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社保、农民与“纳税光荣帽”

这几天来，关于农民、社保、纳税、退休等相关话题的讨论有很多。其中有许多说法，都让我感到愤怒。

我也想结合自己的实际经历，讲讲这些事。

我小时候为什么而读书？是为了脱掉“农皮”而读书，是为了“坐街”而读书。父母是这么叮嘱的，村小的老师们也是这样讲的，只是课本上不是这样写的。

何为“农皮”？就是农民的身份。那身份，就像是一张皮长在了人的身上，镶嵌在骨肉里，浸润在血液里，是娘胎里带来的，要想脱掉它，要想有一个新的身份，就非得扒皮剔肉、伤筋动骨、面目全非不可。

十几年、二十余年后回头一看，觉得“脱农皮”这个说法，实在是太过鲜活生动、太形象、太有创造力了，非有刻骨铭心、痛彻心扉的实际感受，不可能造出这个词语来。只是小时候是“身在此山中”，没有察觉到而已。

如何脱掉“农皮”呢？对于身为幼儿、孩童的我们而言，那就只有在农忙之余好好读书了。

如何才算是“脱掉”农皮？那就是过上好的生活，成为“工作人员”，挣到钱，有车坐，在城里“坐街”。

那时，“工作人员”这个词，并不用加前缀，这四个字，就等同于有编制的人。做其余工作的人，都不属于“工作人员”。

“坐街”这个词，在四川话里，读作“坐gāi”，小时候，这是村里的流行语，它的意思，不能从字面上去理解，不是要去坐在街上讨饭吃，而是去当城里人。

有“坐街”这个词，但没有与之相对应的“坐农”、“坐田”，因为不可能坐着当农民。在田地里，农民得站着、弓着、蹲着、跪着、甚至是趴着。

2000年左右我入读小学，一年级时，我们全班同学就被班主任老头分配了一项任务，那就是回家找父母要钱，然后带到学校交给他。

找父母要什么钱呢？要农税提留款，大概三四百元。

村里的干部们在农民家里收不到，于是就让村小的老师们找孩子们要。我一直记得，社长村长坐在我家不走，但父母却拿不出钱的窘境。

父母们即使有钱，一开始也并不愿意交给老师，能拖就拖。

我们这些小学生，还有我们的父母，都被这位老头骂了个狗血淋头。对于那些交费不积极的学生，老头让他们回去问问父母：钱放在家里是不是可以下崽？

有些学生回家后，果然就这样问了父母。有些父母说，钱存在折子里，可以下崽。有些父母说，钱上有男有女，可以下崽。更多的人，则是对老头破口大骂，包括我的父母。

让老师帮收农税提留的办法，有奇效，村干部一两个月收不到的钱，老师们一两周就收齐了。

父母们害怕孩子在学校被老师针对，孩子们拿不到钱，也不敢去学校。有些父母担心孩子在上学路上把钱搞丢了，或是被骗走了，于是就会自己来到学校，亲手交给老师。

这样的事，经历过大概三四次吧。

我在七八岁的年龄，就成了一个小小征税员了。

我不仅是一个小小征税员，也是一个生产工。

我与村里的其他孩子一样，从很小的时候，就要开始做农活。山区的农活，又尤其艰难。

放牛、割草、拾柴是最轻松的三种农活（排名分先后），大人们一般是不做的，都留给孩子们。

而到了玉米、小麦、稻子、油菜、生姜、红薯、土豆的播种与收获季节，农活就变得尤其繁重了。

每年五月份是收获冬小麦、播种稻谷的时期，是一年中最繁忙的时候。此时，学校就会给我们放三天专门的农忙假，不布置任何作业。后来，老师们取消了农忙假，反而让我们带上农具去学校，帮老师们割麦穗。家长们怨声载道，却奈何不得。

我们终年一日两餐，甚至有时候会吃盐稀饭。稀饭煮熟了，加一勺盐进去调个味，就算是一顿。

农税提留也只是诸多税费种的一种，而不是全部。

我爸常说，世纪之交的那些年，家里每年卖掉几头猪后、再去完税，然后兜里就所剩无几了，几乎存不到钱。

几头生猪，总能卖个两三千块钱，但这个钱，在兜里捂不热。所以，农税提留，还只是小头而已。

家家户户养猪养鸡，种很多庄稼，下到七八岁的孩童，上到七八十岁的老人，都要做力所能及的农活，一年到头，却连个小康生活都达不到，这在当时是很普遍的现象。

有一年，我和我妈去县城卖菜，一背篼的生姜，卖了20块。除去两人来往车费，还剩下12元。

每个乡镇，也会有一个粮站，村民们交的公粮，就存入粮站内。但是在我的记忆中，似乎没有交过公粮，而只是缴税，看来在2000年左右，在我的家乡，公粮这一实物税，已经货币化了。

在退耕还林那几年，粮站的粮食又发给了村民们，作为退耕的补偿。但是这些存放了许多年的粮食，数量不多，还有一股怪味，吃了几顿后，许多人就都拿去喂猪了。

那时，农村有一种很常见的草帽，上面用红字写着“纳税光荣”，几乎家家户户都有。

就是图上这种帽子，“纳税光荣”四个红字，就印在帽檐上。

农民们下地干活时，常常戴着这顶帽子。你要是在2000年后的那几年，来到我们村，兴许还会看到我也戴着这顶帽子，正在田间地头干活呢。

村干部去村民家里收税时，就会给村民送“纳税光荣帽”。你要是收了光荣帽，就不好意思不给钱，否则，就不光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