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三大征”靠万历掏个人腰包？

对于明神宗绕开朝廷征收矿（榷）税的行为，不少朋友觉得神宗虽然加税扩充个人腰包（内帑），但也因此有力支撑了“三大征”，功大于过。那么万历三大征的军费真是来自神宗开征的矿税么？

首先，三大征中的“宁夏之役”和“援朝之役”第一阶段，就不可能依靠矿税来支付。

宁夏之役爆发于万历二十年，也结束于万历二十年。援朝之役起于万历二十一年，第二年因议和双方止战，明廷也将明军全部撤出朝鲜。而万历二十四年六月，因乾清、坤宁两宫被雷击焚毁，矿税之议才被正式提出。

其次，播州之役也不太可能由矿税来支撑。

根据《明代播州之役军费考》的论述，整个播州之役期间，前线明军共得军饷449万两。其中除了朝廷（太仆寺和太仓）支付82.96万两之外，其余全是湖广、四川、贵州三省自筹以及其它布政司的协济。

（万历二十七年十月初十）丙戌，以征播乏饷，从户部议，命四川、湖广地亩权宜加派，总督于三省通融支用，仍禁有司豪右巧避侵渔等弊，毋累穷民。兵罢之日，即行蠲免。
《明神宗实录·卷三四零》

如果此时神宗愿意用内帑填补军费缺口，明廷也就不会因为“乏饷”而对四川、湖广两布政司的田亩加派了（四川加派123425两、湖广加派260000两）。那是不是援朝之役第二阶段开销太大，掏空了神宗的腰包呢？

万历三十五年八月，太仆寺少卿李思孝向神宗吐槽账目严重不平，因为近几十年来各部司已积欠太仆寺上千万两白银未还。其中涉及三大征的欠款条目为：

万历十八年西征哱刘，借一百六十万；东征倭，借五百六十余万；二十七年为边饷借五十万，又为征播借三十三万 ……
《明神宗实录·卷四三七》

注：太仆寺本为兵部下属主管马政的机构，成化四年在其下开设了以储备“马价银”为主的常盈库。万历朝税赋、货币白银化改革后，它就和户部的太仓库并列成为明廷最重要的白银收支库。

户部也不逞多让，在朝鲜之役刚结束时户部上《遵屡旨，酌庙谟，备陈朝鲜君臣不易之筹，乞圣明鉴裁，以决兵食大计》一疏，其中涉及援朝之役的军费数字如下：

惟是粮饷出之本部，除倭未退先七年间，运去银三百余万，各处调兵扣留京运及加派丁地，共银二百四十余万不计外，自昨岁迄今春，戍兵并撤兵行饷又七十九万有奇。
《事大文轨》

综上可知，太仆寺为援朝之役支借560万两，太仓为此役出银619万两。其中有重叠部分，太仓因入不敷出，为支付朝鲜之役的军费累计向太仆寺借银350万两左右。也就是说太仆寺和太仓共为朝鲜之役共支829万两。而整个援朝之役，白银支出在900万两左右。

除了朝廷之外，副都南京和各布政司也为三大征出资不少。

如万历二十年八月，为应对宁夏战事，神宗同意了兵部奏请，“发马价十万解往犒军，行南京户部发银二十万，付陕西巡抚召募战守之用”。万历二十一年正月，为准备援朝之役户部尚书赵世卿查知南京户部有存银六十一万，就两次奏请神宗共计调用了四十万两。万历二十七年，两京工部共为援朝之役支付白银22.7万两 ……

另外从三大征末期开始，在朝廷度支已趋于紧张的情况下，神宗还要求朝廷替他填补皇室用度的窟窿。

二十七至三十年，共进过册立、分封、冠婚典礼各钱粮，共二百五十五万七千二百四十七两，几尽一岁之入以偿之。往年婚礼不过十万，潞王用止九万，至福王婚礼，进过四十余万。圣母两上徽号，前后共四十七万有余。升遐所费香蜡等项，又约二十二万。长公主婚礼用至十三万五千两，七公主婚礼，共折解十万余。
《明神宗实录·卷五七一》

所以就算神宗出了钱，他为三大征出的款项也寥寥（实录里几乎没有相关记录也是旁证），更不至于说三大征是靠他的个人腰包了。对于这一事实，神宗的孙子不仅没有否认，还理直气壮的把它作为回绝兵部讨要内帑的理由。

谕户兵等部衙门：朕览户部等衙门请发内帑银两，朕岂不重念封疆，吝惜不发。但思军国诸费，向有经制。祖宗朝大兵大役，率皆外廷调度。即在皇祖时，讨平宁镇，征播驱倭，一切兵饷，不闻请帑。
《明熹宗实录·卷十》

天启元年五月，因辽东新溃亟需重组防线，度支困难的兵户等部奏请熹宗用内帑补齐辽镇不足。年轻的皇帝表示不是他不愿意，只是从他爷爷起的祖制就是兵饷不请内帑，他岂能坏了规矩？

最后明神宗开征矿（榷）税，确实扩大了他的内帑，但未能提升明朝的总岁入（朝廷+皇帝），因为绝大部分矿（榷）税是在抢朝廷的岁入，或者说是拆东墙补西墙。

比如万历三十年八月和万历三十三年十月，户部尚书赵世卿分别上《关税亏减疏》和《申饬关税疏》，详细说明开征矿（榷）税对明廷各钞关的危害。

按照他的统计，从万历二十七年到万历三十二年，崇文门、河西务、临清、九江、浒墅、扬州、北新、淮安等钞关的收入比原额累计少收65.49万两。原因是各地商户为逃避税使盘剥（例如税使两头征收），而刻意缩小贸易规模和范围，进而造成通关贸易锐减。

随查各关监督预呈文案，在河西务关，则称税使征敛，以致商少，如先年布店计一百六十余名，今止存三十余家矣。在临清关，则称往年伙商三十八人，皆为沿途税使盘验抽罚，赀本尽折，独存两人矣。又称临清向来叚店三十二座，今闭门二十一家，布店七十三座，今闭门四十五家，杂货店六十五座，今闭门四十一家 ……
《关税亏减疏》

让一个商贸市场繁荣很困难，但让它萧条却又很简单。

万历二十六年，鲁保受命前往两淮督办盐务和榷税。鲁太监的增收办法非常简单，加大盐引摊派量（一到任就增发8万引），并大幅度提高每引重量至570斤（原本大引400斤、小引200斤）。主打一个卖的越多，盐税就收的越多。

至于市场是否可以消化，以及盐商能不能卖掉和回本，则不关他事。此后两淮的盐商要么是想尽办法不接盐引（改售私盐），要么就是因无法回本而拖欠盐税。

万历二十七年十月户部奏报，“近日两淮春夏盐课该二十余万，今历十月，尚无丝毫到部，若河东盐课，小人争变，其说官商俱困，业已大坏，臣等方怀私忧，势必及于浙、福”。

神宗不搭理，任由鲁保继续玩放量。结果到万历四十年，原本可以年课税六十万两的两淮盐业，已被折腾得奄奄一息（至明朝灭亡也未恢复）。当年九月户部奏报：

两淮盐课，停压两年有半，巳少银一百七十余万有奇，今岁又复愆期，时逾秋仲，而上解方至，则下解必更踰越，是将又压半年矣，合三年则欠二百余万矣 ……

而神宗个人又捞得多少呢，“十数年来，入皇上者不逾百余万”。如果再算上其它布政司的盐课，损失只会更大。所以这一番折腾，激得各处民怨不说，还不如直接要求户部每年拨付十万两盐税入内帑。

除了朝廷正税，各地方的杂项以及留存，也成为诸位矿（榷）税使眼里最易开采的露天矿产。

比如广东巡按王以宁奏，“自税使入粤...除加抽盐税、厂税、墟税、谷税以及铁锅、牛判等税四万七千七百余两外，复将通省章程兵饷拨充监税，前后共一十五万一千有奇”。

两广总督何士晋奏请皇帝制止税使向藩库借银，“自二十八年起至四十六年上半年止，共借过五十八万二千五百四十八两零。今司帑罄空，再难借”。

直隶巡按李文璧弹劾税使强夺地方税款并肆意加派，“畿内额税七万，又加鱼苇税银四万，税监王虎罔利取盈，鱼船苇场之外税及卖苇箔及卖鱼处所，无鱼苇则派落地之税，算及果园菜畦以至窑井”。

至于“高淮乱辽”就不用再多说了 …… 所以为啥神宗的矿税会搞得海内群起反抗？只是相较于详细了解矿税背后的问题及其对大明财政的破坏，“江南士绅死命抗税”这种极简表达更易让人上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