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抗战：转战南北，九死一生

导 语

袁汉民，1914年出生于湖南慈利县三官寺张家溶村。1933年，19岁的袁汉民为生活所迫到国民党刘建绪（1890—1978，国民党陆军上将）部当兵。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袁汉民跟随部队开始了与日军的浴血作战。全面抗战时期，袁汉民转战南北，驰骋半个中国，大小仗打了数百次，几次身负重伤，死里逃生。2001年，87岁的袁汉民因意外逝世。本文为其晚年回忆的几件抗战往事。

卫宝山，痛击日军

上海吴淞口宝山县离上海市区大约25公里。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之后，日军大举向宝山进攻，海上军舰以几百门火炮猛轰宝山，每天数小时，炸得房垣尽塌，一片焦土。

接连狂轰了7天之后，日军大举登陆。我军设防据守，驻地离日军阵地只有300米，隔着一条小河似的港口，由一座自生桥相连。我们早在自生桥上布了电网。每天两军炮火互攻，但我们的炮火不力，也比日军的少，只好全藏在一条战时掩体内，两个人一个防护洞，借此阻击日军。

＾淞沪会战中的中国士兵

一天夜里，日军派了一支敢死队来偷袭，杀了我们的哨兵，待我们发觉，已有20多个战友死于敌人的屠刀之下。这时，幸好我醒了，听到皮鞋声（我们穿的是胶鞋），朝枪眼一看，只见大批日军正向我们战壕奔来，已摸上了自生桥。我来不及请示连长，举枪向自生桥上的日军开了火。连长问什么事，我叫他看，他赶忙下令，所有的枪一齐向桥上打，这才打退了摸营的日军。

我们的火力将由80多名日军组成的敢死队隔在了战壕外，但实际上他们已夺取了我们的部分掩护洞，我们击中他们也不容易，于是组织了一支有40多名精干战士的队伍和一个预备排，准备与日军展开肉搏战。

日军还在凭借掩体射杀我们的战士，我们先后又牺牲了几位战友。湖南慈利籍的战士杨国刚是条硬汉子，他一闪身溜出洞口，跃上顶端的弹坑中，连续向日军抛了几颗手榴弹，炸死了四五个日军。预备排一位姓刘的湖南新化籍战士很有胆识，立过战功，乘此大喝几声“抓活的！抓活的！”日军慌了，从掩体中钻出来，与我们展开了肉搏战。我们拼命砍杀，除两个日本兵当了俘虏外，其余全部被我们消灭。

在与日军对峙宝山43天后，指挥官命令我们撤退到了上海市郊的砂场。

战砂场，身负重伤

砂场是宝山县顾家镇办的一个机械辗砂的场子。我们的阵地与日军只隔一条小河，河水齐腰深，河上有两座浮桥。我们一营的任务是掩护本师第97团、第98团撤过河来，阻击日军渡河。

后来两个团撤过来了，却忘记砍断浮桥。日军追到后，用几架机枪扼守桥身，我营为砍断桥绳，先后牺牲了25名战友。排长唐海云找来一个打铁用的铁砧子，派人把它垫到钢绳下，用几把斧头砍了几分钟，才将4根茶杯粗的钢绳砍断，排长也负了伤。日军见桥已被破坏，气急败坏，火力更猛了。我们前有顽敌，后无增援，营长和连长相继阵亡，全营牺牲了300多人。唐排长和50多名伤员乘机躲进了一个大防空洞。这时，无数日军从河堤下向我们逼近，他们枪上的刺刀明晃晃的。我们无人指挥，成了一盘散沙，但战士们都在拼死作战。我和战友谭金民（湖南武冈人）被隔在一个弹坑中，谭准备投手榴弹时，一冒头就中弹倒在我身上，血糊了我一身。我将满坑的手榴弹不停地往堤下投去，日军也不敢上堤。

＾淞沪会战中,美国摄影师哈里森·福尔曼镜头下的中国士兵

这样僵持不是办法，我咬紧牙关，一连投出了20多枚手榴弹，弹尽之后，跳出弹坑就跑。不到300米，日军追上堤，我胯上中了一枪，腿也不听使唤了，只好连滚带爬进了防空洞。洞里，唐海云、吴雪龙、李国清等还在继续向日军射击。日军枪炮齐发，洞中的战友大都牺牲了。日军到洞口，先投了几枚手榴弹，然后才进洞一阵砍杀。除了我和吴雪龙、李国清等7人钻进了几米深的横洞才免遭杀戮外，其余50多人都惨遭杀害。

天黑了，我们商议趁黑摸出洞去。正准备行动，谁知又来了一批日军。一个长官模样的日军说：“这是个好地方，我们将队伍驻进去！”我们急了，做了死拼的准备，但过了一会儿，这批日军却又走了。

我们又准备行动。可是刚挪动，日军又来了。一个指挥官说：“这个洞死尸太多，有晦气，干脆将洞口封了！”这下，我们更急了，我说：“冲出去吧！你们别管我了！”李国清说：“不行！要死死在一块儿。”

到了晚上8点多钟，我们7人趁敌人还没来得及封洞口，逃了出来。只见前面有6伙日军，正点着蜡烛吃饭。李国清是个莽汉，拿出手榴弹就要向日军抛去。我拉住他的手说：“我们都是残兵败将，硬拼要吃亏，不如悄悄爬出去。”

大约爬了1公里，前面被一条公路横断，公路上大批的日军正在行进，马队、车辆密密麻麻，我们只好潜伏在公路旁的草丛中，等他们过完。就在这时，我方一连三发炮弹落在公路上，炸得日军人仰马翻。他们乱作一团溃不成军，人挤人，人踏人，马踏人，公路旁的河水中浮满了日军的尸体，我们身上也被踏了几脚。可惜我们只发了3炮，但就这3炮，日军死伤也不少。

在混乱中，我与战友失散了。我忍着伤口的巨痛，蹚过一条小河，河里有半人深的泥沙。爬上岸来，只见前面坪里一片火光，原来是我们部队撤退时放火烧房子。我在地上滚去衣服上的一些水，脱掉外衣，将两枚手榴弹、一支短枪、200发子弹扎紧，又艰难地爬行了。爬到大场，天已大亮。我就这样爬了三天三夜，终于爬到了陆口，只见尸横遍野，还有些伤员在呻吟。我爬上运送伤兵的汽车，被送进了苏州的战时医院治伤。养伤的几个月里，蒋介石、梅兰芳都来慰问过。

一头水牛吓退一营人

1939年9月，我们驻防湖北杨兴蒋家桥，与日军打了好几个恶仗。这里地处江汉平原，我们的工事就做在坪里，战壕有1丈多宽、8尺多深。日军的战马、战车掉进战壕就爬不起来。战壕这边还钉上鹿砦，牵上电网。日军曾先后派骑兵和装甲车来攻，都被我们击退。日军见十分难攻，就夜里偷袭，重点以炮火猛轰。我营的阵地一夜被敌人轰炸了4次，战士死伤不少。营长怕损失过大，下令机枪手杨占清一人留守阵地，自己领着队伍撤退了。杨不知道队伍撤了，机枪越打越猛，敌人左中右三侧几个中队约一个团的兵力不知底细，竟撤退了。

第二天，营长知道敌人退了，而且是杨占清一人抵抗大半夜，赶忙把队伍拉到了阵地上，传下命令说：“这件事谁传出去就枪毙谁！”杨占清对几个战友说：“我一个人打退了一个团，无功而战还不准讲，亡国奴现象！亡国奴现象！”

我们在杨兴期间还发生了一件怪事：第128团接守阵地后，半夜时分，忽然哨兵鸣枪，并报告排长说敌人来了！排长报告连长，连长报告营长，营长命令先打一阵再看动静。谁知枪声刚歇，只听到哗哗水响，再打几枪，越打水声越大。营长命令马上撤退，一下退了两里。第二天天亮，又不见敌人进攻迹象，派人搜索，原来是一头大水牛在河里边啃草边走动，水牛的一只角被打断了。营长闻报，又气又急，生怕上级知道此事，又传令“谁说出去枪毙谁！”尽管军令严格，但一头水牛吓退一营人的笑话还是传了出去，有人还私下为营长取名为“水牛营长”。

抢战马，险遭枪毙

1944年，抗战进入战略反攻阶段。我们在湖北战场取得胜利之后，追敌于广西。我们在柳州与敌人接火，把日军赶到南宁。在离南宁10多里外的八塘，我们与敌一东一西隔河对峙。营长令我和杨占清、马六生、刘培民等6名全师有名的神枪手组成前哨搜查组，由刘任组长。

我们到了八塘河边，见对河尘烟扬起，日军的马队来了。组长吩咐我们躲在河塘边的柳树下监视日军。一会儿，日军的马队已临河边，一个指挥官架起望远镜看了一会儿，似乎没发现异常，便挥刀下令渡河。我们按照事先的计划，待敌到百米以内，同时开火。日军以鞭催马，队伍蚂蚁般拥过河来，我们以枪为号，一齐开枪，10多个日军掉下马来。日军火了，马队冲到河边，我们抛出了一枚枚手榴弹。

＾淞沪会战中的日军

就这样攻防了几次，日军见上不得岸，一声哨响，掉转马头就回逃。20多匹无主的马也跟着马队回跑，其中有3匹马不知是乏力还是受伤了，掉在后面慢跑。我向组长提出过河捉马，组长便安排我和一个战友去追马，两人望风防哨，两人下河收集敌人武器。

我们上气不接下气地猛追了好几里，牵住了3匹洋马，两人各骑一匹，还有一匹连在坐骑的马尾上，优哉游哉地到了河边。这时，下河的战友也捞起了一堆武器。营长赶来听了报告，又看到击毙的一具具敌尸和缴获的一堆武器及3匹战马，有意去向团长请功。

团长张纪荣是全师有名的“人屠夫”，负伤的战士难以行动，他说是临阵胆小，马上点头一枪。他以“督战”之名，枪毙兄弟不计其数。只见张团长带着警卫来了，他从腰里拔出手枪，指着我们几个吼道：“抢马是组长指示的吗？”我们谁也没吱声，说是组长吩咐，组长刘培民只怕马上就要成枪下鬼。我站出一步说：“报告团长，马是我牵的，没请示组长，要罚要杀由我承担吧。”团长满脸杀气地带着警卫退去了，我们正在埋怨、庆幸之际，已去到300米外的团长，突然派警卫过来把我和马六生叫去，叫我们站到田塘边不动。我们想这下准要吃“花生米”了，谁知团长的枪还插在腰带上，只是用马鞭指着我们的脸说：“你们不知道这样蛮干是违犯军纪吗？贸然行动，不听号令。可是像你们这样的战士全师有几个呢？死了你们，比死我的独儿还狠呀！”我忙答：“下次再不敢了，请团长放心。”真是“立功不受奖，险些把命偿”。

那些年转战南北、九死一生的故事讲也讲不完。但只要想到如今的太平日子，就觉得当年的流血牺牲是值得的。

（口述/袁汉民 整理/袁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