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先来看看初代的流氓团体，是怎样形成的。追溯中国流氓史的源头，就不得不提到从春秋战国一直到秦汉时期广泛存在的“惰民”。惰民，顾名思义就是懒惰的民众。这个词，你听得出来，它多少带点歧视的意味在里面。惰民具体是在说哪些人呢？早在先秦时期，无论是统治者还是普通百姓，都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那就是士、农、工、商，也就是做官、务农、从事手工业或者商业，才算是有职业的正经人。除此之外，都叫“惰民”。
尽管统治者叫他们“惰民”，一口咬定他们从不劳动，是社会寄生虫，但“惰民”的日子并不比辛勤劳作者要好过。几乎历朝历代都会对这种没有正经职业的群体，进行各种制裁和惩罚。比如说，在先秦时期，惰民会受到经济上的处罚。《周礼》明确规定，如果你有田地、有房子，却拒绝种植桑麻、开垦土地，你就要比别人缴纳更加繁重的赋税，而且还要去服徭役。要知道，当时的赋税和徭役，对普通人来说已经是相当繁重了，何况还要继续加重，怎么受得了呢。
除了经济负担，还有精神上的打击。先秦时期，祭祀祖先可以说是人们生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了。而《周礼》中就有规定：凡是不养殖牲畜的人，祭祀祖先的时候不能用牲畜来作为祭品；凡是不在农田里耕作劳动的人，祭祀祖先的时候不能用稻子、小米这样的五谷当作祭品等等。这是从一系列社会规约的角度，来限制“惰民”的规模，逼迫民众从事统治者需要的工作，多干活，少偷懒。
尽管有这么多政策、经济和文化上的制约，但是从战国后期开始一直到秦汉，惰民的规模还是在不断地扩张，甚至中国古代最初的流氓团体就是在这个时候趋于成熟的。国家政策不提倡，普通人自己也不乐意，那究竟是什么力量，推动那些无籍之徒，一步步脱离土地，成为流动的无业之人呢？
总的来说，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我们容易想到，逃不开的天灾人祸。比如发生了严重的旱灾、水灾，土地勉强产出的粮食，已经不够人们生存了，没办法只好脱离这片土地去别处逃荒。同时还有一些贪官污吏、豪强大族，在不断地贪污、兼并普通百姓的土地。再加上严重的赋税、徭役的压力，或是遇上盗匪劫掠，人们同样无法生存下去，走投无路，只好变成流民。
除了天灾人祸这些被动的、不可控的因素，流氓团体的扩大，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人们自主的选择，自我放逐为“流氓”。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春秋后期到战国时期，出于战争和集权的需要，出现了一次城市建设高潮，随之产生了一批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城市。比如战国时期，齐国的都城临淄、楚国的郢都、赵国的邯郸等等，都是工商业极为繁荣的天下名都。
商业繁华使得大型城市集中了各种各样的娱乐活动。比如战国时期的齐国都城临淄，老百姓们的娱乐活动非常丰富，我们都听过“滥竽充数”的成语，吹竽正是风靡齐国的娱乐活动。除了吹竽，临淄还流行弹琴、斗鸡、投壶、击剑等等。商业的繁荣，也促使社会风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时间，追求富贵和名利，成了普通百姓的目标之一。有相当一部分人，因为看过都市繁华，再也不甘心被束缚在土地上，去辛勤劳作一辈子了。
到了汉代，这种情况愈发明显。在汉代初期，惰民现象还不是特别严重，因为重农抑商的国家政策，加上赋税不轻，如果成为游民，自己养活自己尚且相当艰难，更不用说追求富贵了。但是，自从汉武帝之后，国家和社会都累积了不少财富，国家政策也变了，富商大贾们的生活“骄奢似王侯”，这也影响了普通百姓，对于财富的渴望，最终导致一部分农民主动放弃自己的土地，要去到城市中搏上一搏。可以说，除了无可奈何的天灾人祸之外，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同样为当时惰民的大量涌现奠定了基础。
但我们想，一时冲动离开熟悉的土地，他们怎么活下去呢？有些人身体素质比较好，擅长舞刀弄枪，就成了依附于贵族的平民“侠客”。还有一些人，靠着手艺做些小本买卖。当然，大多数人没什么特殊本领，到了城市里，就会变成赌徒、骗子之流，这些人是初代流氓团体的主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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