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上街杀人的疯子们

2025年8月10日，江西南昌市青云谱区八大山人梅湖景区。

一名19岁女大学生在与朋友游玩时，被一名陌生男子持剪刀袭击：

当场身亡。

一个19岁的女孩就这样没了。她穿着漂亮的汉服，和朋友在拍照，一个男人走过来，搭讪，被拒，然后：

掏出了剪刀。

十余刀，刀刀致命。

行凶的男人23岁。他杀完人，没跑，骑着电动车去派出所自首了。

很快，第一份官方通报来了。通报里，有一句冰冷又熟悉的话，犯罪嫌疑人席某某：

有精神疾病诊疗史。

又是这句话。

这一幕，何其熟悉。

时间像一个坏掉的钟摆，总在某个相似的节点，重复地、残忍地摆回来。

记忆被拉回2019年，同样是：

南昌。

一名年轻律师，在红谷滩的街头，被一个叫万某弟的男人从身后捅死。

万某弟找不到工作，买彩票也没中，就揣着刀上了街。

他有官方颁发的精神叁级残疾证。

所有人都以为，这会是他的免死金牌。

可最后，鉴定报告说，他杀人的时候：

精神病处于缓解状态。

他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

他被判了死刑。

再往前一年，2018年的上海。

一个叫黄一川的男人，因为觉得人生不顺，在世外小学校门口：

把刀挥向了放学的孩子。

最后，两个男孩没能再回家。

黄一川被鉴定为精神分裂症，作案时是发病期，属于限定刑事责任能力。

法律说，对这样的人，可以从轻。但法院最后说，他的罪行太重，手段太恶劣，不予从轻。

他也被判了死刑。

还有那些开着车冲向人群的男人。

2023年的广州，温庆运因为 在网上炫富被揭穿，感觉丢了脸：

就开着宝马冲向路口。

6死20余伤。他的律师申请精神病鉴定，最终被法院驳回，判处死刑。

他们在自己的世界里坍塌了，便要拉着无辜的人一起陪葬。

他们的动机，被归结为报复社会、发泄情绪。

而每一次，当我们试图理解这毫无逻辑的恶行时，精神病这个词，就像一个幽灵，总会适时地飘出来。

我们普通人不懂复杂的法条，不懂完全刑事责任能力和限定刑事责任能力之间，隔着多少份报告和多少次专家论证。

我们也不懂缓解期和发病期，在医学上到底意味着什么。

我们只知道，一个女孩死了。一个实习律师死了。两个小学生死了。还有几十个无辜的路人，或死或伤。

他们的家庭，也跟着一起死了。

我们只看到，每一次惨剧发生后，那个模糊的、被官方认证的精神病史，就成了一个巨大的问号，悬在每个人的心头。

它像一个万能的解释，试图去解释那些无法被常理所解释的残忍。

它又像一个冰冷的盾牌，被举在凶手和我们愤怒的质问之间。

为什么一个有精神病史的人，可以自由地走在街上？

为什么他的家人、社区，没能看住他？

为什么我们的社会，要为这种失控的个体，付出如此惨痛的血的代价？

为什么每一次，都要等到悲剧发生，我们才从一份冰冷的通报里，知道他有病？

法律用它的逻辑告诉我们：

有病，不等于杀人无罪。

它会去鉴定，去区分。它最终也确实把万某弟、黄一川这样的人送上了刑场，维护了它所认定的正义。

但这并不能抚平我们的恐惧。

因为我们害怕的，不只是那一个已经被抓住的凶手。我们害怕的，是这个不断重复的模式。

一个在生活中彻底失败的男人，一个积攒了满腔怨恨的灵魂，一把随时可以买到的刀，或者一辆加满油的车。

然后，是一条繁华的街道，一个热闹的景区，一个挤满了孩子的校门口。

下一个是谁？ 下一次又在哪里？

2025年夏天的这起悲剧，就像过去那些年的无数回响。通报出来了，讨论开始了，愤怒刷屏了，然后呢？

然后，大概率，一切又会归于平静。

直到下一个疯子，再次带着他的绝望和屠刀，走上街头。

文｜孟妮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