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人身保护令有用，她们可能不会死在男人手里

《不要和陌生人说话》

2025年8月10日晚，山东临沂，当彭某带着刀闯入前妻李秋的家时，距离她上一次向派出所报警求助，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

离婚后的三年里，彭某的骚扰和威胁从未停止。

她去报警，得到的答复是让她：

注意点。

根据大象新闻报道，那个晚上，在她11岁儿子的哭喊声中，彭某向她连捅二十多刀。

大象新闻报道

三年前，李秋就已经和他离婚，她刚刚订婚，正要开始新的生活。

“注意点”，这句轻飘飘的忠告，像一句无力的咒语，回荡在过去十年无数相似的悲剧上空。

它承认了危险的存在，却又将防范的责任推回给了那个最无力的人。

这是一个系统失灵的信号。

一个本应保护公民的系统，在最关键的时刻，选择了退后一步。

这种退后，并非中国独有。

四十年前，在美国康涅狄格州的一个小城里，另一个女人也曾反复听到过类似的话。但她的遭遇，以及她后来的反击，最终迫使一个国家的法律系统，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1

1982年的特蕾西·瑟曼（Tracey Thurman）只有21岁，她只想和丈夫查尔斯·瑟曼离婚，然后带着他们年幼的儿子平静生活。

但查尔斯不答应。他开始用暴力来回应她的离开。

起初是威胁。然后，他砸碎了她母亲家的窗户，划破了她朋友的车胎。

特蕾西报了警。

警察来到现场，记录，然后离开。

他们告诉她，这是：

家庭纠纷。

特蕾西去法院申请了一张限制令，禁止查尔斯靠近她。

在当时，这几乎是她能动用的最强法律武器。

但这张纸，在查尔斯眼中毫无分量。

接下来的八个月里，特蕾西生活在一场无休止的噩梦中。

她打了无数次报警电话，但每一次，警察的反应都如出一辙：

这是你们夫妻之间的事，我们管不了。

他们让她注意点。

1983年6月10日上午，查尔斯来了。

他出现在特蕾西朋友家的草坪上，她正带着儿子在那里做客。

特蕾西立刻冲进屋里，拨通了托灵顿市警察局的电话。她告诉接线员：“他来了，他要过来了，快派人！”

警察局就在1.6公里之外， 她等了：

25分钟。

在这25分钟里，查尔斯用拳头砸开了朋友家的门。

特蕾西抱着儿子躲进卫生间，但查尔斯还是找到了她。

他将她拖到门外，当着邻居和她儿子的面，用一把刀刺向她的胸部、颈部、喉咙和脸颊。

他刺了她13刀。

一名警察赶到现场，目睹了行凶，却在关键时刻选择：

旁观。

直到查尔斯放下刀，将他们的女儿放在血泊中的特蕾西身边，又再次踩踏特蕾西的头部，警察才最终上前制服他。

特蕾西活了下来，但脖子以下部分瘫痪，留下了永久的伤害。

2

她把托灵顿市警察局告上了法庭。

她的诉讼理由并非警察渎职，而是一个更根本的问题：警察局对她的案件的系统性不作为，仅仅因为这是一起“家庭暴力”，构成了基于性别的歧视，违反了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赋予她的“平等法律保护”权利。

1985年，联邦法院做出了历史性的裁决：

特蕾西·瑟曼胜诉。

这一判决的革命性在于，它首次在法律上明确指出：

国家对家庭暴力的消极不作为，本身就是一种违宪的国家行为。

瑟曼案催生了美国各州的强制逮捕政策，彻底改变了警察处理家庭暴力警情的标准流程。

一个女人的战争，最终迫使一个国家的执法系统承认，家门后的暴力，不再是：

法外之地。

要理解人身保护令的演变，我们需要知道，这项制度并非一开始就为了家庭暴力而生。

它的法律基因，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英国，最初是一种：

维护公共秩序的和平保证令。

用于惩罚那些可能滋事的人。

当这套普通法传统被移植到北美殖民地时，尽管有预防暴力的工具，但一道坚实的家庭隐私壁垒，让法律在面对家庭内部暴力时，主动选择了视而不见。

直到特蕾西·瑟曼的案件，才真正将家庭暴力从私事的阴影中拉出，纳入公权力强制干预的范畴。

中国的路径则截然不同。

我们几乎是跨越了西方国家数十年的社会观念演进，以一种自上而下的方式，在2016年通过了《反家庭暴力法》，并正式建立了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

我们获得了一项现代化的法律工具，但这面在他乡炉火中锻造的盾牌，到了中国，却显得力不从心。

3

李秋的悲剧，并不是孤例。

在过去十年里，无数中国女性以不同的方式，走到了生命终点。

她们面对的暴力，有着不同的面孔，但贯穿其中的，是施暴者早已亮明的危险信号，和系统性干预的缺席。

有些暴力是公开的、人尽皆知的。

拉姆的前夫唐路 ，他的暴戾贯穿了整个婚姻。

他殴打她，威胁她，在第一次离婚后，甚至：

以小儿子的性命相胁，逼她复婚。

最终，他在拉姆直播时，将汽油泼向她，活活烧死。

整个观音桥镇，几乎无人不知唐路的暴戾。拉姆反复报警，但她的恐惧始终被当地执法部门视为家务事：

需要调解，而非干预。

湖北的阚某芳 也一样，她长期遭受丈夫余某斌的家暴，多次试图离婚。

2021年1月，在被丈夫用斧头砍死前，她留下的遗书里写着：“如若我遭遇不测，将我葬于阚家冲水库山顶，越高越深越好。”

她的绝望和恐惧是如此清晰可见，却未能引来有效的保护。

有些暴力，是在社区的默许下被正常化的。

陕西的李某春 ，与妻子吴某莉经营着面馆。

周围的邻里商户都知道，他爱喝酒：

一喝酒就容易打老婆。

但所有人都将此视为小事，是夫妻间的普通摩擦。

这种将暴力正常化的社区文化，有效地孤立了受害者，并纵容了施暴者。

2024年9月，李某春将吴某莉按进滚烫的面汤锅中窒息死亡。

这场虐杀，并非孤立事件，而是过去十几年里，无数次被目睹、被默许的小事累积而成的系统性崩塌。

有些暴力，甚至不是一个人的恶，而是一个家庭的：

合谋。

山东22岁的方洋洋 ，因为无法生育，长期被丈夫和公婆饿肚子、用木棍抽打、冬天在屋外罚站。

她去世时，体重只有60多斤，全身遍布淤青。

她的死亡，不是一次性的爆发，而是一场漫长的、被整个家庭执行的凌虐。

还有些暴力，则隐藏在看似平静的日常之下，直到最后一刻才以最恐怖的方式爆发。

杭州的来惠利 ，在失踪前，邻居们对她家的印象是正常的。

她的丈夫许国利，在将她杀害分尸后，还能冷静地面对全国媒体，扮演一个焦急的丈夫。

虽然没有证据表明来惠利生前曾报案，但一个被忽略的关键细节是：

许国利的前妻后来证实，他也曾对她施暴，掐过她的脖子。

暴力，如同一种可以转移的病毒，从一段亲密关系被带到下一段。它是一个潜伏的、未被记录、也无从查询的危险信号。

这些故事都在说明，谋杀并非凭空发生。

它们是暴力不断升级、而干预一再缺席的必然结果。危险早已存在，且广为人知，但法律的盾牌，却从未被及时举起。

4

一个家暴受害者最危险的时刻，是她下定决心离开的时候。

她们试图逃离一个牢笼，却发现牢笼的门是敞开的，捕食者可以随时：

尾随而出。

李秋在离婚三年后被杀害。

广州的周女士，死在了法律规定的“离婚冷静期”内。

河南的洪芳，在决定离婚并逃回娘家后，丈夫王某仍追上门用菜刀威胁。

在等待第二次开庭时，洪芳被杀害。

湖南的刘某美，在分居期间，从湖南老家逃到东莞投奔弟弟，依然被丈夫唐某洪追上并杀害。

她们的悲剧都指向同一个问题，仅仅一纸离婚协议，根本无法切断暴力的锁链：

当受害者试图逃离时，恰恰是她们最需要外部强力干预和保护的时刻。

这本该是人身安全保护令发挥核心作用的地方。

但现实是，这个系统在最关键的时刻，往往是缺位的。

中国并不缺少像特蕾西·瑟曼一样勇敢的女人。

拉姆、李秋、阚某芳、洪芳，以及无数个我们不知道名字的女性，她们都曾以自己的方式战斗过。

她们报过警，上过法庭，试图用法律赋予她们的一切来保护自己。

但我们的系统，却在多个环节未能接住她们。

保护令的申请门槛在实践中被无形抬高，法官常常要求证据确凿，而非现实危险；执行责任在法院、公安、社区之间模糊不清，缺乏明确的强制力；而对施暴者暴力史的追踪和预警系统，则几乎是一片空白。

于是，我们的法律文本是先进的，但执行它的血肉，执法者的观念、司法者的裁量、社区的文化却依然滞后。

真正的问题是，我们的系统，何时才能迎来属于自己的瑟曼时刻？

那不是一个需要等待英雄出现的时刻，而是一个系统终于肯低下头，直面自己的失职，并承担起改革责任的时刻。

只有当对一个受害者的漠视，会被视为对整个系统信誉的挑战时，那句注意点，才不会成为又一个悲剧的序言。

作者｜蛙蛙和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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