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知道惨剧何时开始，但很清楚将如何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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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程不糖

8月10日下午1点40分，南昌青云谱路附近的八大山人景区有两个人到访。 席某某，23岁，有精神病史，在景区闲逛。刘某某，外交学院准大二学生，19岁，正穿着汉服与朋友拍照。

两个原本完全不相干的生命轨迹，即将出现在同一份警方通报上。

警方通报寥寥数语：席某某有精神疾病，因搭讪被拒，持剪刀伤害刘姓女大学生及其友人，受害者一死一伤，嫌疑人已被刑拘。网络讨论如潮水汹涌：怎么又是精神病人杀人（无罪脱身），怎么又是无辜女大学生遇害（前途无量），一切的哀叹都像是写好的剧本。

但经过这次惨剧，很多人可能终于发现了：

我们活在一个管理失效，但法条完备的荒诞世界里。

/壹/

法律说精神病人无行为责任能力，那有责任的能力人去哪儿了？

席某某从精神病史到景区行凶，中间断了多少应该拉住他的安全链条？

社会对于这种虽然没有行为能力，但具备完整杀伤技术的成年人似乎束手无策——家庭监护形同虚设，社区管理流于表面，医疗跟踪缺失断档。

多少精神病患者的家属选择了逃避和隐瞒？ 他们害怕社会对精神病人的歧视，害怕经济负担，更害怕承担无穷无尽的监护责任。一纸诊断书成了免责声明，而不是求助信号。

席某某街道办的工作人员，或许知道辖区内有这样一个"特殊居民"，但除了偶尔的"关怀慰问"，还能做什么？网格员的工作清单上或许有他的名字，但面对专业性极强的精神健康问题，他们也无能为力。

悲剧发生后的责任追究却异常迅速：家属被指责监管不力，社区被批评工作失职，相关部门被要求深刻反思。

但这些马后炮式的问责，对躺在太平间里的刘某还有什么意义？我们只有法规上的精神病人行为能力的罪责减免，却没有真正生活中的精神病人行为轨迹管控。

家庭失效，街道办失效，网格员失效，只有扎向无辜受害者的剪刀有效。

/贰/

剪刀只是这次的凶器，其实在我看来，整个社会的"武装化"趋势早已悄然成型。

外卖员的保温箱里有锋利的匕首，出租车司机座位旁防身器械成了标配，上班女性的化妆包里装着"防狼利器"。

席某某携带剪刀进入景区，是因为他有精神病。但在这个人人自危的时代，携带"工具"已经成了某种屡见不鲜。

现在的人出行携带凶器的越来越多，大家都已经有了事实上的暴力倾向和防卫预期，只不过是这个席某某刚好有精神病证明材料而已。

当防身成为刚需，当戒备成为常态，当怀疑成为本能，一个社会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它的基本性格。

本次事件里，以刘某某为例的被高等教育浸染过的受害者。他们是自我要求不惹是生非，不追求自行防卫的个体，难免就会成为倒在血泊里的一方。

可这难道是公平的结局吗？

/叁/

还有件事，很多人也提到了。 在警方通告之前，"19岁女大学生"这几个字为什么在各大媒体标题中反复出现？

年轻、美好、有前途，再加上"汉服美少女"的视觉冲击，符合所有"理想受害者"的标准。但如果受害者是中年男性农民工呢？如果是另一个黄毛无业混混呢？媒体还会如此卖力地渲染悲情吗？

这种报道方式正在塑造扭曲的死亡等级制度：青春美貌的女大学生位于金字塔顶端，其他群体被无声地排斥在"值得同情"的范围之外。我们用"美好生命的凋零"来定义悲剧，实际上在暗示某些生命比另一些生命更宝贵。

男性受害者出现在类似新闻中时，媒体更愿意强调"家庭责任"和"社会贡献"，而不是年龄和外貌。这种差异化对待暴露了我们的社会仍然在用父权制的眼光审视女性的价值。像花朵一样盛开的女大学生，成为了媒体追逐流量的诱饵。

在各种新闻标题中，都把19岁女大学生作为重点进行突出，这种畸形的男凝关怀视角和当下浮躁的媒体取向混杂在一起，臭不可闻。

/肆/

近年来，汉服热潮带来的人流暴增，可是大多数景区管理者看到的只有哗哗流淌的门票收入，却对基础安全保障视而不见。

一个正常的景区，按照国际通行标准，每一千名游客至少需要配备5-8名专业安保人员。我们的景区为了降低成本，安保人员往往只有标准配置的一半甚至更少。

当汉服拍照成为新的流量密码时，景区管理者想到的不是如何提升安全保障，而是如何进一步扩大接待能力。

周末的网红景区，人挤人的盛况可以用"人肉罐头"来形容。然而就在这种密度下，安保力量却依然按照平时的标准配置。一个安保人员要看管几百甚至上千名游客，根本毫无安全可言。

汉服经济兴起后，很多景区都在疯狂蹭热度：他们大力宣传"汉服免费入园"，宣传"古风拍照胜地"，宣传各种优惠活动，却从来不提示游客密度可能带来的安全风险。

对他们来说，每一个穿汉服的年轻人都是行走的人民币，至于这些人民币背后的活生生的人身安全，并不在考虑范围内。景区为了利润疯狂卖票，没有考虑到控制人流密度及需要的基础安保力量比例。

席某某能够携带剪刀进入景区，本身就暴露了安检的形同虚设。当人流密度超负荷而安保力量严重不足时，任何一个小概率事件都可能演变成重大安全事故。

/伍/

法律条文明确规定精神病人可以减免刑事责任，但当民众的愤怒和无力感达到沸点时，这种"法理正确"还站得住脚吗？

每次面对这类案件，理性告诉我，精神病患者的刑事责任能力确实存在争议，不能简单地以"正常人"的标准要求他们。然而情感却在怒吼：受害者的生命不重要？受害者家属的痛苦也能一笔勾销？要怎么让所有人相信，一份薄薄的检测书，就确保精神病诊断的客观性和准确性？

当一张诊断书可能成为脱罪的关键时，医疗权威与司法公正之间的关系变得极其微妙。席某某确实有精神疾病诊疗史，但这是否意味着他在行凶时完全丧失了判断能力？纠结于席某某的量刑轻重，其实是在回避更根本的问题。

真正的正义不应该只是事后的惩罚，而应该是让这样的悲剧不再发生的预防机制。精神病患者在某些案例当中可以不受刑事处罚，但大多是为了量刑制造人为空间。

民众的愤怒应该指向那些在席某某走向景区之前就应该拦住他的环节；

应该指向那些让无数精神病患者在社区中"裸奔"的制度缺陷；

应该指向那些为了门票收入而忽视安全保障的景区管理者。

法律应不应该谅解一个无刑事能力责任人，确实只能推动宏观法规去改革。

但我们的基本权利，是不能被自暴自弃的草台班子们随意践踏，这是最基本的人格。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