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以法治力量擦亮生态底色

编者按：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制度与时俱进、完善发展，生态文明建设成就举世瞩目。全国各级检察机关始终坚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有力保障生态环境领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800亩林场变成巨型垃圾填埋场

北京市房山区检察院办结一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北京市房山区检察院办案检察官实地踏勘垃圾倾倒点位。房山区检察院/供图

记者|薛应军

责编|张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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轰隆轰隆，咔嚓咔嚓……2020年的冬天，家住北京市房山区某村干部的马一水（化名），半夜三更常被这不知来自何方的轰鸣声吵醒。

该村三面环山，拥有辽代古塔等历史遗迹。近年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村容村貌焕然一新，休闲农业、乡村旅游等新产业新业态快速发展，渐入佳境。

但这山上的轰鸣声让马一水颇为头疼，许多村民反映，他们常被半夜吵醒。无奈之下，马一水多次组织村民巡山。终于，在一天黄昏，有村民发现一辆盖着苫布、流着臭水的渣土车，经由村庄向山里驶去，他们急忙拦截。

不料，这一拦截，竟牵出一桩大案。

不要钱的“卸土”

村民原本计划拦住上山的渣土车问问为何半夜三更施工，谁知，这一拦截不但吓跑了司机，还让从山沟驶出来的另外两辆空渣土车司机跟着跑路。联想到自2019年底以来上山路被碾轧出的深沟，马一水感觉事情不简单。

流着臭水的渣土车为何上山？深夜的轰鸣声与此有何关系？带着种种疑问，马一水及时向属地党委、政府作了汇报。当地政府迅速组织执法单位介入，牵出了一起多人涉案的污染环境案。

据犯罪分子张某甲到案后供述，张某甲的父亲从刘某某处以200万元的价格转租了该村800亩林场（合同上写为“荒山”）。不久后，张某甲开始伙同他人在林场等地非法开采页岩，后被判刑4年。刑满释放后，他又接手别人中标的樱桃种植、矿山恢复、小流域治理项目。

该项目施工过程中，巧遇2019年雨季，山路被雨水冲毁，张某甲遂雇佣车辆拉工程尾料垫路。在此过程中，有司机表示可以从外面找拉土车“免费卸土”。

这让张某甲觉得很“划算”，他没多想就答应了下来。但没过多久张某甲发现，那些“免费卸土”的车辆拉来的根本不是普通土方，而是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这让张某甲有点害怕，但司机表示可以付钱。

因为有钱可赚，这让张某甲从一开始的默许，渐渐变成了主动联系招揽。后来，霍某某、隗某某等“大客户”不约而同和他达成“独家代理协议”——由他们负责联系需要倾倒垃圾的车队，张某甲只需提供能堆放垃圾的场地就行。

案发后，警方调查发现，张某甲先后雇佣冯某某、许某某在山口“望风”——在现场核实车牌号和垃圾种类、收取费用、指挥倾倒位置。而霍某某、隗某某的“独家代理协议”也让张某甲运营林场倾倒垃圾的价格一路飙升，生活垃圾的价格最高涨到每车900元。不到两个月，冯某某就为张某甲收取倾倒垃圾费用30余万元。

2021年7月，张某甲运营林场收纳垃圾的事引起警方注意。经过侦查，2021年8月20日，张某甲被依法拘留。

办案遇上“拦路虎”

张某甲被抓后，霍某某、隗某某、冯某某、许某某等人先后被羁押并逮捕。该案经过进一步审查，房山区人民检察院决定，以污染环境罪对张某甲等人提起公诉。

“刑事被告人的范围是否与民事被告人的范围相同？民事公益诉讼是单独提起还是和刑事诉讼一起提起？”负责该案刑事部分审查起诉的房山区检察院检察官隋丹介绍，前期沟通时，在提起诉讼具体方式上，大家存在争议。

为此，房山区检察院邀请来自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国家检察官学院的学者及上级检察院办案专家进行了论证。经过充分论证，受邀专家达成共识：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更适宜，可依托刑事程序固定的证据与事实，减少重复取证，提升整体诉讼效率，避免裁判冲突，实现刑民协同维护公益；刑事被告人范围的确定以是否构成共同犯罪为标准，而民事则要看侵害公益后的责任分配和承担方式，未达刑事标准但导致侵权损害的，仍需承担民事责任。这些共识为案件办理明确了方向。

分歧解决了，但还有更大的生态损害计算问题。“我们参考了其他同类型污染环境案件的鉴定费用，经过初步估算，此次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费用可能高达100万余元。”负责该案公益诉讼部分审查起诉的房山区检察院检察官助理黄河说，“鉴定费这么高，让人头疼。”

能否不降低鉴定标准而降低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费用？房山区检察院为此积极向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求助。北京市检察院充分发挥检察一体化优势，通过组织招标，最终确定鉴定机构，并先行垫付了鉴定费用。

同时，房山区检察院委托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通过卫星遥感技术测定环境污染侵害范围及倾倒垃圾车牌号，并出具了报告。根据报告，办案人员发现张某乙名下车辆曾进入涉案地块近300次，倾倒垃圾数量巨大，遂将其追加为民事公益诉讼被告人。

经鉴定，该涉案地块非法倾倒固废共12处，占地面积超5.4万平方米，总量超31.9万立方米。其中，非法倾倒建筑垃圾31.3万余吨，生活垃圾总量13.5万余吨。土壤污染面积超1.7万平方米，受污染方量超5000立方米；共造成包括固废处置、生态环境修复等损害高达1亿余元。

2022年7月20日，房山区检察院依法向房山区人民法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2023年10月20日，房山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支持房山区检察院全部诉讼请求，以污染环境罪判处张某甲等人6年10个月至1年8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同时，要求判决生效后30日内，张某甲赔偿生态恢复费、其间功能损失费、惩罚性赔偿金、鉴定费用等共计1.4亿余元，霍某某、隗某某、张某乙等公益诉讼被告人，分别在上述金额范围内承担15%、15%、2%的连带赔偿责任。一审判决后，隗某某、张某乙提出上诉。2023年12月25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至此，一起因污染环境引发的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暂时告一段落。但隋丹、黄河等检察干警的工作没有止步于此。针对办案过程中发现的问题，房山区检察院以磋商、检察建议等形式推动相关行政单位依法对司法机关查出的、未构成刑事犯罪的倾倒垃圾主体进行行政处罚，对相关涉案车辆进行公告、确定车主信息。最终，推动属地政府处罚32家违法运输公司，处罚金额共计2500余万元，对违法运输行为形成了强力震慑。

该案引发房山区党委、政府高度关注。“相关情况汇报党委、政府后，党委、政府在全区启动了非法倾倒垃圾专项整治、农村土地承包情况专项排查、12345涉垃圾类举报线索月汇报制度，有效遏制垃圾违法倾倒问题，形成了‘办理一案、治理一片’的良好效果。”黄河介绍。

从“爱鸟人士”蜕变为“卖鸟贩子”

甘肃、青海检察机关联动阻断国家保护动物非法交易链

记者|马震坤

责编|张晶

通讯员|张维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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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脆婉转的鸟鸣，本应是大自然馈赠的天籁，但在李某乙的人生里，这鸟鸣却渐渐变成了违法的信号——从小心翼翼呵护鸟笼的“爱鸟人士”，到盘算如何赚差价的“卖鸟贩子”，殊不知，他的这一蜕变正踩中了法律的雷区，为自己的人生涂上了一道污点。

“刚开始养鸟是真心喜欢，但卖鸟尝到甜头后，就把‘只玩不买卖’的底线抛到了脑后……”面对检察官的讯问，犯罪嫌疑人李某乙的感慨道出了一场由“爱好”变“犯罪”的全过程。这起涉及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蒙古百灵鸟的交易案，不仅揭开了一条非法交易链，更以鲜活的违法代价，为公众敲响了“爱好莫踩法律红线”的警钟。

同时，甘肃、青海检察机关联动，让跨省份非法交易链无所遁形，也为保护野生动物提供了跨区域协作的有益启示，彰显了“全国一盘棋”保护野生动物的决心。

一只百灵鸟牵出的违法链条

退休老人李某甲爱鸟成痴，为寻“叫声最好听”的百灵鸟，通过快手、微信“鸟友群”四处搜罗。他精心挑选后，从陌生卖家手中购得4只蒙古百灵鸟，由快递直接邮寄到家。在他看来，这只是“养鸟怡情”，却不知自己已沦为非法交易链的一环。

2024年2月，山东警方在侦查另一起案件时，发现有卖家向甘肃多地出售蒙古百灵鸟，线索很快指向甘肃省嘉峪关的李某甲。警方顺藤摸瓜，不仅查实李某甲多次购买，还从其手机记录中发现他曾向甘肃临夏的李某乙购鸟。这条横跨甘肃、青海的贩卖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非法交易链就此浮出水面。

据甘肃省嘉峪关市城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郭文礼介绍，蒙古百灵鸟是一种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相关规定，非法收购、运输、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均构成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

爱好变生意，违法的“渐进式堕落”

李某乙在亲友眼中是“资深爱鸟人士”，受父亲影响自幼养鸟，尤其痴迷蒙古百灵鸟的叫声。为满足爱好，他通过网络、花鸟市场大量收购，甚至用自家租车行的收入补贴“鸟食钱”。但随着鸟的数量增多、租车行盈利减少，他动了“低买高卖赚取百灵鸟差价”的念头。于是，他从青海卖家马某某、韩某某处低价收鸟，再通过“鸟友群”卖给甘肃等地的买家，甚至自行繁育幼鸟扩大“生意”。

更令人唏嘘的是，因无力照料导致大量蒙古百灵鸟死亡，李某乙却视而不见，眼中只剩“交易利润”。而青海的马某某等6人为供充足“货源”，在草原上大肆“掏鸟窝”捕猎，或从花鸟市场收幼鸟转卖，涉案总数达40余只。

抽丝剥茧证实“明知故犯”

该案移送至甘肃省嘉峪关市城区人民检察院后，部分犯罪嫌疑人一改在侦查阶段的供述，辩称自己并不知晓蒙古百灵鸟系受国家保护的野生动物，主观上没有故意，并不构成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化，办案检察官敏锐发现大部分犯罪嫌疑人在微信中均加入了“鸟友群”。“鸟友群”中是否存在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主观明知的证据呢？办案检察官迅速行动，在查看了犯罪嫌疑人的微信聊天记录后发现，双方在买卖蒙古百灵鸟时的微信聊天中频繁出现“为规避风险”“害怕被查”等语句。在扎实的证据面前，之前翻供的犯罪嫌疑人不得不承认其知晓蒙古百灵鸟是国家保护野生动物的事实。

“其实大家对这个事情都心知肚明，我就是在青海省刚察县出生长大的，小时候这些鸟能抓，长大后村里就说这些鸟不能随便抓了，抓鸟的时候我父亲还提醒过我不要往外卖，自己养着玩玩就行，当时没当回事，没想到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事后犯罪嫌疑人喇某某向办案检察官说。

办案检察官介绍，根据法律规定，“明知”不仅指明确知道，还包括“应当知道”。通过嫌疑人长期混迹“鸟友群”并规避交易记录的行为，结合当地对野生动物保护的宣传，足以认定其“明知”蒙古百灵鸟受保护。这也意味着，以“不懂法”为借口，无法逃脱法律制裁。

2024年12月30日，嘉峪关市城区检察院以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对李某乙等7人提起公诉，同时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诉请李某乙等7人支付生态损失费共计21万元，并在媒体公开赔礼道歉。2025年6月，嘉峪关市城区人民法院以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李某乙等7人1至2年不等的有期徒刑，适用缓刑，并全部支持了检察机关的公益诉讼请求，李某乙等7人在判决生效后履行了全部生态损失赔偿责任。

异地协作共筑保护“屏障”

案子虽然办结了，但保护野生动物的工作并没有结束。办案检察官在办案过程中了解到，青海省个别花鸟市场上依然存在出售蒙古百灵鸟的现象，且刚察县草原上捕猎蒙古百灵鸟的现象未得到有效遏制，于是将案件中野生动物保护面临的问题向检察长做了详细汇报。“西部地区生态环境脆弱，办案子不能只看眼前，要把西部地区整体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纳入考虑范畴。如果在这个阶段就撒手不管，那我们提起的公益诉讼也就没有多大的意义，当地的野生动物资源还在持续遭到破坏。”嘉峪关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王俊琳听完汇报后高度重视，要求城区检察院主动与青海省检察机关联系，将相关情况向当地检察机关通报，以便更好地开展野生动物保护工作。随后，城区检察院以公函的形式向青海省刚察县人民检察院通报了上述情况，建议当地检察机关主动开展法律监督工作，督促相关部门履行野生动物保护职责。目前，相关工作正在逐步开展中。

一场百灵鸟的交易，毁掉了7个人的生活，也警示所有人：法律面前，爱好有边界，从“爱鸟人士”到罪犯的蜕变，根源在于一个人将自己的爱好凌驾在了法律之上。无知不是借口，触碰红线必受严惩。违法者不仅要受到刑事处罚，还要为生态破坏“买单”，唯有敬畏法律、守护生态，才能让人与自然真正和谐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