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被俘后免于改造的国军将领，曾力挫7大元帅，陈毅视为座上宾

如果说在我军战史上有什么重量级战斗的话，长征前期的土城之战一定是榜上有名的。

单就战役规模和效果而言，这一战实在是没有多少闪光点。但就是这样一场看似并不起眼的战斗指挥员队伍里，就有除贺龙、陈毅和徐向前以外的日后7位共和国元帅。

而他们的对手，正是此前并不太为世人所熟知的川军将领郭勋祺。有意思的是，15年后的襄樊战役中，郭勋祺与时任国军第15绥靖区司令官的康泽一同成为我军俘虏。

不同的是，康泽成了接受教育改造的战犯，而郭勋祺却被陈毅、刘伯承等我军高级将领奉为“座上宾”，并在四川解放后陆续担任省水利厅厅长、省体委第一副主任等职务。

同是败军之将，郭勋祺为何能“独得恩宠”？一切还要从郭勋祺的革命起点开始说起。

郭勋祺早年生于四川双流的一个小山村，从小生活并不富裕的他却有着参军报国的宏大理想。

从民国二年参加四川都督尹昌衡招募的入藏新兵起，郭勋祺一路征战，因功升到了团长之职。1921年初，他随老上司潘文华投奔刘湘所部，并出任川军第4师第7旅旅长。

由于郭勋祺知兵善用，即便接手再艰难的任务都能出色的完成，因此在刘湘军中又有着“战神”之称，并深得对方赏识和器重。

也正是在川军中发迹之时，郭勋祺结识了刚刚从法国勤工俭学归来的陈毅，一个是怀揣革命思想的旧军阀，一个是胸怀救国理想的革命青年，围绕社会现状和革命前景，二人时常在一起促膝长谈，也因此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1927年重庆“三三一”惨案前后，郭勋祺因看不惯国军的做派，不仅秘密为革命人士传递消息，甚至还动用关系掩护他们出逃，而陈毅就是在他的掩护下安然离开白色恐怖的重庆的。可见当年的郭勋祺对我军的贡献不容忽视。

1935年初，老蒋为借西南地方军阀之手消灭红军，下令“四川王”刘湘增派兵力阻击红军主力。随即，刘湘以郭勋祺为先锋，指挥3个旅兵力向贵州温水推进。

郭勋祺自然不愿与红军为敌，而刘湘也防着老蒋的“驱虎吞狼”阴谋，二人商量一番后决定：战术上以驱赶为主，最终目的是防止红军进入四川。

即便如此，双方还是难免进行了一场激战。红军原本的计划是攻占赤水县城时，但因情报有误，瞬间面临数倍于己敌军的围追堵截，不得已的情况下只得暂时撤退。

当行进至土城一带时，又恰好碰上了郭勋祺率领的川军，由于对方已占据有利地形，红军很快陷入被动。这一战，郭勋祺与未来新中国的七位开国元帅对战，表现得灵活多变，丝毫不落下风。

而郭勋祺的“尺度”拿捏的也恰到好处，既不使红军轻易入川，也不主动发起进攻。正因为洞察了他的这一战术，毛主席才决定率红军四渡赤水，向贵州挺进。

经此一战，声名鹊起的郭勋祺很快被升任为“模范师”师长。

抗战初期，郭勋祺升任第50军军长，在皖南与新四军防线相邻，多次协同开展对日作战，后因功晋升为第23集团军副总司令兼50军军长。

也正是在此期间，郭勋祺在一次与日军激战中不幸负伤。由于他坚持留在前线指挥作战，伤口因未能及时得到处理而化脓，直到战事稍有缓解，才勉强同意去医院接受治疗。

郭勋祺的抗战事迹广为流传后，文学家郭沫若还特意为他赋诗一首：

值得一提的是，郭勋祺住院期间，时任新四军一支队支队长的陈毅还曾特意前往医院探望，在叙旧之余，陈毅也表达了郭勋祺能协助新四军东进敌后作战的愿望。

郭勋祺不仅欣然应允，还在此后慷慨解囊，一次性赠予新四军3万发子弹和1000套军装，甚至在接到老蒋的密报时，他也会毫不保留地与新四军共享。

不过，郭勋祺与我军紧密往来的事情，很快被别有用心之人汇报给了老蒋。对方则在不久后借贵池战役作战不力为由，剥夺了郭勋祺的兵权，并以“军政部副员”的虚职将其监视在重庆。

直至九年后的1948年夏天，时任国军第15绥靖区司令官的康泽向老蒋提议，委任郭勋祺为绥靖区副司令官。一来自己是特务系统出身，对军事一窍不通，需要有郭勋祺这般将领居中指挥；二来参战部队中有不少川军旧部，也需要郭勋祺这位川军名将来协调一致。

就这样，已经被老蒋闲置九年之久的郭勋祺，再次被放在了一线指挥的位置上。不过，郭勋祺也很清楚当时的形势，国军在战场上节节败退，几乎难有翻盘的可能了。

再加上康泽对他并不信任，许多建议和命令的推行过程都是反其道而行之，很快，二人就因襄樊战役之败而被俘。

与双手沾满共产党人鲜血的大特务康泽不同，向来与我军保持密切合作的郭勋祺被俘后很快得到优待，被刘伯承和陈毅当成“座上宾”对待。

之后，郭勋祺又在二人的建议下回到成都，参与策反自己的老上司潘文华起义事宜中来，最终加速了西南解放的历史进程。

1959年12月28日，64岁的郭勋祺因病于成都逝世。时任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的陈毅元帅还专门派人送上花圈并慰问家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