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湾区的集体回忆 ：古巴华侨和江门市

文︱关品方

笔者当年入读港大，因为参加香港专上学生联会活动的关系，不久就认识中大的雷竞旋，一晃眼至今已55年。笔者和他一度在香港特区政府政策研究方面共事，后来更先后认识他的弟弟雷竞斌和雷竞雄（出世纸写错为健雄）。他们的祖父和父亲是古巴华侨。竞斌早年和笔者共同出版青年刊物《学潮》，现在珠海退休养老。竞雄留学法国，近年在珠海唐家古镇积极参予读书会活动，深黯法国的烘培技术，钟情于法国餐饮。

雷竞旋中大毕业后也曾留学法国，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从事研究，有显著成就。他的专注集中在揭示和分析特定群体的历史发展过程。雷兄是政治学博士，中大亚太研究所荣誉研究员。他的研究兴趣主要是移民历史、社会变迁和文化传承。

由于家庭背景的关系，雷兄深入探讨古巴华侨长达170年的移民历史。他不仅揭示古巴自独立以来的政治经济变化，还关注19世纪期间大量五邑华侨以“契约劳工”被送往古巴被奴役的情况。这些劳工面临极端恶劣的生活条件，死亡率极高。华人社区在古巴的发展和演变是雷兄研究的重点之一。

雷兄在相关讲座不时分享他对古巴华侨历史的研究成果，利用大量历史图片和翔实数据，提供对古巴华侨兴衰历程的全面视角。他因为祖上家庭成员的经历，触动了他对这段历史的关注，促使他深入挖掘这个领域的细节。笔者认为，他功在大湾区，增进了学术界对海外华人历史的理解，提供了多元的文化视角，让年轻一代慎终追远，不忘家国。

古巴华侨是一篇血泪史。百年沧桑，从当年契约劳工到如今文化传承。19世纪的苦力贸易十分残酷。当年古巴蔗糖经济扩张，催生了对华工的大量需求。1847至1874的27年间，大约14万华工被贩运至古巴，其中多数来自广东五邑地区（今天的江门市）。他们以“契约劳工”的名义签订雇佣合同，实质是“卖猪仔”的卖身契。这些合同虽然规定“每日工作不超过12小时”、“新年和星期天休息”，并承诺提供咸肉、蔬菜和白米，但在实际履行中，华工被迫超时劳作，基本待遇匮乏，是奴隶似的工作和生活。

当年跨越太平洋航行的死亡率高达30%，从香港或澳门出发，经过大约160天的航行抵达古巴。华工差不多半年时间被关押在底仓，淡水食物匮乏，两度穿越赤道的酷热环境、加速了食物变质，叠加传染病肆虐，死后被抛弃海葬。运输船被称为“漂浮的地狱”。

这些华工如果侥幸不死，抵达古巴后被劳役，工作环境和生存状况十分恶劣。有华工回忆录记载，同批45人在糖房劳动8年后仅存26人，有吃错药病死的、有吊颈自杀的、有被虐打致死的。根据统计，赴古巴华工14万人，到1880年仅余大约4万人，平均劳动寿命只有5年。

江门市古巴华侨相关文物的展出，主要在“中国侨都”江门市的《华侨华人博物馆》，在《江门市博物馆》之内，是目前全国规模最大、华侨文物最多最全的华侨历史文化展示基地，涉侨文物总量达8万件，其中古巴华侨相关文物十分丰富。馆内唐人街展厅有古巴《光华报》使用过的老式打字机、印刷用的木活字和铅活字等物件。这些文物见证了五邑华侨当年在古巴办报爱国、报国、救国的历史。

江门市五邑地区（五个县级行政区 : 新会、台山、开平、恩平和鹤山）是古巴华侨的重要来源地。例如新会区沙堆镇独联村有古巴华侨700人、梅阁村有2000人。沙堆镇现在还留存有古巴桥、古巴楼等百年建筑。

古巴《光华报》的前身是1928年创办的《工农呼声》，抗日战争时期改名为《救国报》，1944年定名为《光华报》，二战后一度关闭，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后复刊，被誉为“一份《光华报》，半部华侨史”。《光华报》是今天古巴华侨了解世界的窗口，也是当年侨胞支援祖国抗战、传播革命思想的阵地。

香港演艺界有许多知名人士的祖籍来自五邑地区。笔者记得、即时可列出的就有刘德华、梁朝伟、曾志伟、周润发、甄子丹、黄百鸣、谭咏麟、李克勤、容祖儿、钟欣桐、梁咏琪、李玫、郑伊健、林子祥、钟镇涛、苏永康、麦嘉、欧阳震华、夏雨、胡杏儿、陈慧珊、郭蔼明、张可颐、伍咏薇、陈秀雯、曹敏莉、陈百强。真是阵容鼎盛。

中国科学界也有许多知名人士的祖籍来自五邑地区，这里孕育了众多杰出的院士，在不同领域取得了卓越成就，包括梁思成、梁思永、梁思礼、李椿萱、冯培德、黄乃正、黄本立、郭景坤、麦松威、余国琮、姜中宏、陈焕镛、薛社普，还有港人熟悉的任咏华（港大首席副校长、无机化学教授，合成了新的无机发光分子材料和化学传感器配合物）、陈新滋（前浸大校长，在有机化学手性催化和不对称合成领域有重大突破，对制药工业和环保技术有深远影响。陈新滋留学日本9年（是笔者的前辈）；左右手形状相似但不对称、分子结构有镜像效应，是他的重大发现）和叶玉如（科大校长，在神经生物学领域有显著贡献，工作重点是找出柏金逊症和阿尔茨海默症的风险因子和早期诊断方法，开发出血液检测技术和测序平台评估患病风险和筛选药物；她的研究成果有可能促使人类最终治愈帕金森症和阿尔茨海默症）。

新会茶坑是梁启超的故乡，鹤山和九江只是一江之隔（处在西江左右两岸）；笔者近年经常到五邑地区东走西顾（主要是新会和鹤山），有感于当地人杰地灵，印象深刻。联系到古巴华工的血泪史，中国人近百年来筚路蓝缕、砥砺前行的奋斗精神，令人无限感慨。

《华侨华人博物馆》内有一份“跟船医生合同”，极具历史价值。清同治5年（1866）的“蔡亚华医生合同”，是国内现存唯一劳工出洋跟船医生聘用文书。这份双语合同明确规定船主每月应“支付工银三十大元，先交三个月上期工银九十大元”，抵达古巴后“付回头路费工银六十大元”，从工银预付周期可推算航行需要大约5个月。此类合同的出现，源于船主为降低华工死亡率、保障利润而临时雇佣医生，但因为成本高昂，只有少数船只配备有跟船医生。

根据研究资料，二战后古巴华人社团多达134个，涵盖同乡会、商会、宗亲会等，是当地华工“抱团取暖”的重要载体。1959年古巴革命后，华商资产受到严重冲击，大量华人二次移民（转往北美或南美）或回归祖国，仅剩者依赖政府补助度日。如今哈瓦那（即夏湾拿、古巴首都）纯血统华人仅剩13人，其他皆属混血。但当地华人社团通过传承粤剧、太极拳等文化符号维系身份认同。雷兄月前刚又从古巴搜集资料回港。现时多数古巴华裔历经数代通婚之后，外貌肤色已呈西方人特征，但其文化认同和血缘纽带依旧浓烈，不少仍坚认自己是“华人身份”。

从现存200余份当年的华工契约中，经过深入考据，发现当地雇主经常违约、克扣报酬；契约沦为“废纸”。这些文献是揭露“卖猪仔贸易”血泪史的关键证据。对华侨的辛酸血泪史不能忘却，是因为不让“离乡别井”与“血脉分散”的苦痛记忆尘封湮灭。雷兄退休后所做的研究工作，既是对祖上的尊敬，也是对祖国的钟情；既是历史的追忆，也是后人的警惕。

江门地区作为著名侨乡，其古巴华侨文化底蕴深厚，有历史建筑和侨胞故事提供独特的传承脉络。今后如有机会再到新会，笔者打算去沙堆镇的古巴桥看看。据悉，古巴桥建于1928年，由古巴归侨集资修建，护栏刻有“古巴”凹字，是中国唯一以“古巴”命名的桥梁，采用“中贯钢骨，铸以洋灰”的先进工艺，见证了侨胞对家乡建设的贡献；现在是受政府保护的文物遗址。沙堆镇还留存有不少和古巴华侨有关的古建筑，那伏村有南楼北楼，独联村有锅耳祠堂，梅阁村有旋安会址。这些建筑都是古巴侨胞筹资建造的物证，通过村民代代相传的故事，延续着一段古巴华侨的奋斗史。

据悉，古巴驻广州总领事曾于2021和2024年先后两次探访沙堆镇，在古巴桥前致敬华侨对古巴独立与建设的贡献。他引用哈瓦那记功碑上的名言 : “没有一个古巴华人是逃兵”，突显中古之间共同的命运认同。

笔者认为，雷兄作为侨史学者，如果能够从古巴华侨的家书里发掘侨史密码，以他的家族为例，可以还原古巴华侨的奋斗史，也可以为家谱进行编修，活化历史记忆，让现仍侨居古巴的华人遗族作口述历史提供一手材料，可以传承中古友谊。这种文化传承通过个体乡愁的慰藉，是历史的集体记忆，是中国人爱国爱乡与奋斗精神穿越时空的投射。笔者热切期待雷兄的研究得以早日结集成书，一纸风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