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军校被开除的学生，是我党的高级将领，后成为老蒋的一生之敌

作为近代著名军校，黄埔军校可是培养了许多重要将领，其中有这么一个学生，被开除以后，成了我党的高级将领，甚至还成了蒋介石的“一生之敌”。

这个学生是谁？他身上又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呢？

这个人就是宣侠父。

1899年，宣侠父出生在浙江诸暨的一个小村庄，他的家庭并不富裕，父亲是个教书先生。从小他就受到父亲的影响，对正义充满追求。

17岁的时候，宣侠父考入浙江省立特种水产科职业学校，积极参加各种学术讨论和社会活动，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且在不久之后就获得了公费留学的机会。

在日本学习期间，他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开始思考中国的未来。此后就常常和一些志同道合的留学生一起讨论国家大事，参加各种爱国运动。但他的活动很快就引起了学校当局的警觉，随后留学也被中止，被迫回到中国。

回国后，宣侠父就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

1924年，宣侠父考入了黄埔军校第一期，当时，蒋介石刚刚担任校长，对待自己的第一届学生，他自然是爱护有加，不光努力栽培，更是轻易不舍得处罚他们。宣侠父在黄埔军校中的成绩非常优异，不光学识出众，口才也是非常伶俐，常常给同学们讲革命道理。

1924年7月，蒋介石以校长的名义，没有进行选举就直接指定了各党小组的组长，并要求他们每周向校长汇报党内活动。这种独裁的做法很快就引起了同学们的强烈不满，但又因为他毕竟是校长，没有人敢站出来反对。

就在这个时候，宣侠父挺身而出，他写了一份报告给蒋介石，直言不讳，说这种做法不符合党的组织法，违背了民主精神。看了他的报告，蒋介石勃然大怒，直接将宣侠父叫到办公室，试图用老乡的身份和校长的威严让他屈服。

“这份名单不是我一个人决定的，是有关人员共同商讨的结果。再说了，你不也在名单上吗？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对此，宣侠父挺直了自己的腰板，声音洪亮而坚定：“校长，我并不是反对这份名单，我只是反对这种产生方式。我们是革命军人，应该遵循民主原则，而不是这样的独裁。”

这话将蒋介石反驳得哑口无言，他怎么也没想到，眼前这个年轻人竟然敢这样顶撞自己，他终于忍不住威胁对方：“你最好收回这份报告，否则后果自负！”

面对暴怒的校长，宣侠父毫不退缩，他还是说道：“应不应该提意见，责任在我身上；接不接受意见，权在校长”

这句话更是让蒋介石气得浑身发抖，直接下令将他关禁闭，并限他3天之内写出悔过书。

3天后，蒋介石再次召见宣侠父，问他有没有悔过。宣侠父直视着蒋介石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说：“学生无可悔过。”

这可把蒋介石彻底激怒了，他直接抓起笔，写下一纸手令：“学生宣侠父，目无师长，不守军纪，再三教育，坚拒不受，着即开除学籍，即令离校，以伸纪律，以正校风。”

这个消息一传出来，整个黄埔军校都十分震惊，总教官何应钦作为代表向蒋介石求情，校党代表廖仲恺也亲自出面调解，他苦口婆心地劝说宣侠父。

但宣侠父还是拒绝了对方，他在答谢的回信中写道：“个人前途事小，建立民主革命风气事大。大璞未完终是玉，精钢宁折不为钩。”

离开黄埔后，宣侠父并没有放弃革命。1925年，他在浙江党组织的介绍之下，来到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身边工作。

李大钊对这个年轻的革命者十分欣赏，派他前往张家口，在冯玉祥的西北军中做政治工作。宣侠父以左派国民党员的身份，深入西北军基层。他还在部队里开办图书室、俱乐部，组织训练班，向官兵们宣传新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此外，宣侠父还经常和士兵们一起吃饭、聊天，了解他们的疾苦，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很快，宣侠父在西北军中就赢得了广泛的尊重和信任。

1926年，宣侠父随冯玉祥部西征甘肃。在宁夏府城，他以刘郁芬的名义捐赠图书，成立了图书馆，让鲁迅、蒋光慈等进步作家的作品在青年学生中传阅。到兰州后，他又和张一悟等人创建了甘肃省第一个党组织：中共甘肃特别支部。

在甘肃的时候，宣侠父还积极支持甘南藏族人民反对军阀马麒的斗争。他帮助藏族同胞成立“藏民文化促进会”，组织他们学习文化和政治知识。宣侠父亲自前往甘南藏区，深入寺院和村庄，了解藏族人民的苦难。

不仅如此，他还起草了《甘边藏民泣诉国人书》，以此来揭露马麒的罪行，呼吁社会各界声援藏族同胞。在他的努力下，马麒最终被迫撤出拉卜楞地区。

1933年，日本加紧侵略华北地区，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宣侠父积极奔走，推动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等人在张家口成立抗日同盟军。他担任吉鸿昌部的政治部主任兼第五师师长，与吉鸿昌并肩作战，收复了康保、宝昌、多伦等大片失地。抗日同盟军的胜利，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却让蒋介石坐立不安。

他先对冯玉祥施压，迫使对方车晓抗日同盟军总部，随后又对坚持抗日的吉鸿昌和方振武等人进行围剿。宣侠父虽然幸免于难，但也遭到了军统的通缉。

这也没有将宣侠父的抗日热情消磨殆尽。此后，宣侠父化名杨永清，在上海、香港等地从事隐蔽战线工作。他以《申报》记者的身份为掩护，搜集情报，开展统战工作。

他还撰写了红军长征的真实报告，揭露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有多不合理，推动李济深、蔡廷锴等国民党上层人士走上联共反蒋抗日的道路。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周总理紧急调宣侠父到西安，担任八路军高级参议，负责统战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工作。在西安，宣侠父很快就和胡宗南、李宗仁等国民党将领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他向他们宣传团结抗日的主张，争取他们对八路军的支持。

胡宗南是宣侠父的黄埔同学，也是蒋介石的嫡系将领。宣侠父利用这层关系，多次与胡宗南深入交谈。有一次，胡宗南问宣侠父：“你说我们该怎么打日本？”

宣侠父笑着回答：“要打日本，只有采取八路军的办法，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胡宗南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后来他对部下说：“要打日本，只有采取八路军办法。”

宣侠父的统战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也让蒋介石越来越恐慌。

随后他就多次下令暗杀宣侠父，但都被宣侠父机智地化解了。

1938年7月，宣侠父在离开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后突然失踪。虽然周总理断定他是遭到了国民党的毒手，多次向蒋介石要人，但对方却无论如何都不愿承认。

后来因为军统内部矛盾激烈，徐一觉独占了杀害宣侠父奖金的一半，旁人心中不满，于是要求军统“秉公处理”，无意间泄露了宣侠父已经被暗杀的秘密。之后，佟荣功被捕，也进一步证实了宣侠父被害的情况。

虽然宣侠父已经牺牲，但他为祖国做出的贡献将永远留在历史长卷上，这样的英雄不论到了什么时候，都值得我们敬仰、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