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来看看初代的流氓团体,是怎样形成的。追溯中国流氓史的源头,就不得不提到从春秋战国一直到秦汉时期广泛存在的“惰民”。惰民,顾名思义就是懒惰的民众。这个词,你听得出来,它多少带点歧视的意味在里面。惰民具体是在说哪些人呢?早在先秦时期,无论是统治者还是普通百姓,都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那就是士、农、工、商,也就是做官、务农、从事手工业或者商业,才算是有职业的正经人。除此之外,都叫“惰民”。
尽管统治者叫他们“惰民”,一口咬定他们从不劳动,是社会寄生虫,但“惰民”的日子并不比辛勤劳作者要好过。几乎历朝历代都会对这种没有正经职业的群体,进行各种制裁和惩罚。比如说,在先秦时期,惰民会受到经济上的处罚。《周礼》明确规定,如果你有田地、有房子,却拒绝种植桑麻、开垦土地,你就要比别人缴纳更加繁重的赋税,而且还要去服徭役。要知道,当时的赋税和徭役,对普通人来说已经是相当繁重了,何况还要继续加重,怎么受得了呢。
除了经济负担,还有精神上的打击。先秦时期,祭祀祖先可以说是人们生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了。而《周礼》中就有规定:凡是不养殖牲畜的人,祭祀祖先的时候不能用牲畜来作为祭品;凡是不在农田里耕作劳动的人,祭祀祖先的时候不能用稻子、小米这样的五谷当作祭品等等。这是从一系列社会规约的角度,来限制“惰民”的规模,逼迫民众从事统治者需要的工作,多干活,少偷懒。
尽管有这么多政策、经济和文化上的制约,但是从战国后期开始一直到秦汉,惰民的规模还是在不断地扩张,甚至中国古代最初的流氓团体就是在这个时候趋于成熟的。国家政策不提倡,普通人自己也不乐意,那究竟是什么力量,推动那些无籍之徒,一步步脱离土地,成为流动的无业之人呢?
总的来说,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我们容易想到,逃不开的天灾人祸。比如发生了严重的旱灾、水灾,土地勉强产出的粮食,已经不够人们生存了,没办法只好脱离这片土地去别处逃荒。同时还有一些贪官污吏、豪强大族,在不断地贪污、兼并普通百姓的土地。再加上严重的赋税、徭役的压力,或是遇上盗匪劫掠,人们同样无法生存下去,走投无路,只好变成流民。
除了天灾人祸这些被动的、不可控的因素,流氓团体的扩大,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人们自主的选择,自我放逐为“流氓”。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春秋后期到战国时期,出于战争和集权的需要,出现了一次城市建设高潮,随之产生了一批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城市。比如战国时期,齐国的都城临淄、楚国的郢都、赵国的邯郸等等,都是工商业极为繁荣的天下名都。
商业繁华使得大型城市集中了各种各样的娱乐活动。比如战国时期的齐国都城临淄,老百姓们的娱乐活动非常丰富,我们都听过“滥竽充数”的成语,吹竽正是风靡齐国的娱乐活动。除了吹竽,临淄还流行弹琴、斗鸡、投壶、击剑等等。商业的繁荣,也促使社会风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时间,追求富贵和名利,成了普通百姓的目标之一。有相当一部分人,因为看过都市繁华,再也不甘心被束缚在土地上,去辛勤劳作一辈子了。
到了汉代,这种情况愈发明显。在汉代初期,惰民现象还不是特别严重,因为重农抑商的国家政策,加上赋税不轻,如果成为游民,自己养活自己尚且相当艰难,更不用说追求富贵了。但是,自从汉武帝之后,国家和社会都累积了不少财富,国家政策也变了,富商大贾们的生活“骄奢似王侯”,这也影响了普通百姓,对于财富的渴望,最终导致一部分农民主动放弃自己的土地,要去到城市中搏上一搏。可以说,除了无可奈何的天灾人祸之外,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同样为当时惰民的大量涌现奠定了基础。
但我们想,一时冲动离开熟悉的土地,他们怎么活下去呢?有些人身体素质比较好,擅长舞刀弄枪,就成了依附于贵族的平民“侠客”。还有一些人,靠着手艺做些小本买卖。当然,大多数人没什么特殊本领,到了城市里,就会变成赌徒、骗子之流,这些人是初代流氓团体的主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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