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女生花光家里14万元积蓄刷礼物，父亲哭着说：这是全家积蓄啊

在河北保定，有这样一个普通工薪家庭，5个月前还存着14万元的积蓄。

但到了今年3月，银行卡里却只剩下13块。

钱不是被偷，也不是投资亏了，而是被家里的12岁女孩一点点打赏给了陌生人。

父亲是在给农用水泵卡充值时发现余额不够的。

查询账单后，他整个人都懵了，那14万元分散在一笔笔充值礼物里，最贵的一次，是5200元的结婚礼。

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这些钱全是女儿在一款名叫“觅光”的交友软件里打出去的。

女孩小倩（化名）说，她在班级里常被同学忽视，在现实生活里很孤单。

进入这个聊天室后，只要不停地刷礼物，大家就围着她说话，一旦停手，热闹就会立刻消失。

为了留住这种虚拟的被关注，她把父母银行卡里的钱一笔笔转走，短短5个月，花光了家里全部的存款。

如今，小倩辍学在家，父母四处奔走维权，案件将于9月在广州互联网法院开庭。

这笔钱能不能要回来，成了压在全家头上的石头。

在现实生活中，小倩很安静，不爱与人争抢。

上网课时得到了一部手机，她第一次拥有可以随意下载软件的自由。

在觅光APP的聊天室里，有人喊她老板，有人催她多送点礼物，热烈的气氛让小倩觉得自己很重要。

这种“被需要”的感觉，对一个缺少同龄人关心的孩子来说，简直像毒药。

刷得越多，人越多，一停下来，瞬间没人理，小倩被这种即时的反馈绑住了。

从2023年12月到2024年3月，五个月的时间里，小倩用父母的银行卡往聊天室里冲了10多万元，还给个别用户送了价值数千元的虚拟礼物。

她并不觉得自己在花真金白银，只是用手机点几下屏幕，就换来一片喧嚣。

可当父亲查到账单，家里的全部积蓄化为一串串虚拟记录时，这场虚拟热闹带来的，是一地鸡毛的现实。

小倩并不是唯一的案例。

还有一位15岁女孩，用绑定父亲银行卡的账户，一年内打赏主播45万元。

平台一度发现异常，给账号加了限制，但她只需要打个电话冒充监护人，就能解封。

客服没见人、没核实证件，仅凭一次通话就让限制失效，随后更大额的打赏接连发生。

还有四川13岁小男孩，用家里拆迁款打赏了34万元，好在家长及时报警，在警方介入3个月后追回了全部款项。

这些案例有一个共同点，平台的审核和防护措施形同虚设。

只要能完成充值流程，未成年人几乎可以无限制消费。

实名认证流于形式，风险提示不够严格，限制措施一旦触发，也容易被轻易绕过。

如果说成年人在网络消费中还有自控力和判断力，未成年人在面对这种刺激和诱导时几乎是赤手空拳。

平台既然赚取了打赏分成，就不能在关键的审核环节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法律上，8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他们的大额消费需要监护人同意，否则可以主张无效。

听起来好像家长占理，但现实维权中，家长还得证明“是孩子自己充的钱”。

小倩的父母把银行卡和孩子的手机绑定，却没设支付密码或额度限制，这就等于给孩子一个随时能掏出家底的钱包。

等到发现异常，钱早已在一笔笔打赏中流走。

不少家长在给孩子手机时，只想着方便学习、联系，却忽略了设备背后的支付功能。

即便孩子第一次消费时没被发现，后续的“二次打赏”往往会越滚越大。

在未成年人网络消费的链条里，平台的责任固然重大，但家长的第一道防线失守，同样让悲剧更容易发生。

小倩案还没开庭，结果未定。

但无论最终是否全额退还，这类事件都在提醒我们，未成年人触网的风险，已经不只是玩游戏耽误学习这么简单，而是可能直接击穿一个家庭的经济底线。

首先，家长要主动设防。手机支付绑定银行卡时，必须加上多重验证，比如人脸识别、支付限额。

平时多和孩子交流上网的内容和感受，及时发现异常。

其次，平台不能只顾收钱，要主动建立“高频打赏风控机制”。

当发现异常消费，不能只靠一个电话解封，而要有更严密的核验程序。

对涉及未成年人的账户，应当强制启用监护人模式，并定期进行身份核查。

最后，从法律层面，未成年人退款机制亟需完善。

平台应承担举证责任，避免家长在维权中陷入“证明孩子自己操作”的困境。

对存在诱导消费、审核不力的行为，要有明确的法律惩戒，让企业为疏漏付出代价。

14万元对一个普通家庭来说，可能是多年的积蓄，对一个12岁的孩子来说，却只是屏幕上几个虚拟礼物的价格。

现实和虚拟的落差，让悲剧格外刺眼。

未成年人不具备成熟的金钱观和判断力，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父母的陪伴，更需要社会、平台和法律共同构筑的保护网。

钱也许还能要回来，但孩子在这场虚拟热闹中形成的依赖感、失落感，却很难抹去。

让他们在安全的网络环境中成长，不是口号，而是每一个成年人该负起的责任。

真正的热闹，不该靠透支未来换来；真正的成长，也不该踩着父母的积蓄和信任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