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赞郁工贼事件，他错了吗？

CoreSin

谈谈朴赞郁最近被美国编剧工会（WGA）开除会员的事。

争议的核心，是围绕《同情者》这部HBO出品的迷你剧。这部剧改编自越南裔美国作家阮清越的普利策获奖同名小说，由朴赞郁和唐·麦凯勒共同创作，并担任联合剧集主管（co-showrunner）。

《同情者》

朴赞郁不仅执导了该剧的前三集，还在全部七集的剧本上署有编剧名。这就是问题的源头。

WGA认为，朴赞郁在编剧罢工期间竟然还在继续从事编剧工作，于是将其开除。

朴赞郁

这事，没那么简单。

根据朴赞郁方面事后的声明，有一个关键事实是，该剧的全部剧本在WGA罢工开始前早已完成，并且剧组在罢工前很久就已经进入了拍摄阶段。

然后2023年5月2日，WGA正式宣布罢工，持续了148天，直到9月27日结束。罢工的四个多月期间，所有WGA成员都被严格禁止为被罢工的公司（如《同情者》的出品方HBO）提供任何形式的「编剧服务」。

前面说了，当罢工开始时，《同情者》剧组已经进入了后期制作阶段，为什么还会产生「编剧服务」呢？

理论上来说，还真会。

《同情者》

据朴赞郁团队的陈述，是在后期剪辑过程中，HBO方面提出了修改剧中部分场景设定的建议。于是朴赞郁和麦凯勒举行了一次「头脑风暴会议」，探讨是否可以在不拍摄新的镜头、仅利用已有素材的情况下实现这些改动。

从朴赞郁的角度，我们是以别的身份进行后期剪辑工作，干的不是编剧活儿。

但就是这次会议，被WGA认定为违规。

WGA针对二人的调查，直到2024年12月才正式启动，罢工已于一年多前结束。很明显，内部肃清、以儆效尤的目的是最主要的。

案件随后被提交给一个由WGA成员组成的审判委员会。该委员会认定，朴赞郁和麦凯勒的违规行为其实是「无意的」，并且「源于在后期制作期间对其角色的误解」。基于此，委员会建议仅对二人发出「非公开警告」。

如果这样，那就没大事儿了。

然而，WGA的理事会介入并推翻了审判委员会的建议。理事会投票决定采取最严厉的惩罚措施：将朴赞郁和麦凯勒双双开除出工会。

朴赞郁和麦凯勒，选择不上诉。朴赞郁的理由是，他当时正忙于新电影《别无选择》在韩国的后期制作，无法耗费大量时间与精力去应对上诉听证会。

他是「别无选择」。

《别无选择》

从公关的角度看，这是一个重大的策略失误。因为他们放弃了上诉，WGA得以率先掌控事件的公开叙事，将二人定义为「工贼」。

2025年8月9日，WGA向其全体成员发布了一份备忘录，正式宣布了开除决定。备忘录中提到，正是由于二人未提起上诉，理事会决定应将纪律处分公之于众。

于是，全世界都知道了，无人不感到惊诧。

三天后，朴赞郁在韩国的制片公司Moho Film才通过韩国媒体发布了一份详细的声明，首次向公众披露了他们的辩护理由，以及审判委员会曾建议从轻处罚的内情。

要理解工会的铁腕裁决，要回到2023年的WGA大罢工去理解。这是一场关乎行业未来的生存之战，编剧们面临着流媒体时代下不断缩水的剩余收益和人工智能的双重威胁。在这场经济损失高达数十亿美元的斗争中，工会非常依赖超过一万名成员的集体团结。

2023年WGA大罢工

任何个体在罢工期间为制片方工作的行为，无论动机如何，都会被视为对这条统一战线的破坏。

WGA在公开声明中反复强调，纪律处分的目的是让成员对「他们对其他成员的义务」负责。所以工会必须表现出对任何形式的「工贼」行为的零容忍，不然，未来罢工谁还听？

朴赞郁也感到委屈，我并不想破坏罢工！

我们回到细节捋一捋。事件的核心争议点，在于对「编剧服务」的界定。

WGA的罢工规则，有意识地采取了极为宽泛的定义。规则明确禁止的不仅是撰写或修改剧本页面，还包括参与有关项目的会议、进行对话、修改、提案或讨论未来项目等一系列行为。

朴赞郁团队承认举行的「头脑风暴会议」，无论其目的是否在于立即修改剧本，都落入了「有关项目的对话」这一禁区。

客观来说，工会的定义确实太严苛，但为什么会这么严呢？站在工会的角度想一想，应该是它经过数十年与制片方的斗争后，形成了这样一种战略性防御机制，否则，绕过去就太容易了。

《同情者》

历史上，制片方常常试图利用模糊地带，将实质性的编剧工作重新包装为「制片人笔记」或「导演调整」，以避开罢工规定。

因此，WGA的宽泛规则正是为了堵住这类潜在的漏洞，这势必约束身兼多职的人的工作灵活性。

朴赞郁和麦凯勒不是这次唯二被处罚的人。WGA的清理门户行动，总共有七名编剧因违反罢工规定而受到处分。

其中，制片人罗马·罗斯和导演爱德华·约翰·德雷克的案例，都可以为朴赞郁事件提供某种参照。

罗斯辩称她在罢工期间的行为属于「制片工作」，但WGA的调查认定她参与了故事梳理和提纲修订等编剧活动。

德雷克则声称他作为导演，只是根据导演工会（DGA）的指导方针，对剧本进行了必要的微调。

尽管他们都提出了基于自身非编剧身份的辩护，但最终都被WGA投票开除。

罗马·罗斯和爱德华·约翰·德雷克

这些案例表明，WGA一贯拒绝接受「我只是在履行制片人/导演职责」的辩解。

这是工会早就划定的明确红线：任何WGA成员，无论其拥有多少其他头衔，在罢工期间都不得从事任何与剧本开发和修改相关的讨论或工作。

耐人寻味的是，明明审判委员会认为他们的违规行为是「无意的」且源于「误解」，建议从轻发落，但理事会仍然推翻这一建议，并采取更严厉措施。

当然，就事论事来说，理事会并未越权，他们拥有高于审判委员会的权力。但究竟为什么要这么严呢？有必要吗？枪口抬高一寸行不行？

我推测是因为，审判委员会比较侧重于案件的具体细节和当事人的意图，而更高层的理事会，考虑的是政治。

唐·麦凯勒和朴赞郁

从政治上来分析，WGA理事会在罢工胜利后，其领导层获得了巨大的政治资本和成员的信任。在此时刻，他们需要通过果断的行动来巩固权威，并向所有成员以及未来的制片方传递一个毫不含糊的信息：工会的规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任何形式的违规都将面临最严厉的后果。

选择朴赞郁这样享有国际声誉的导演作为惩罚对象，其象征意义远大于案件本身的是非曲直。

这与其说是针对朴赞郁个人的惩罚，不如说是对全体成员的一次政治宣讲，旨在消除未来任何劳资行动中的模糊空间和侥幸心理。

但从朴赞郁和唐·麦凯勒的角度来说，他们的确值得同情。

他们的行为，跟从头撰写或大幅改写剧本的「工贼」行为有本质区别。

朴赞郁说得明白，他们的「头脑风暴会议」，只不过是想看看新的剧情设定是否可以基于现有镜头来实现，所以本质上这是「剪辑」工作，而剪辑不构成编剧，因此在WGA规定下，该被允许。

公说公有理。

这触及到了好莱坞一个根本性的结构问题：在现代影视制作中，尤其是在剧集主管负责制下，各项工作的界限是模糊且相互渗透的，很多时候根本无法区分某个行为的性质是编剧，还是导演，还是剪辑。

因为一个剧集主管或导演在后期制作中的职责，天然地包含对叙事节奏、场景逻辑的最终塑造，这不可避免地触及到故事层面。

审判委员会建议从轻发落，说明至少有一部分同行，能够理解身兼多职者面临的困境和角色模糊性。

《同情者》

朴赞郁到底冤枉吗？

我的看法是，从技术层面看，他的确违规了。

举行「头脑风暴会议」是客观事实，那无论内容是什么，都无法绕开WGA条文的宽泛约束，踩到了红线。因此，这的确是技术性的违规行为。

但是他们的违规行为是否出于故意？

应该不是，他们不是想蓄意破坏罢工的「工贼」，只是误解规则造成了过失。

那更进一步的问题是，这么严厉的惩罚适当吗？

开除会籍是工会所能施加的最严厉惩罚，相当于行业内的「职业死刑」，将导致创作者无法参与绝大多数在美国制作的、受工会保护的项目。

换言之，朴赞郁目前失去了在好莱坞主流影视项目中担任编剧的资格。

将如此极端的惩罚，用于一次被内部委员会认定为「无意」和「误解」的技术性违规，显然是极不相称的。

这件事暴露了好莱坞体制内的几重结构性矛盾。

在当代好莱坞，多重身份者并不少见。他们很容易陷入好莱坞传统劳工体系的制度性冲突。

因为好莱坞的工会体系，是建立在专业分工的基础上的，WGA、DGA、PGA等各自为政，拥有独立的规则和管辖范围。

当罢工发生时，这种分立的体系便会给多重身份者带来无法调和的身份冲突。例如，一名同时是WGA和DGA成员的导演，在WGA罢工期间，作为DGA成员，他/她仍有合同义务履行导演职责。

如果他们拒绝执行某些模糊地带的工作，是否会被制片厂控告违约？

《同情者》

其次，好莱坞正前所未有地依赖并拥抱来自世界各地的顶尖人才，正如朴赞郁和奉俊昊。然而，这些国际创作者在进入好莱坞的同时，也必须迅速适应一套独特的、高度本土化的美国工会制度。

这套制度经过数十年演变，积累了大量过于复杂，甚至在文化上难以被外来者完全理解的规则。

诸如签约制片公司只能雇佣工会成员、不同工会间犬牙交错的管辖权划分等概念，并非全球通行的行业惯例，它们是「美国国情」。

对于一个主要在其他国家进行创作的导演来说，对这些规则产生「误解」简直难以避免。

而工会系统自身，也早已演变为根深蒂固的权力结构。很多时候，这不过是政治的一部分。

政治，无处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