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逝世5年后，中央给他补发了4.8万工资，浦安修如何支配的？

“1979年3月的午后，这只箱子还是交给您吧。”景希珍把略显陈旧的铁皮箱推到浦安修面前，语气轻却郑重。

箱盖一掀，最醒目的并不是旧军装，而是一沓用粗麻纸包着的工资凭条：48094元。那一年，城市职工月均工资只有三四十元，这笔钱分量之重，可想而知。

中央文件写得清楚：彭德怀生前长期停发工资与津贴，现按原标准一次补齐。处理权，全归合法配偶浦安修。口头离婚不具时效，这一点没谁能推翻。

浦安修凝视凭条良久。她知道，这数字背后是丈夫二十年沉浮，也是自己二十年愧疚。她轻轻合上箱子，一句“老彭，我明白了”低不可闻。

时间回拨到1938年10月10日，延安。那天的婚礼极简，一条白布写着“携手抗日”，就是结婚证。战火硝烟里，他们不说海誓山盟，只约定“革命胜利后再补张相片”。

抗战、解放，两人聚少离多。浦安修常在担架队奔走，彭德怀指挥千军万马。信件稀少，却句句真切——“我仍健在，请不必挂念”。

1959年庐山，局势急转。彭德怀递交数千字意见书，大会气氛瞬间冻结。批评、指责、标签接踵而至。朱德等劝他缓和言辞，他摇头。性子硬，一如之前的冲锋。

会后，夫妻搬离中南海，转至吴家花园。浦安修压低声音劝道：“去见主席，再商量。”彭德怀却反问：“真理要打折吗？”这句话，像墙，横在两人之间。

政治压力层层加码，北师大内外都瞄准了“彭妻”这个身份。有人热心劝她“自保”。长久煎熬后，她写下离婚申请。表面是“主动”，骨子里却是一种无奈求生。

申请从学校到北京市委，再到邓小平案头。批示只有一句：“家庭事务，组织不干涉。”手续终究没批，婚姻悬而未决。两人由此进入漫长的冷场期。

1974年，彭德怀被确诊胃癌。病房门口，警卫换班严格，探视寥寥。侄女彭梅魁跑来找浦安修：“叔父想见您。”最终见面没成行。原因，至今众说纷纭。

1978年冬，中央宣布为彭德怀彻底平反。追悼会场，花圈环绕，却少了浦安修的身影。她自知难以面对侄辈的冷眼，只在家中摆了简易灵堂，一盏青灯燃了整夜。

回到铁皮箱。浦安修没有多做犹豫，先分拨给彭氏后代：两万余元，按人数平分。这些孩子，她年轻时抱过，如今都已成家。给他们，是人情，也是补偿。

又抽出一万零三百元，三份。景希珍、綦魁英、赵凤池，每人一封。那几年，这几位寸步不离守着彭德怀，风声最紧时仍敢帮他递药、送书。情分必须兑现。

剩下的钱，她寄往湖南乌石小学。那是彭德怀童年读书的地方，也是他常挂嘴边的“根”。校长接到汇款单时，有点愣神，连声说：“元帅，还是惦记家乡。”

最后一笔，用于补交党费。浦安修亲自跑到北京市委组织部递交收据。工作人员提醒她“不必亲来”，她却说：“这是他最后一次‘向党报告’。”眼眶泛红，话不多。

至于手枪、望远镜、旧军装，浦安修联系军事博物馆全部捐出。她只留下一摞政治经济学书，封底还有彭德怀批注——“农业积累的关键在于改良工具”。

日子往后过。浦安修偶尔翻阅《彭德怀自述》样书，指尖摩挲铅字，如同触碰昔日肩膀。朋友劝她再婚，她摆摆手：“别提这个。”语气平静，却拒人千里。

有人评价她当年的选择“薄情”。她听进去了，也未辩解。只是说：“真到那个时候，能做的事不多。”一句话，道出时代巨浪中普通人的渺小与挣扎。

钱花完了，光阴也走远了。48094元如今只剩数字，可它的流向在档案里清楚写着：家人、战友、家乡、党费。一分不少，也没有私存。或许，这正是浦安修给自己、也给彭德怀的一份迟到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