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老红军被免职返乡，起初不准备给他授衔，三位老总联名反对

他是开国中将肖新槐，长征路上、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的战场上，都能看到他的身影。可以说，肖新槐这个“中将”绝对是名副其实。

但其实，早在1955年授衔的时候，还颇有一番波折呢。后来还是多亏了3位老总为他说话，这才有了这个军衔。那么当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其实，早在1951年的时候，肖新槐从朝鲜战场回国以后，他的健康状况就急剧恶化。原本在朝鲜染上的恶性疟疾反复发作，再加上原本他在各大战役中的十几处旧伤，身体机能早就已经严重受损了。

于是，在1953年，中央军委考虑到他的健康状况，决定免去他在66军的军长职务，并且将肖新槐安排到青岛疗养院休养。但肖新槐本人却坚持回到湖南老家休养，还说：“疗养院的硬板床可不如自家土炕养人。”

组织上为了保障肖新槐的安全，决定为他配备警卫员和医疗小组，但都被他婉言拒绝了。最终，肖新槐只带了一把手枪用来防身，还是每天都穿着粗布衣裳下地劳动。

到了1954年的时候，肖新槐的身体也稍微有所好转，于是就被调到了南京军事学院担任教员，主要讲述抗美援朝的战例。

但到了1955年3月的时候，肖新槐的疟疾再次发作，他不得不中断教学工作，回到宜章老家休养，这次回乡持续了大概3个月，期间也完全脱离了军队编制。每天就像个普通农民一样，劈柴、种地，乡亲们也都只当他是个普通老农，村里的孩子们见了他也都叫“肖大叔”。

谁也没想到，几个月之后，肖新槐竟然收到了县里邮电所的信，送信的小伙子一边跑一边喘，还不忘大声吆喝：“中央来的，快看看！”

肖新槐接过信封，手指在封口处顿了顿才拆开。纸上就几行字，是军委办公厅的调令，让他即刻进京。他盯着“进京”俩字看了半晌，黑黢黢的脸一下子红了，就连身上那些早就已经结痂了的疤都好像在发烫。

屋子里的白冰听到动静也走了出来，她看到了丈夫手里的信，又看到他红着的眼圈，赶紧凑了过去，随口就问了一句：“啥事儿啊这是？”肖新槐没说话，把纸递过去，白冰看了信件，也是一惊，“这……这是……”

他们对视一眼，忽然想起前阵子村里广播说中央要给开国功臣授衔。当时肖新槐正在地里做活，听到这个消息，他心里一动，却很快又压了下去，他觉得自己都已经卸职回乡了，哪里还轮得到？

不过，肖新槐不知道的是，千里之外的北京，还因为他发生了一场不小的“争执”呢。

当时，总干部部的人把第一批授衔名单送到朱德面前的时候，朱老总戴着老花镜翻看了好几遍，怎么都没看到“肖新槐”仨字，最终还是忍不住把名单拍到了桌子上：“肖新槐呢？怎么把他给我漏了？”

这话一出，现场的所有人顿时安静下来。有人小声解释：“肖同志已经卸任回乡，按规定……”“规定？”朱德没等他说完就站了起来，“1929年井冈山，是谁带着警卫排把我和毛主席从白匪窝里抢出来的？1934年湘江，是谁带着一个团佯攻，让中央纵队安全过江的？这些事，规定上写了没？”

坐在旁边的彭老总也拿起66军的战报，指着上面的数字说：“你们自己看，第四次战役，66军半年歼敌一万多，缴获的军火更是数不胜数。这支部队是谁带出来的？肖新槐！他在朝鲜把命都快拼没了，现在就因为回了乡，连个军衔都不配得？”

那天晚上，朱德、彭德怀和罗荣桓3位元帅联名写了份意见书，连夜送进了中南海。毛主席看了材料，在肖新槐的名字旁批了四个字：“宜授中将。”

去北京的路上，肖新槐总在想过去的事情。

1928年，肖新槐就跟着朱德、陈毅闹湘南起义，手里攥着根红缨枪，跟着大部队往井冈山走。那会儿山高路险，夜里就靠松明火把照亮，他总走在队伍最后，帮着抬伤员、“捡”掉队的战士。

到了井冈山，肖新槐又成了警卫排的兵。1929年开春，红四军军部被国民党军围在福建永定的山里，敌人喊着“抓活的朱德、毛泽东”冲上来。肖新槐带着十几个战士守在山口，子弹打光了就用石头砸。

长征路上，最险的就是湘江战役。他那会儿是红九军团先锋团团长，面对桂系三个整编师的围堵，上级命令他“想尽办法拖住敌人”。他琢磨了半夜，让部队故意大张旗鼓往西走，还在路边丢下些“主力部队”的标记。

敌人果然上钩，黑压压一片往西边追，他却带着人往东南绕，硬生生为主力撕开道口子。后来听俘虏说，国民党那边管他叫“肖疯子”，说这人用兵太灵，让人摸不着头脑。

抗日战争打响后，他到了冀中平原。1942年日军搞“大扫荡”，带着“挺身队”到处抓八路军。肖新槐看着地道网地图，突然有了主意：把大部队拆成小组，每组带几杆枪、几个地雷，藏在地道里。敌人来了就从各个洞口钻出来打，打完就跑。

最让他难忘的还是朝鲜战场。1950年冬天，肖新槐带着66军跨过鸭绿江，刚到临津江就遇上了麻烦，美军24师把江面炸得全是冰碴子，天上还有飞机盯着，大部队过不去。

他夜里蹲在江边看了两天，让工兵趁黑架浮桥，十几座桥，天亮前全拆了沉到江底；等天黑透了，再捞上来重新拼。

就这么“昼伏夜出”半个月，66军主力全过了江，美军还以为江边就几个小部队。后来打汉城，66军一口气冲进去，缴获的坦克从街头排到街尾，连金日成都亲自给他挂了勋章。可肖新槐却总说：“是战士们能打，我不过是喊了几句口号。”

到了北京，看着解放军战士们都穿着争气的军装，肖新槐突然就有点慌，他低头看了看自己身上的粗布衣裳，拉了拉衣角，出门的时候太急，连件像样的衣裳都没来得及换。

见肖新槐有些不自在，接他的干部笑着说：“肖将军，早就给您备好了新军装。”到了宾馆，工作人员拿来中将礼服让他试。金色的肩章缀着两颗星，肖新槐对着镜子摸了又摸。

授衔那天，肖新槐站在队伍里，听着毛主席念到自己的名字，往前走了两步。看着挂在胸前的勋章，肖新槐想到了那些在战场上牺牲的战友们。

从北京回去后，肖新槐先去了南京军事学院当战役系主任，后来又调到山西省军区当司令员。可他的身子骨实在不争气，常常打着打着报告就病倒了，几乎每次调动都跟着一张病休通知。1959年庐山会议后，有老战友劝他：“你在会上说几句，对你有好处。”他却慢悠悠地说：“我嘴笨，说不好。打了一辈子仗，就知道枪要对准敌人，话不能乱说。”

晚年的肖新槐住在太原干休所，院子里种满了从宜章带来的辣椒籽。1980年，肖新槐已经昏迷了好几天。这天清晨，他突然醒了，让警卫员扶他到书桌前。他颤抖着手，在信纸上写了“转交军委”四个字，又想了想，接着写：“医药费太贵，别浪费了。”

肖新槐将军，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什么叫做“生为国家征战，死念国家节俭”，他值得后世永远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