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森1992年浙江探亲，浙江省长会见

“1992年5月12日傍晚，西子湖畔的柳枝低垂——‘老毛，你还认得这条路吗？’”陪同他的年轻干部指着湖面轻声发问。八十五岁的毛森咳了两下，抬眼看着断桥，“做梦都认得。”这句并不响亮的回答，把在场人拉回半个世纪前那个硝烟四起的年代。

谁能想到，面前这位拄着拐杖、步履蹒跚的老人，曾是军统华东系统里最让人闻风丧胆的狠角色。档案里写得冷冰冰：浙江江山出生、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十期、军统上海站与浙江站头目、上海警察局局长。可他自己对这串头衔几乎闭口不提，只说一句“旧账，已经翻篇。”

1907年，江山小城还是茶雾缭绕的山乡。毛家不算富裕，却攒出学费，把毛森送进浙江省立第一师范。他喜欢孔孟，也偷偷阅读新青年。老师回忆，这个学生作文里常写“中兴”“救亡”，可那时没人料到，他走的路会迂回到特务系统。

1927年毕业，他赶上宁汉分裂，跟着同乡去南京报到，阴差阳错遇见戴笠。戴笠拍了拍他的肩膀：“年轻人，想干大事跟我来。”这句略带诱惑的招呼，把毛森拉进复兴社秘密处。从此，理想与手段逐渐分离。

1933年到1934年，他化名“毛晓声”混在福州报馆里，联络、刺探、策反，一步步导致“福建事变”土崩瓦解。回南京述职时，蒋介石点名褒奖——这让他第一次真切尝到权力的甜头。

抗战开始后，他在上海、杭州一带翻云覆雨。暗杀汪伪政权要员傅筱庵的行动最为轰动。枪声响起那一刻，他留在现场不到三十秒就消失。此事被军统大肆吹嘘成“孤胆英雄”，可同时期的国人更在意另一项数据：为了堵截中共地下交通线，他下令处决的青年、工人、学生超过三百人。

1946年到1949年，他身着警服坐在上海警察局局长办公室，窗外是外滩霓虹，窗内是电刑、老虎凳、绳索。老资料记载，“仅三个月查抄五百余处秘密站点，拘捕三千余名嫌犯”，其中多数没能见到法庭。毛森在回忆录草稿里写了一句，“那是战争状态，没有温情可谈。”字句冰冷得像铅块。

大势已去后，他跟着飞机撤到台湾，后又转往美国。到了洛杉矶，高强度警觉忽然松弛，他频繁失眠。六十年代写信给老同学：“偶梦见夜半敲门，醒来已是清晨。”简单一句，透露不安。

真正让他决心回乡的是小儿子毛河光。改革开放后，毛河光多次到复旦讲学，回到美国时摆出一堆照片：崭新的高架桥、夜间通宵的书店、赶公交的大学生。“爸，大陆变了。”儿子一句感慨，让老人心里那根乡愁的线越绷越紧。

1992年春，他通过香港朋友递交申请。一位熟悉审批流程的知情者后来回忆：“材料送到北京，上面批准得很快，态度也很明确——开放是大方向，再大的特务，只要现在愿意来看看老人老家，也不必遮遮掩掩。”

于是有了西湖边那场低调而特殊的接待。浙江省长葛洪升见到他时，没有寒暄太多政治往事，开门见山：“听说您捐了两所学校？”毛森点头：“亏欠得多，能补一点是一点。”那场会面只持续二十分钟，却成了地方报纸第二天的短讯：旅美老人毛某回乡观光，为家乡教育捐资。

回到江山，他先去祖坟再到小学。校门破旧，他走进去看了一圈，突然停在黑板前摸了摸粉笔灰，“我当年也这样写过字。”旁边老师不知道该不该接话，气氛短暂凝固。随后他掏出事先准备的支票，塞进校长手里：“拿去修房顶，孩子们别再淋雨读书。”

几个老地下党员远远注视，一人悄悄说：“天道轮回，他可也有今天。”另一人摆手：“多说无益，眼下国家需要的是钱办学，不是情绪。”这几句民间评价，比任何史书都来得冷而真。

六月初，他登江郎山。山风大，他靠拐杖挪动到石壁前，自言自语：“我这一生，没几个值得自豪的日子，但家乡始终在。”陪同人员不便多问，只在日记里写下这一幕。下山后，毛森对随行干部道，“共产党了不起，能让老百姓有饭吃，这点我服。”

回访结束，他滞留杭州不到一周即启程返美。十月中旬，洛杉矶医院病房里心电图成一条直线。遗嘱只有两页纸，核心内容是把个人积蓄和在台北的一处房产卖掉，打入江山县教育基金。美方律师批注：委托人情绪平稳，无强迫。

今天检索档案，毛森的名字依旧让人复杂。他的抗日勇武、镇压烈度，都摆在纸面；他的忏悔、捐款，也真实存在。试想一下，一个人把半生精力投注在秘密战线上，最后却用捐资教学为自己“收尾”，这背后折射的不仅是个人的摇摆，更是时代的翻篇。

有人问，毛森到底是功臣还是刽子手？在我看来，这种简单二元划分，很难涵盖一个在乱世沉浮近六十年的特务头子。历史有时像一条混水河，想捞出绝对纯净的结论并不现实。真正重要的是，把细节一一标注，把时间节点严格对应，让后人自行判断。

毛森的骨灰没有被运回江山，只留下拐杖和那本未完成的回忆录。当地老乡说起他，多用方言来一句：“唉，作孽哉。”话音落下，田埂那边的孩子正背着书包往教室跑，读的便是他捐款修缮的校舍。岁月不言，却在无声处记录了所有因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