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精神的历史变化 | 邵孔发

轴心期的中国，先秦诸子言必称为天下、社会、民众，展现先贤的宏大视阈与宽阔胸怀。孔子之仁，“博施于民，而能济众。”（《雍也》）孟子“兼善天下”。（《尽心》）“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尽心》）

从《诗经》《左传》可以看出，春秋时期的国人生机勃发，品格清澈。从《唐诗》可以看出，汉唐时期的国人雍容大度，自信心很强。及至明清，开始变得麻木懦弱，缺乏创造力。

戊戌变法和新文化运动对“国民劣根性”展开批判，欲求改造国民性。“中华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谭嗣同《仁学》）“西洋民族性，恶侮辱，宁斗死；东洋民族性，恶斗死，宁忍辱。民族而具如斯卑劣无耻之根性，尚有何等颜面，高谈礼教文明而不羞愧。”（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东方文明的最大特色是知足；西洋的近代文明的最大特色是不知足。”（胡适《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

及至鲁迅，通过小说辛辣讽刺批判“ 阿Q精神 ”与“ 国民劣根性 ”。柏杨继而写出《丑陋的中国人》，该作引发争议。

历史上国人的精神境界似乎每况愈下的原因，史家众说不一。诸如：社会制度、等级社会、理学教化、集体主义文化、小农经济、生存资源匮乏、民性积弱、神性宗教缺位、敬畏天地之心丧失、异族统治、战争频繁和社会动荡等。

社会的先秦的儒教信仰、文化传统一旦丧失，国人精神便转向应付实际生活的问题，心灵从关注人生修养转向关注自身生存。从理想境界转向现实境界，从精神世界转向物质世界，从唐人的诗与远方转向眼前的柴米油盐。

历史表明，民性在历史的沉重压力下扭曲变形，并没有崩溃，仍然充满韧性地承续中华文明的发展。中华文化的特色、中国历史的特征，便是民众的负重前行。

精神下沉是社会文化不能承受之重。民性的改变，任务至艰至巨。本性难移，彻底地摆脱阿Q精神，必须脱胎换骨。百年树人，精神塑造需要长期不懈的努力。使我们自身具有现代性，是人生的要务，社会的百年大计。

社会精神面貌反应社会文明的品质，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的表现。民众的人格构成社会文明的基础，文明的引导力量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

作者简介

邵孔发，教师、学报编辑。出版作品《襄水文集》《故园屐痕》《琅琊清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