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宋学、汉学之争的实质及其影响

清代宋学、汉学之争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学者们对此曾进行了不同角度和层次的探讨。近代学者刘师培描述了汉宋之争的状况；当代学者徐复观指出清代汉学“反思想”；钱穆先生认为汉学反对宋学是因为宋学被皇权利用，因此乾嘉诸儒对当时统治权怀有敌意，希望以反宋学的方式“重新要从故纸丛碎中回到人生社会之现实来”；朱维铮先生指出，汉学和反汉学的出现是清政府推行文化分裂政策的消极结果。然而，学界至今未曾以道统为线索来审视清代这场宋学、汉学之争，因此从这个角度探讨宋学、汉学之争有助于理解其实质和影响。

一、清代宋学、汉学的概况

清初学界承接明末反思明代学术的余绪，从顺治元年到康熙二十年，完全是晚明遗老支配学界。在康熙二十年后，学界虽然出现了不同的治学方向，但朝廷之意指，士大夫之趋向，程朱理学极盛，定于一尊。自康雍以来，皇帝都提倡宋学——程朱学派，因此宋学成为学界的主流和国家的意识形态。而清代汉学的发源几乎和宋学同步，它出现在顺治、康熙年间。很明显，清初汉学从属于宋学，且二者兼容不悖。宋学、汉学之争激烈化发生在乾隆时期。当时宋学家姚鼐和汉学家戴震之间的矛盾公开化直接影响了他们后学的学术意见，方东树和江藩各自著书，相互批驳。这标志着宋学、汉学之争的公开化、激烈化。清代宋学、汉学之争昭示了宋学和汉学各有其独特的学术内涵。

第一，宋学概况。

一般而言，宋学往往指宋代的学术，又特指程朱理学。但在清代，宋学的涵义和程朱理学有着本质的差异。在清代，宋学逐渐演变为国家意识形态，丧失了其固有的思想功能，成为反思想的僵化教条。

顺治八年（1651）礼部公布：“各提学官督率教官，务令诸生将平日所习经书义理，著实讲求，躬行实践。不许别创书院，群聚结党，及号召地方游食之徒，空谈废业，因而启奔进之门，开请迁之路。”

清政府以程朱理学为中心，禁止学生越界“空谈”，着重强调“躬行实践”。这种教育方针在实际中得到贯彻，并对后世学者产生了深刻影响。康熙时期宋学者王懋竑教诸生“反之身心，真实体验，行得一寸，便是一寸，行得一尺，便是一尺，空言全不济事，亦不必深求”。乾隆时期宗程朱学的汪绂说：“自四子、六经，以至周、程、张、朱之所演绎，载籍虽繁，要不过欲人反求之于身心，而得其天性之本然，则以是见之于行事，以实践而力行之，而于以措之民物，莫不皆准。此千圣所同符，古今无二致也。”王懋竑和汪绂重道德实践，轻思考探求。这是顺治年间教育政策造成的后果。换而言之，轻松活泼、自由思考的宋学思想逐渐异化为意识形态和道德行为尺度，宋学的思想功能便消亡殆尽。清代宋学已经成为了失缺思想功能的文化形式。因此，清代宋学是在程朱理学旗帜下丧失思想功能的意识形态和道德规范。

第二，汉学概况。

清代汉学由18世纪前期的“古学”发展而来，随着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而逐渐流行，以尊汉反宋为学术基调。曾国藩谈到胡匡衷时说：“先生治《礼》，崇信郑氏”；孙祖志治经“专宗郑氏，以为说经不尊信康成，大道歧而卮言出。”翁覃谿则进一步指出，尊重汉学在于反对宋学，他说：“近之学者，稍窥汉人厓际，辄薄宋儒为迂腐，甚者且专攻程、朱为事。”因此，汉学，如刘师培在《清儒得失论》中所说：“所谓汉学者，不过用汉儒之训故以说经，及用汉儒注书之条以治群书耳。故所学即以汉学标明。”方东树、徐世昌也证明了刘师培的结论。在《汉学商兑序》中，方东树说：“历观诸家之书，所以标榜宗旨，峻门户，上援通贤，下袭流俗，众口一舌，不出于训诂、小学、名物、制度。弃本贵末，违戾诋诬，于圣人躬行求仁、修齐治平之教，一切抹杀。”徐世昌在谈及戴震和王念孙时也说：“乾、嘉间，休宁、高邮诸儒，相与正训诂，明音韵，考名物，核度数，寖流为支离破碎。”

清代汉学好古信古、借助汉代训诂和治书科条研治训诂、音韵、名物、制度、地理沿革、算历、金石、校勘、辑佚等的考察和整理古籍，而对经籍的义理和实践“一切抹杀”。这种对具体历史事件的证实性考察直接导致了对思想的忽视和排斥，放弃了对思想的深入探究，龚自珍在谈到王引之时说：“自珍平日所闻于公者，曰：‘吾之学，于百家未暇治，独治经。吾治经，于大道不敢承，独好小学。’”

二、宋学、汉学争论的实质

如上文所述，宋学标示了士人的行为规范，而汉学意在考察古典文物，二者表面上并行不悖，事实上大有争执，清代汉学始终作为宋学的反对力量而存在。宋学、汉学之争的根源在于道统及其相关问题，因为道统问题是事关儒家命脉的首要问题。

第一，道统的来源、失落。

道统是宋明儒家重要的观念之一，而最早提出道统观念的是唐代的韩愈。“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他认为，仁义道德就是先王圣道，而道统是圣道传承的谱系，他说：“斯吾所谓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自尧舜至春秋战国，道统逐渐由君王向儒者转移，儒者逐渐成为圣道的传承者。宋明儒学家承袭了韩愈的道统思想，明确提出道统概念。道统观念在宋明儒学家那里得以继承发展，成为一种文化惯性。

儒学士人承载了先王圣道，成为先王圣道的代表。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学士人高于现实皇权，是皇权合法性的唯一决定因素，也是儒学士人以先王圣道来规范和引导皇权的机制。北宋的经筵制度就是范例。由于儒学士人成为先王圣道的代表，因此他们在解释儒家经典上拥有话语权，可以从不同的角度阐发儒家经典的微言大义。这样道统观念俨然成就了宋明时期自由活泼的学术氛围。

然而，清代儒学士人承载道统的地位在逐渐丧失。康熙时期还有儒者承继道统，如李绂、方苞、蔡世远等人。蔡世远叙述了儒家道统的传承，认为先王圣道在传承过程中不断发扬光大，他在《历代名儒传序》中说：“圣人之道具于经，故必知道而后能明经。然传经亦所以存道，自孟子后，汉儒有传经之功，宋儒有体道之实。汉初，董江都学贯天人，定一尊于孔氏，罢申、韩非、苏、张之学，儒之醇者矣。然伏、毛、孔、郑诸儒，各有传经之功，不可忘也。有宋周、程、张、朱五先生继起，直接孟氏之传，圣道如日中天，道统之所由集矣。”雍正时期的任启运则鲜明地以承载道统为己任，德保在给任启运立传时说：“先生幼即颖异，读《孟子》至卒章‘然则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辄哽咽流涕，大惧道统无传人，立志远大若此。……书自责语：‘孔、曾、思、孟，实惟汝师’。”

康熙、雍正两朝不乏传承儒学道统的儒学士人，他们以儒学圣道为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并身体力行，继承光大。这也证明了道统仍然在儒学士人手中。到乾隆时期，儒家则少有承继道统者。由于皇权高压统治，皇帝完全从儒学士人手中夺取了儒家道统，儒学道统在儒家士人手中逐渐失落。乾隆在批阅程颐《论经筵箚子》中说：“且使为宰相者居然以天下之治乱为己任，而目无其君，此尤大不可也。”由于宋明以来儒学士人以承载圣道自居，以此塑造了心怀天下的情怀。而乾隆这种对程颐“以天下治乱为己任”一说的愤怒，显然是否定儒学士人具有承载圣道的传统。这也就说明了为什么尹会一的儿子尹嘉铨在乾隆四十六年请求以汤斌、范文程、李光地、顾八代、张伯行及其父从祀文庙时被“逮至处绞”。自韩愈提出、宋明诸儒继承并完善后的儒学道统在乾隆时期成为皇帝手中的工具。儒学士人失去了作为圣道载体的地位，失去了解释儒家经典的优先权。儒学士人在学术上处于失语状态，只能在日常行为中践履理学教条。

第二，重塑道统的努力。

由于清代皇权极力干涉，唐宋以来形成的儒学道统从儒学士人手中失落。然而数百年间形成的承载圣道、规范皇权的文化基因和历史惯性并未随着政治的高压而消失。相反，它们推动着清代汉学家重建学统，以期重新获得儒学经典的优先解释权，重塑新的道统。

早在康熙时期就有宋学者兼做汉学的工作，如方苞。他认为，传统的《易经》、《诗经》、《尚书》的微言大义已被宋儒阐发，而宋儒未充分阐释《周官》、《仪礼》。他说：“盖《易》、《诗》、《书》有周、张、二程以开其先，而朱子实手定之。典谟以下，亦抽引端绪，亲授其徒。胡氏《春秋传》虽不免穿凿，而赵、啖、二陆、刘、孙、胡、程之精言采录实多。……《周官》、《仪礼》，则周、程、张、朱数子皆有志而未逮，乃未经垦辟之经。”方苞认为，《春秋》、《周官》和《仪礼》都有微言大义，寓蕴圣人大道，但汉代学者和宋明儒学家都未能充分阐明，他说：“凡义理必载于文字，惟《春秋》、《周官》，则文字所不载，而义理寓焉。……余初为是学，所见皆可疑者，及其久也，义理之得，恒出于所疑。因录示生徒，使知世之以《周官》为伪者，岂独于道无闻哉，即言亦未知能辨焉耳！……凡世儒所疑于《周官》者，切究其义，皆圣人运用天理之实。……仪礼志繁而辞简，义曲而体丰，微周公之手定，亦周人最初之文也。然其志惟施于成周为宜。盖自二帝三王彰道教以教民，凡仁义忠敬之大体，虽甿隷晓然于心，故层累而精其义，密其文，用以莫礲德性，而起教于微眇，使之益深于人道耳。”

方苞将《春秋》、《周官》、《仪礼》为代表的《三礼》作为当时学术界努力的方向。他认为这些典籍可以为清儒朝不同方向发挥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事实也是如此。乾隆时期顾栋高著《春秋大事表》五十卷，方苞称赞道：“《春秋大事表》，凡汉、唐、宋、元人之书皆博览而慎取之。其辨古事，论古人，使能物尽其理，即乎人心。”戴震的老师汉学家江永精于《三礼》。沈彤著述《仪礼小疏》，胡培翚评价道：“沈氏之书名《仪礼小疏》，所笺释仅止《士冠》、《士昏》、《公食》、《丧服》、《士丧》、《既夕》数篇，而考订多精核。”

从康熙朝到乾隆朝，学者们研究《春秋》、《三礼》等典籍的重点已经由义理逐渐向训诂、考证学为特征的汉学方向转变，最终促使汉学成为清代学界的主流，培养了以惠栋和戴震为代表的一批汉学家，他们从各自不同的角度构建学统。惠栋信奉汉代经学诸经师及其家法，以训诂和音韵考察义理，将其学术渊源推及到汉代。他说：“汉人通经有家法，故有五经师；训诂之学，皆由师所口授，其后乃著书帛。所以汉经师之说，立于学官，与经并行。五经出于屋壁，多古言古字，非经师不能辨，经之义存乎训。识字审音，乃知其义。是故乃知古训不可改也。经师不可废也。”戴震“研精《尔雅》、《方言》诸书及汉儒传注，由声音文字以求训诂，由训诂以寻义理，实事求是，不偏主一家”，并认为“古圣贤之义理非他，存乎典章制度者也。”“义理不存乎典章制度，势必流入与异端曲说而不自知矣。”戴震为学的宗旨是“精求正诂，通三代典章制度，而因以确知义理之归。”戴震认为，圣道义理存在于夏、商、周的典章制度中，以音韵、训诂来考察典章制度进而明了诸经义理。

清代汉学者以阐释《春秋》、《三礼》等典籍和先秦的典章制度为基础建立了一套新的学统，它依次上溯至两汉、周、商、夏，以训诂、考证、辨伪、校勘等为手段，将视野放在名物、典章等制度上。清代汉学者希望借助这一儒家新学统而获得阐释儒家圣道的话语权，进而重塑儒学道统，重新成为道统的承载者，实现圣道高于皇权、规范皇权的目标。

宋学的道统论述话语权被皇权垄断，使得宋学实质上成为了国家意识形态，造成了宋学士人集体失语和思想的停滞；而清代汉学者便努力重建儒学学统，获得对经典阐释的优先权，以期重塑儒学新道统，打造自由活泼的文化氛围。换言之，清代宋学和汉学之争的实质是儒学圣道的道统传承之争，也是对儒学士人的定位之争，彰显了儒学士人和皇权在道统上的冲突。

三、宋学、汉学之争的影响

清代汉学和宋学之争在中国思想史上是一个具有重要影响的文化事件，一度对中国思想史的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加剧了清代思想的贫困

由于皇权干涉，清代宋学沦为国家意识形态和僵化的信条，便失去了独立的反思功能。因此，清代宋学已经成为了没有思想功能的道德规范。相对而言，由于缺失系统的思想文化背景，清代汉学的文化视野狭隘，治学方法零碎饾饤，必然走入迷途。刘师培认为，江、戴之学，嘉定三钱，段、王之学以及惠氏之学“均以征实为指归”，其结果是缺乏思想。焦循曾指出：“国初经学，萌芽以渐而大备。近数十年来，江南千余里，虽幼学鄙儒，无不知有许郑者。所患习为虚声，不能深造而有所得。盖古学未兴，道在存其学。古学大兴，道再求其通。前者之弊患乎不学，后者之学患不思。”思想深度的缺乏和学术视野的狭隘使得清代汉学家未能融会贯通儒家思想，钱大昕曾深刻指明：“自惠、戴之学盛行于世，天下学者但治古经，略涉三史，三史以下茫然不知，得谓之通儒乎？”

焦循、钱大昕和刘师培看到了清代汉学的努力归于失败，其根本原因是缺乏思想——这是清代汉学的一个特点。徐复观曾说：“他们是完全没有思想的学派”，“因为反思想，一个人的思考能力，客观态度，以及反省精神，便伸展不出来”。这就将清代思想的贫困状态充分显现出来了，并加剧了清代思想界的荒漠化。清代汉学家由于缺乏思想而难以产生“通儒”，难以通盘体认儒家文化，难以对社会有敏锐的认知，因此也就无法把握文化和社会的发展趋向，结果只能是被时代所遗弃。从这个意义上说，清代汉学重建的学统漏洞百出，未能完成重塑道统的目标。

（二）传统经学学统的瓦解

清代宋学、汉学之争对中国文化造成了巨大冲击，构成了中国传统经学瓦解的内在决定性的要素。清代汉学家极力否定宋学，其治学态度和动机对后世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乾隆年间的翁方纲就指出汉学家“惟博辨之是炫，而于义理之本然反置不问者，是即畔道之渐所由启也”，并说“嗜博嗜琐者非也，其嗜异者非也，其矜己者非也。”他指出，汉学家们对“博”、“琐”、“异”的追求以追逐声名为目的，而对思想义理置之不顾。由于思想没有深度和为学的动机不纯，他们所做的文本考证、辨伪等活动的可靠性便受到质疑。刘师培曾说：汉学初兴，“其征实之功，悉由怀疑而入。……始也，疑其不可信，因疑而参互考验，因参互考验而所得之证实益多”。清代汉学家的治学态度是为了标新求异、获取声誉而事先在胸中有一个否定的观念并以此证实或证伪，这种治学精神深刻地影响了后世儒家士人的治学风气，因此疑古的风气高涨。梁启超曾对清代汉学家的治学态度有过精彩的论述，他说：“自阎若璩攻《伪古文尚书》得胜，开学者疑经之风。于是刘逢禄疑《春秋左氏传》，魏源大疑《诗毛氏传》。若《周官》，则宋以来固多疑矣。康有为乃综集诸家说，严画今古文分野，谓凡东汉玩出之古文经传，皆刘歆所伪造。正统学派所推崇之许、郑，皆在所排击。则所谓复古者，由东汉复于西汉。有为又宗公羊，‘孔子改制’说，谓六经皆孔子所作，尧舜皆孔子依托，而先秦诸子，亦罔不‘托古改制’。”

清代汉学者的疑古之风给中国的思想文化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一方面，儒家向来以经典作为圣道传承的载体，当清代汉学家开始怀疑儒家经典时，也就凸现出儒学道统的消失、儒家文化的价值和载体的瓦解，这已经构成了近代以来否定传统文化运动的先声；另一方面，清代汉学家以标榜汉学传统而攻击宋学、否定宋学，这实际上是否定自韩愈至宋明以来的儒家学术传统。这个传统在乾嘉汉学鼎盛时期受到严重摧残，并在清代汉学怀疑经典的冲击下加速瓦解。然而，汉学本身没有一以贯之的完整学统是其致命的伤害，而清代汉学家善疑之风也构成了终结汉学的力量，梁启超说：“既善疑矣，则当时诸人所共信者，吾曷为不可疑之？”因此，鸦片战争后欧风美雨的侵入使汉学变得支离破碎而日益边缘化，加剧了近代中国思想文化的长期贫困。

四、结语

清代宋学、汉学之争不是因学术研究对象不同而引发的学术争论，其本质是儒学士人和清代皇权争夺道统继承权的问题。高压的皇权政治剥夺了清代宋学者的儒学道统承载者的地位，皇帝打着宋学旗帜成为儒学道统的接续者，使得儒学变为僵死的教条，窒息了儒学的生机。当以宋学的名义垄断儒学道统时，清代汉学家便以汉学为号召，重建儒学学统，希望重塑道统，在打击清代宋学过程中夺回失去的儒学道统。然而，清代汉学家狭隘的学术视野和思想文化的匮乏使他们未能建立起系统的学统，其重塑道统的努力归于失败。清代汉学自身缺乏思想，却不断攻击宋学，使得原本就思想匮乏的清代社会雪上加霜，它不仅瓦解了传统儒家的载体及其价值，还使得中国传统儒学在欧风美雨中日益边缘化，造成了传统文化的式微。（节选自《长安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

《中国历史评论》编辑部选编

本期编辑：朝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