和平”，而这种担忧并非毫无来由：本届美国政府上台以来的“交易外交”风格常令盟伴措手不及，欧洲稍有“不尊”便招致美国惩罚，最终又不得不屈从。

欧盟主要大国不甘心自己的命运由他人决定，强调“外交解决方案必须维护乌克兰和欧洲重大安全利益”。但这样的疾呼甚至呐喊难以实质性影响美俄谈判走向。俄乌冲突三年多来，欧洲承担着对乌军援的重担，却在政治解决冲突的进程中日益被边缘化。其中的根本原因在于：军事上，北约体系决定了美国对欧洲安全的绝对主导，欧洲本质上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军事力量；经济上，欧洲在能源等领域的对俄制裁一再扩大内部裂痕；外交上，欧盟“全体一致”决策机制严重制约行动效率。

尽管如此，“被越顶”的焦虑依然促使欧洲展开“急救外交”。但在此过程中又反复发出相互矛盾的信号，这折射出欧洲迫切但又无奈的现实处境。

一是安全自主诉求与依附惯性并存。高调宣称“欧洲利益必须由欧洲人参与决定”，但解决问题的希望仍寄托于美俄谈判。这种表述反映出欧盟的“安全依赖悖论”：一方面追求战略自主，另一方面又无法摆脱北约框架。

二是外交优先与军事投入的悖论。欧洲近期明显转向支持外交解决方案，但同时，欧盟又不断出台新的对俄制裁措施。给人的印象是，欧盟在和平解决冲突问题上缺乏具体方案。

三是试图展示联盟团结，但难掩实际上的分裂。匈牙利缺席欧盟共同声明，并称欧洲“不在餐桌上”还“大喊大叫”。加之只有6国领导人参与13日的对美视频会议，这暴露出欧洲团结“不够完整”。

四是施压美国与“借力打力”的两难。欧洲试图向美国政府传递“必须听取盟友意见”的信号，并借以向俄罗斯施压，但这很难奏效。因为在欧洲看来，俄乌冲突是问题的全部，但对美国而言，这只是问题的一部分，美国关注的是如何与俄罗斯做成更广泛层面的“交易”。

欧洲的这种无力感绝非单纯源于实力不足。事实上，围绕俄乌问题，欧洲根本没能将自身实力转化成参与权，更没机会掌握主导权。背后症结，主要在于三大结构性缺陷。

其一，制度性低效阻碍战略实施。欧盟需要27国一致同意才能形成共同外交立场。在俄乌冲突问题上，各国有着不同地缘禀赋和利益诉求，尤其是在涉及能源和经济利益时，出现矛盾实属正常。有欧洲智库就指出：欧盟对俄政策制定平均耗时是美国的3倍，这种效率差距直接导致其在国际谈判中丧失先机。

其二，安全架构的“路径依赖”。北约体系是欧洲长期将防务外包给美国的结构框架，既是安全保障，也是安全限制。尽管欧盟试图建立自己的防务力量，但其快速反应部队仍依赖美国情报与后勤支持。欧洲国家多数高精度武器需美国卫星制导，这种技术依赖使其战略自主依旧停留在“愿望”层面。

其三，政治文化难以适应时代变化。欧洲的“共识政治”强调妥协与渐进，这种模式有时难以应对快速变化的危机。欧盟“集体主义”政治架构下缺乏展现持续引领力的领袖式政治人物，一时难以跟上当今世界政治决策格局与实践的变化。

欧洲的焦虑呐喊与矛盾信号，本质是其结构性困境的显像化。安全上依附北约、制度上效率不足加上内部分裂难以弥合，欧洲虽承担了俄乌冲突的巨大成本却无力主导外交解决进程，甚至直接被排除在“餐桌”之外。这种困局不仅固化了欧美不对称关系，更暴露出欧盟战略自主目标与现实的巨大鸿沟。在动荡频仍的国际舞台上，欧洲若不能打破安全依赖惯性、破解决策制度限制，其“自己命运由自己掌握”的愿景恐怕仍难实现。（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研究员、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