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教授四次被中科院拒之门外，美国却抢着给院士？这操作谁懂

2007年春，科研圈出来一则爆炸新闻：71岁的中国半导体专家李爱珍，四次冲击中科院院士都折戟沉沙，反倒成了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此时，有人提出质疑，怎么我们本土的顶尖学者，评不上自己的院士，反倒被美国“抢着认”？有人询问：李爱珍是谁？她的经历是怎样的？

李爱珍的童年是苦汤水里泡出来的。她爹是在菲律宾谋生的华侨，说白了就是在国外讨生活的中国人。抗战爆发那年，她爹远在马尼拉，一封家书都送不回来，家里的顶梁柱等于断了，日子一下子跌进了冰窖。 那时候她跟着母亲在福建乡下逃难，住的土坯房逢雨就漏，锅里的稀粥总掺着半筐野菜。

有回她烧得迷迷糊糊，母亲背着她走了十几里山路找郎中，一路上母亲就念叨：“等你爹回来就好了，他总说咱是中国人，根在这儿，再难也得撑着。”可直到抗战胜利，父亲还是没影儿。 那些颠沛的夜里，李爱珍裹着破被睡不着，就一遍遍想父亲的话——咱是中国人，这四个字比啥都顶用，再冷的日子也能扛过去。

1958年从复旦大学毕业后，她一头扎进中科院上海冶金研究所（如今的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所）。谁能想到，这个学有色金属冶金的姑娘，后来会硬闯进国际前沿的半导体领域，这跨度，堪比从“种地”突然转去“造火箭”，难度系数直接拉满。

刚在科研路上迈开腿，“文革”的风就吹来了。导师邹元爔突然成了“大特务”，李爱珍也被贴上“散兵游勇特务”的标签。批斗会一场接一场，她被剃了阴阳头，逼着在操场上跑圈，可心里总惦记着实验室里那些没做完的实验。

改革开放后，公派出国的机会终于来了，李爱珍却差点被“卡脖子”。因为华侨出身，又在“特殊时期”挨过批斗，有人跳出来反对：“万一跑了不回来怎么办？”争论到面红耳赤时，邹元爔院士拍着胸脯担保：“我拿名声作保，她肯定回来！”这种情况下，44岁的李爱珍才去了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

刚到美国那会儿，她连英语单词都认不全，拿着字典对着专业术语一个一个查，常常熬到后半夜。有次参加学术研讨会，人家用英语提问，她没听懂，脸憋得通红，散会后偷偷躲在走廊里哭，哭完了又拿着笔记本去请教同行。

在美国，她跟“分子束外延设备”死磕到底。这设备要超高真空环境，可漏气点藏在成百个阀门接口里，像跟她玩“躲猫猫”。她抱着工具从早查到晚，三个多月没出过实验室，饿了就啃面包，困了就在桌子上趴一会儿。

有天凌晨，她实在撑不住，趴在设备上睡着了，梦见自己找到了漏气点，猛地惊醒，抓起工具就往接口处查，终于在某个深夜，听到“嘶”的一声——漏气孔找到了！同事后来笑说：“当时她的眼睛在冒光。”

80年代，西方突然对中国禁运“分子束外延设备”。李爱珍把行李往肩上一扛，咬着牙喊：“不行就自己造！”回国才一个月，她就扎进沈阳的研究所，带着团队没日没夜地干。没有现成的图纸，就自己画；没有合适的零件，就一点点打磨。

有一次为了一个精密部件，她带着徒弟在车间守了三天三夜，盯着老师傅操作，生怕出一点差错。图纸堆成山，焊枪火花溅，她的手上布满了茧子和烫伤的疤痕，可她从来没喊过一声累。那些日子，实验室里的灯彻夜亮着，终于在层层围堵里，啃出一条自主研发的路。

本以为科研路顺风顺水了，中科院院士评选却成了“拦路虎”。1999年、2001年、2003年、2005年，李爱珍连申四次，全栽了跟头。郭景坤等老院士拼命力挺她，两位身体不好的院士，还拖着病体写推荐信，一页页翻她的科研成果，逐字逐句修改推荐意见。

可评选时，荒唐事来了：她搞的是半导体材料，材料竟被分到“器件组”评审。评委们大多研究器件设计，对材料领域的前沿成果一知半解，讨论时面面相觑，投票结果自然凉凉。李爱珍红着眼眶说：“我对不起他们啊……人家拿名声担保我，我却连个院士都评不上……”

谁也没想到，2007年，李爱珍竟“意外”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要知道，这头衔的评选标准，比美国本土院士还苛刻，她还是中国大陆女科学家里头一个拿到的。评选前，她连自己成了候选人都不知道，直到接到电话通知，还以为是骗子。面对质疑，李爱珍倒很坦然：“美国的评选程序很神秘，连候选人都蒙在鼓里，反倒没了人情世故的干扰。”可她更念叨国家的好：“没国家给的平台、经费，我啥也不是。这份恩情，我记一辈子。”

如今，李爱珍的学生早已成了科研主力：有人在复旦当教授，带着团队攻克芯片难题；有人扎进美国贝尔实验室、普林斯顿大学，在国际期刊上发表重磅论文；还有人在德国弗琅霍夫研究所攻坚，把她教的技术用到了实际生产中。她教学生，不光教知识，更把“爱国”两个字钉进他们骨子里。

有个学生拿到美国名校的终身教职，想接她去美国养老，她摆摆手说：“我这辈子就待在国内，看着你们给国家争荣誉。”她和丈夫也守着个规矩：“言必信，行必果，这辈子就死磕国内科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