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郎：那时的北大，真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邓郎，系北京大学地理系1981级地貌专业学生， 先后获得北京大学理学士、 美国犹他大学地理学博士。现居美国。

【正文】

开学典礼

81级开学典礼上， 副校长兼教务长王学珍竟然忘了介绍校长张龙翔，大家也只是哈哈一笑置之，这要是换一个地方，恐怕会鸡飞狗跳。韩天石书记作报告，基本没什么废话。中间介绍冯大兴窃书杀人和北大竞选，大家听得津津有味，供“批判用”的竞选中的一些奇谈怪论，赢得巨大的共鸣和掌声，恐怕有违校方的初衷。等到张校长讲话时，学生们利用他的一次较长停顿，拼命鼓掌 （本人坐前排，是罪魁之一），张校长只好说，我的话讲完了。于是全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笑声，对校长闻弦歌而知雅意的智慧，从谏如流的胸怀深表感谢和鼓励，台上台下一片笑声。

这可是开学典礼，一年级新生。可见北大新生里都是些什么人物，而北大校领导宽容到什么程度！那种自由平等的氛围，校领导以身示范的巨大感染力，嵌入北大新生的灵魂，永生难忘。三十年后，台上长者的音容笑貌，台下一张张乐不可支的年轻面孔，仍历历在目，成为生命中的定格。如果在北大呆过，还能思想僵化，不知宽容，那我只能佩服您了。

“我们为温元凯鼓上一千次掌”

这不是我说的，而是1985年北大团委总结广播中的一句话。85年春天，中国科大副校长温元凯作为人大代表来京开会。温元凯是当时四大青年导师之一，极有号召力。顺便说一句，除温元凯外，那三位都是北大校友。我跑到安徽省代表团住处去见他，想请他来北大演讲。那时一切都很简单，见人大代表就直接进去了（或许沾了不少北大的光）。

记得温元凯不在，还在人大会堂和万里同志座谈，会议服务人员马上通知他，他让我等一小时。我借此机会和同是人大代表的另一位改革先锋、安徽滁县地委副书记陈庭元先生认真聊了一会 （第一个搞包产到户的凤阳县小岗村，就在滁县），同时邀请他去北大，陈先生以不善言辞为由婉拒，也向我推荐了温元凯。温元凯回来之后，跟我说他一心想去北大谈谈，于是我们约定第二天晚上他去北大做报告。

我骑车赶回北大（那时在北京骑车，是一种享受），开始准备。当晚商定由研究生会牵头，团委、学生会共同邀请（记得为时间和准备问题还和团委副书记张力吵了一架，后来成为好友），第二天我和研究生会一位部长开始跑场地和借车。

北大当时的“人民大会堂”是大饭厅，大概有两千二百多个座位。可当时正在搞整党用，我们只能用办公楼礼堂（就是后来李敖演讲的地方），可那儿太小，怕挤破头。当年见党委书记是无需预约的，于是我们去找北大党委书记王学珍（就是上文提到的副校长兼教育长，此时他已是党委书记、中央候补委员 。北大党委书记好像总是中央候补委员，永远补不上去，不知什么原因）。

我们请王书记换个地方，王书记问，你们请温元凯？他讲的那些东西也未必有多深刻 （可见对温元凯并不感冒）。我们开玩笑说，您不能让北大学生都具有党委书记的认识水平。他现在很有号召力，如果在办公楼礼堂，人太多，挤破头，反为不美。咱们找一个大的地方，人显得少，不更好吗？王书记直乐，说你小子就捡好听的说吧，我明白你的意思，大饭厅就给你们用吧。这就是北大领导，真有点“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给你说话的权利”的风范。王书记又让北大车队给派了个车，我们这才贴广告，此时距开讲时间仅有三小时了。

晚上六点去北大车队要车，我一看，是辆吉普车，就跟车队队长说：“您瞧，堂堂北大，去宾馆接一位著名人大代表来演讲，就一辆吉普，只要您不嫌寒碜，我无所谓丢不丢人。” 队长看看我，一句话没说，给换了辆上海，真是人人都从谏如流！到宾馆接到温元凯，温元凯先生满面春风，与过道里的其他代表不停地打着招唿，“温校长，又去演讲？”“去北大！”

当晚的演讲非常成功，可能是北大历史上能够名列前茅的成功演讲之一。不到两千个座位，来了不下三千二百人，完全爆满，真庆幸没在办公楼礼堂搞讲座。温元凯的精彩讲话，无数次被掌声打断，说一千次太夸张，但可能有上百次。

作为化学家的温元凯，把中国社会比喻为巨大的缓冲溶剂，加点酸或碱都不产生变化；说美国人讲效率，问候语变得越来越简短：南部说“How are you”，中部说“Hello”，东部说“Hi”。全场捧腹大笑。温元凯本人也非常激动，中间休息时，我陪他上厕所，他不断重复：“真是北大! 到底是北大！我演讲的反应从来没这么好过！”许多来北大演讲的人，都深受北大氛围的感染。

演讲后有提问时间，问题如雪片般飞来。主持人请大家递条子，经我们归纳筛选，交给温元凯，怕出娄子，结果还是防不胜防。

我看到一个条子，邀请温元凯当北大校长。以我之大胆，也以为不妥。我对写条子的同学（地球物理系的一位80级学生干部）说，算了吧，丁石孙校长刚刚接任，这不合适。可这位同学非常坚决。竟然自己跳上台大喊一声，咱们请温老师当北大校长好不好？登时引起一些混乱，有大声叫好鼓掌的，也有起哄的，还有不满的。我一看糟了，主持人是一位团委干部也急坏了，朝我嚷了起来。温元凯先生也一脸煞白，说不出话来。我赶紧抢过话筒说：“我很理解这位同学的心情。他是希望温老师这样的改革家当北大校长，相信丁校长不会让我们失望。温老师今天是带病来北大演讲的，他喝的是药，不是水，现在身体已经很累，希望大家体谅。”

最后， 演讲在雷鸣般的掌声中结束，而我现在记忆最深的，就是这段插曲。在场有3000 多北大同学，许多人肯定记得比我清楚。后来这位同学也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就是当年的北大。倒是我蒙受了一点“不白之冤”——有些人传是我喊请温元凯当北大校长的。不过也许这并不很冤枉，如果温元凯不是我请来的，并且假如我不了解丁校长，我这么做的可能性恐怕不小。

与丁石孙校长的私人会面

没那么神秘，所谓私人会面，就是我和丁校长两个人，在校长办公室里进行了一场谈话。

丁校长刚刚上任不久，有一天我跑到北大办公楼，正赶上丁校长下班。我拦住校长，问：“您有没有时间？您想不想让北大重现五四的辉煌？我想就北大发展前景和您谈谈。”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校长先是一愣，然后就笑了，非常和蔼地说，可以，就把我带回他的办公室。记得校长手里拎着个黑色公文包，他放下包，请我坐下，我就开始天上地下地胡侃一气。记得谈起蔡元培校长、北大兼容并包、人才辈出、总揽英雄云云，然后给了丁校长几条建议，包括任意选课、随便转系等等，其他我实在想不起来了。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丁校长的表情：自始至终面带微笑，没有作任何评论。开始有惊诧，后来多了些别的东西，基本是觉得我很好玩，很冲动，很大胆。我以为是欣赏多于戏谑，鼓励多于批评，否则，我也不会滔滔不绝讲了半天。他像个慈祥的长者面对一个晚辈，然后送我出来，骑车回家。

我从此有点怕丁校长，尽量躲着他，或许是后来觉得自己太幼稚可笑了。但从此对丁校长满怀敬意，并以自己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上盖着他的大名而感到骄傲。丁校长后来身居庙堂，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每当电视上看到白发苍苍的校长，都让我回忆起北大办公楼里的场景。学生当年无知鲁莽，敬祝丁校长身体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