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医生的每一分敌意，都是投向患者的回旋镖

对医生群体的敌意，让一些医生因恐惧舆论而过度保守治疗，最终受伤的往往是患者自身。

撰文丨里约热泪奴

又一起医生自杀事件，连日来持续在网上引发关注与讨论。

8月5日，河南周口市卫健委通报称，8月1日20时38分，周口市六院发生一起坠楼事件。坠楼人员终因伤势过重，于8月2日凌晨1时40分死亡。经核实，坠楼人员为该院医生邵某某，女，5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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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邵医生不堪压力跳楼的，是三起医疗纠纷带来的长达7个月的网暴。

从媒体报道来看，第一起医疗纠纷中，一名产妇因羊水栓塞需切除子宫保命，家属签署同意书后，产妇顺利诞下一名女婴。然而，事后家属却因为“生下女孩”“产妇子宫被切除，觉得家里绝后了”，要求医院和医生赔偿。

据业内人士介绍，羊水栓塞是产科最凶险的并发症之一，要不是邵医生的努力，产妇和新生儿都可能面临生命危险。如果上述情况被调查证实，那么邵医生“救人反被索赔、被网暴”的委屈与绝望有多深，不难想象。

第二起，某产妇因子宫破裂，邵医生多次建议该产妇剖宫产，但家属执意顺产并签风险同意书。结果产妇子宫破裂、胎儿死亡。家属败诉后，造谣“医生为练手致胎儿死亡”。

第三起，新生儿在出生两天后，缺氧，最终被诊断为脑瘫，家属认为这是医院的责任。

三起医疗纠纷，三个互不相识的家庭，在网络平台上相遇。当事人及家属的15个账号，发布共计89条医疗纠纷相关视频、962条医疗纠纷相关评论。

“为我正名”——这是邵医生在纵身跃下六楼前，留给丈夫的最后一句话。

之所以在本文开头说是“又一起”，是因为，类似这样的医生自杀事件，并非孤例——

2012年5月8日，南阳医专附属第二医院28岁的女医生张娟，因患儿死亡，不堪忍受患者家属的侮辱和高额索赔，在家中服下了700粒地高辛以求自杀。

2013年4月29日，河北馆陶县人民医院，一个7岁左右患有严重先天性心脏病的患儿经多方抢救无效死亡，患儿家属不能接受，纠集多人把年仅30多岁的女医生王萍打骂至一个屋子里，王医生在极度恐惧与绝望之下，次日从医生办公室跳下身亡。

2015年4月1日，四川省人民医院普外科周晓辉主任医师，因医疗纠纷遭遇患方威胁长达8个月，在家中自缢身亡。自杀前，他已在网上卖车卖房准备赔偿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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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人类自杀，法国知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涂尔干有一个经典论断。他说，每当一个人自杀，他的死亡都和他所处社会的每个人都有关系。也就是说，每一次自杀，其实都是他杀。邵医生们，就是死于这样的他杀。

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针对医生的指责，为什么容易形成网暴，在网络上一呼百应？或者说，邵医生们为什么不被信任、孤立无助，最后不得不以死明志？

一个重要原因是，很多人习惯于用情感逻辑替代事实逻辑，对医生群体进行符号化解读、“标签化审判”。

当然有许多恶魔医生。比如，湘雅二医院那个叫刘某的恶魔医生，为了谋财摘取病人健康器官，将人命当成提款机，引起全网讨伐。一些人未免会将这样的情绪投射向整个医生群体，但凡有医患纠纷，不由分说地为医生与患者分别贴上强势与弱势的标签。

这种简单的二分法，让舆论在面对医患冲突时，常常不假思索地站在患者一方。这不但成了一种政治正确的话语表达方式，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对一些事物的常识性判断。

但是，真相有时候恰恰是相反的。这种“标签先行”的速判，往往与真实世界中复杂交错的强弱关系构成巨大反差。邵医生的悲剧便是一个沉痛的注脚。

还可以延伸来说一说。 “标签先行”的受害者，远不止医生群体。

比如教师群体，举个例子，校园霸凌是很容易引发情绪汹涌的事情，也因此，一些家长将孩子在正常打闹中的小磕碰也当成校园霸凌来投诉，让教师战战兢兢。

无论是医生还是教师，如今之所以成为某种意义上的“高危”行业，一定程度上，与多方对这种汹涌网络情绪的“迎合”有关。以邵医生事件为例，如果医院能够给予她更大力度的保护，如果非理性的网暴视频能早点下架，悲剧其实是可以避免的。

我依稀记得，数年前，北方某医院的一个女医生被投诉治疗方案不佳，院方为了息事宁人做出了暂停其工作的决定，并把处理结果公布在医院的滚动显示屏上。当事医生受不了这样的结果，跳楼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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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为了“稳定”，在一些具体冲突中，教育主管部门多半会选择牺牲当事教师的权益。

曾经，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泰来县一名女副校长，在课堂上与学生对骂的视频在网上流转。大致情况是，该副校长张某某让学生于某某不要在走廊大声喧哗，影响教学环境，于某某未予理会途径直回到教室。张某某追到教室门口让其出来，两人随后发生语言冲突，并导致激烈对骂。

当地纪委认为副校长张某某存在辱骂学生、侮辱学生人格尊严行为，依据相关规定，决定给予张某某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建议县教育局作出免去其副校长职务、调离该中学的组织处理。同时，追究该中学党支部书记兼校长直接领导责任，给予党内警告处分。追究分管全县师德师风工作的教育局副局长的领导责任，给予诫勉谈话处理。

一场对骂，一口气处理了三个人，也算得上雷厉风行。这处理结果是否妥当另当别论，就当事副校长而言，尽管当地人反映其为人正直，敢于负责，但在教学场所公开与学生对骂，确实有辱斯文，受到相应惩处也不算太冤枉。

不过从报道看，那个违反学校相关纪律并辱骂老师的当事学生，却并没有受到必要惩戒。这给学生传递了一个什么样的信号?

那位与学生对骂的副校长撂下一句话：“老师不当了也不能惯着你！”问题是，多少老师有这样的“血性”与勇气？老师战战兢兢，该管的不敢管，最终受伤的不是孩子吗？

医生呢？对医生群体的敌意，让一些医生因恐惧舆论而过度保守治疗，最终受伤的往往是患者自身。

众多类似悲剧警示我们，相关部门在处理纠纷时，要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程序，不偏袒任何一方；于公众而言，更需要警觉的是，舆论场上“弱者即正义”的朴素情感，一旦被情绪洪流裹挟，极易异化为对“标签化强者”的系统性污名。

每一次公共事件，我们应警惕“强弱”标签的思维惰性，追问事实而非预设立场，探究制度而非归咎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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