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农业的发展历程:从采集狩猎到农耕文明的演变

在高度发达的社会里，人们习惯于将一天划分为早、午、晚三次进食。而在人类早期的生存状态中，“餐”并无定时。原始部落往往有机会吃饱便大嚼一顿，甚至吃到再吃不下为止，根本没有存粮隔日的意识。例如美洲某些印第安部落，将储备食物视为一种软弱甚至耻辱；澳洲土著不事农耕，也无意追求延迟的回报；霍屯督人以懒散出名，布须曼人则总是在暴食与饥饿之间剧烈摇摆。这种只看眼前、不顾将来的生活方式，看似愚笨，其实与他们的生存环境息息相关。

然而，一旦跨出那个“无忧无虑”的阶段，人类便不得不开始思考——也就是自那时起，欲望萌发，烦恼滋生。皮尔里曾问一位爱斯基摩向导：“你在想什么？”对方回答：“我没什么要想的，我有足够的肉。”不必思考，就不去思考——如果把这看作一种生存智慧，背后其实隐藏着深层的无奈。

可尽管如此混沌蒙昧，正是在这类原始环境中，某些“过分发达”的生存机能反而成了优势。看看周围的生灵：狗会埋骨头，松鼠藏果，蜜蜂储蜜，蚂蚁囤粮——它们才是文明最初的教师。它们教会了人类祖先最重要的一课：为明天做准备。

不论是从陆地上采摘的野果野菜，还是从海洋中捕捞的鱼虾贝类等水生生物，获取充足的食物都始终是原始社会最基本、最根本的生存任务之一。由赤手空拳的原始的掘食之根，至用石、骨作了最简单的工具，纵然还用草为纤维所编成的罗网来捕鱼，设的各样的陷阱来捕兽，也都说明了他们的求生努力的不断的深入和向前发展。由如波利尼西亚那样的巨网的共同捕捞所引起的群体性的大规模的捕鱼活动不仅促进了人类的原始的经济的雏形的初步的形成，也将最初的政治组织的雏形初步的形成了起了推动作用。唯食之情，渐渐将社群的初形与国家的前身都推进了一个台阶。

阿拉斯加的特林吉特猎人伪装成海豹，头戴海豹形帽，模仿其叫声，待好奇的海豹靠近，便毫不犹豫地出手捕杀。有的部落会将麻醉类药物投入河流，待鱼昏浮，再集体捞取。塔希提人混合植物制作麻醉剂，澳洲土著含芦管潜近野鸭，将其拖入水下擒获。墨西哥南部的塔拉乌马拉人则用果仁诱捕鸟类——这些充满智慧的生存策略，是人类与自然持续对话的痕迹。

今天，打猎被视作一种娱乐，带着某种复古的浪漫。但对远古的人类而言，这是生与死的斗争。狩猎不仅为了果腹，也为了安全，更是确立主宰地位的象征。那些陈列在博物馆中的武器——石斧、矛、弓箭、陷阱、投石器——每一件都曾是生存竞争中至关重要的工具，是先人留给后代、却被轻易遗忘的礼物。

漫步森林，有时仍能感受到那种原始的恐惧。人类曾与各种生命竞争——与爬虫、野兽、飞鸟，甚至看不见的微生物。我们扮演掠夺者，也始终是被环伺的目标。或许有一天，这些被压制许久的自然之力将重新占据上风，吞噬我们的文明，把地球从人类的掌控中解放出来。

渔猎不仅仅可以被简单地划分为某一“经济的阶段”，而更是贯穿了人类文明的始终，成为了一种深深的生存方式和人与自然的根本关系的体现。但即使在高度的社会组织下，它也未能彻底的消亡，只是从生存的必需性上退化为了一种文化的背景，渐渐地成为文学、艺术、礼仪等文明的背后那个沉默而粗粝的底影。如今的我们在“狩猎”的过程中，不仅仅是为了满足生理的需要，甚至也常常将其作为一种表演的形式，或者用来追忆往日的辉煌，或是用来体验那一瞬的征服与追逐的快感——说到底，也就只是一场“游戏”的一部分罢了。

但若追问文明的根基究竟是什么，答案或许再朴素不过：一切建立在食物之上。教堂、博物馆、剧院、图书馆、学校……它们是文明辉煌的立面，是精神的圣殿。而在那光芒照不到的背面，总是矗立着那座最古老也最真实的建筑：屠宰场。

人类最初依靠狩猎为生，那时他们与其他掠食者似乎并无太大分别。真正改变命运的转折，或许发生在一场狩猎之后——当人们开始把活着的幼兽带回营地，一场无声的革命便悄然启程。没人能确切说出驯化始于何时，可以想象的是，某次捕猎后幸存下来的幼崽被孩子们当作玩伴，渐渐融入人群。起初它们可能仍被视作“行走的食物”，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发现这些动物不仅能提供肉食，还能承担劳役、提供奶水，甚至成为朝夕相处的伙伴。

畜牧的出现同时，人类的生命之轮就开始了从自然的、完全被物种的生死循环所支配的状态向人为的、由人类的意志所左右的状态的转变。人不仅仅是自然的被动受害者，已成为畜牧的主动的、有意的、有为的生物了。正是通过捕获一对雌雄的野生动物的繁殖，不仅能使其生息成群，而且可将其产下的奶水充分地用来喂养婴儿，降低了早夭的风险，从而使人口得以稳定地长大。但随着一股奇妙的力量的唤醒，它那本就不稳的脚步却又突然跃升了起来，最终也在这片广阔的大地上找到了比起以往的那样更为牢固的立足之地。

不经意间，女性的脚步却悄然地将人类与土地的关系都带了个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样一来，随着男性的出hunt外出狩猎，她们就能在营地的相对安定中开始对周遭的自然馈赠的初步的“开发”——她们开始了对自然的初步的“剽窃”——从原始的“采”(采集果实)、“挖”(挖掘根茎)、“拾”(收集野生的谷物)等基本的自然之物的获取中就可见一斑。或许正是那一天，在搬运的过程中随意洒落的几颗籽粒中突然破土而出，初生的嫩芽的奇迹，才使得那位初次发现“种子可以再生的”而感慨万千的观察者得到了灵感的点亮。基于对自然的那一系列不经意的试探与探索，最早的农业也就由此悄然萌发了出来。

通过从随手的撒种到有意的播种，从原始的用尖头的木棍掘土到后来用锄头的翻耕，农具的无数的演进与改革都在无声的诠释着我们对土地的深深的爱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如阿兹特克人在墨西哥的广阔的谷地中用锄头的努力开垦一样，至今的马达加斯加的妇女们也仍以整齐的队列的队形相互协同地共同的耕作着，真真如古代的场景一般的再现了出来。人类的智力大跃进之际，初步地学会了驾驭牲畜、锻造铁器，更重的犁具的出现使得耕地的深度、效率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在对野生植物的不断的筛选、培育以及新的一系列的新的品种的不断的被发现、传播背景下，农业终于以其对人类的生存的无比的重要性为人类的文明打下了坚实的基石。

凭借对大自然的无数的感受、体会和总结，我们不难发现大自然同样是人类最好的老师，它的每一道光景，每一件现象都在对我们发出不同的教诲。随松鼠的藏果、蜜蜂的储蜜，我们的祖先就逐渐地对贮存的意义产生了深刻的领悟，从而将其延伸到自己对待生活的各个方面，形成了对物质的积累、对将来的一份厚积的深深的感悟。经过千年的“只看当下的”原始生活，他们最终也算是对未来做了些准备：用烟熏、盐的腌制把肉类都保存了起来；对谷物的储备就更不用说了，除了专门的谷仓外，还要对其防潮、防窃等都做了周到的安排，甚至都为应对可能的荒年做了充分的准备。而通过对农业的稳定可预期的收成的培养，人类也就逐渐养成了谨慎的、对将来的预见的、对时间的观念的性格。

不过，从狩猎到农耕的转变并非一蹴而就。许多部落长期维持男性狩猎、女性耕作的分工，甚至拒绝新的食物来源。早期人类曾付出巨大代价，才辨别出哪些植物可食、哪些有毒；他们虽以谷物和乳品为生，却仍未摆脱对肉食的渴望。有些部落依然嗜好生食，享受血与肉的野性盛宴。人类的食谱曾经宽广得令人惊异：从贝类、昆虫、蜥蜴到鼠类、虱子、爬虫卵……有些部落甚至专精于捕蚁或晒制虫干，在某些文化中，一盘炖虱子仍是一道值得欢呼的佳肴。

火的使用彻底改变了人类的饮食方式。烹饪不仅软化食物、释放营养，也使人类越来越依赖谷物与蔬菜——与此同时，它也带来了新的困扰，比如蛀牙。

而在所有食物中，最令人不安的一种，莫过于人本身。食人习俗曾遍布于原始部落之中，甚至延续至较晚近的文明边缘。在刚果、所罗门群岛、斐济，人肉曾公开交易；塔希提酋长向欧洲人表示“白种人烤起来像熟香蕉”；巴西一位部落领袖更直言：“让敌人白白死去才是浪费。”

这一行为是否起源于极度匮乏的年代已不可考，但一旦出现，就往往被赋予宗教、仪式甚至社交的意义。血被视作增强勇气的饮料，人肉被当作待客的最高礼节。蒙田就曾讽刺道：相比虚伪的虐待，不如诚实享用人肉——那至少不算浪费。

如某位哲学的部落酋长所言：“将敌人杀死后予以食用总比任其腐烂的下场要好得多”。与我们今日的观念相反，那个时代生与死、食物与道德之间的界限便已远为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