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观点｜关于“去转变”（逆转性别转换）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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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基农·R·麦金农（Kinnon R. MacKinnon）

麦金农博士是多伦多约克大学（York University）研究跨性别医疗照护的助理教授。

在反对跨性别者权利的运动中，特朗普政府将聚光灯投向了那些对“转变”（transition）感到后悔的个案。联邦贸易委员会（Federal Trade Commission，简称 FTC）近期举办了一场题为“未成年人性别肯定医疗（gender-affirming care）的危险”的活动，会上有六位发言者表示自己认为性别转变带来的伤害大于益处。美国教育部（Department of Education）在三月把某一天定为“去转换关注日”（“Detrans Awareness Day”）。随后一个月，白宫（White House）又要求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NIH）加强对“转变后悔”的研究——尽管其同时砍掉了用于 LGBTQ 研究的8亿美元项目经费。

我是一个研究“去转换”（detransition）的学者——也就是研究那些已经进行过性别转变、后来决定停止或逆转的人，往往包括中止激素等医疗治疗。

我本人也是跨性别者。15年前，当我25岁、还在读研究生时，我开始使用睾酮进行医学转变。

特朗普政府打着“保护儿童免受医疗伤害”的旗号，将“去转换”过度简化，并把它当作攻击跨性别医疗照护的政治棍棒。

就我个人经历、我所认识的大多数跨性别者的经历，以及大量研究所示，医学转变可以帮助许多人缓解性别焦虑（gender dysphoria），提升生活质量。（我如今以跨性别男性的身份过着充实的生活，同时也是一名5岁孩子的父亲。）但同样事实是：确实有一部分人在通过激素或手术改变身体之后又调转方向。

早期研究（上世纪70年代至2000年代）显示，成年人“去转换”较为罕见：大约有1%至6%的人会逆转或表达后悔。但近年来一些针对青少年的研究提示，这一比例可能已上升至5%至10%——与此同时，前往性别门诊寻求照护的青少年人数也在急剧增加。

我的研究重点在于：人们为何会“去转换”，跨性别医疗领域能从这些经历中学到什么。在我认为是迄今为止最大规模、专门理解“去转换”的研究中，我们对近一千名受访者进行了调查，了解促成他们作出该决定的因素。我的团队听到了许多与 FTC 听证会上发言者并不相去甚远的故事。他们对治疗感到失望，有时甚至是极度失望。这个事实应当促使医疗服务提供者严肃对待“去转换”，进一步学习如何支持拥有这类经历的人。

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关于“去转换”的话术却危险地片面。我们发现，许多人“去转换”并非出于后悔，而是因为被社会因素所迫，例如对跨性别者的负面态度——而这些态度正被特朗普政府放大。我相信，承认“去转换”的完整复杂性——它可能伴随矛盾、后悔、适应能力，甚至满足感——才是走向更好照护的正途。

我们即将发表的研究发现，受访者大致可分为四类：

第一类，占29%，主要因外在因素“去转换”，例如缺乏家庭支持、遭遇歧视，或无法获得所需治疗。这个群体总体上并不后悔曾经的转变，对已接受的治疗也感到满意。一旦外在障碍消除，他们中的大多数会重新开始转变；一些研究者将此称为“被中断的性别转变”（interrupted gender transition）。

第二类，约占20%，表示自己的性别认同发生了变化，但通常不对先前的转变感到后悔。许多人坚信，转变的过程使他们得以成长，即便后来在认同与性别表达上有所演进。一位先以男性化方向开始转变的受访者回忆，自己曾怀疑最初使用睾酮是否“做了错误决定”。她最终认为并非如此——这段经历让她能够辅导更多酷儿与跨性别者，她也喜欢自己略微变低的嗓音。“就性别转变而言，我对目前的状态相当满意。”她说。

第三类，比例与第二类相近，既提到外在因素（如歧视），也提到心理健康挑战与认同变化促使其“去转换”。他们报告了中等程度的后悔。

第四类，占33%，表示“去转换”源于认同改变、与心理健康相关的因素以及对治疗的不满意。他们更可能对自己当初的转变表达强烈后悔。有些人感到，自己当初并未充分获知医疗治疗的风险。正是这一群体的经历，成为美国及海外围绕未成年人性别肯定医疗政策辩论的核心。

有若干特征将这一群体与其他群体区分开来：他们更可能在更年轻的年龄开始治疗，也更可能在意识到自身跨性别认同后更快开启医学转变。90%出生时被指定为女性（assigned female at birth，AFAB）。（这一点值得注意，因为研究者已观察到，跨性别青少年人群中 AFAB 的比例正在上升。）此外，尽管我们研究中报告未成年时做过手术的受访者不足30人，但其中超过一半属于这一组。

那么，我们应当如何看待这些发现？

无论是我团队的研究，还是其他关于“去转换”的研究，都不应得出这样的结论：决策者应当对性别肯定医疗实施“一刀切”的全面禁令；或医疗提供者应当尝试通过所谓的“转换疗法”（conversion therapy）去改变个体的性别认同或表达。我们的研究也无法告诉大家，我们所记录的这些经历在更广泛跨性别群体中究竟有多具代表性。

但作为首批在美国与加拿大对“去转换者”进行大规模考察的研究之一，我的研究同样并不完全契合儿少跨性别医疗的一些早期论据。几十年来，跨性别医学一直在一种假设下运作：性别认同自童年起便是固定的，性别肯定医疗的目标是让人的身体与其强烈的内在性别感受保持一致。转变被视为单行道，往往以手术为终点。但包括我在内的许多最新研究显示，对于某些青少年，性别认同是会演变的。

当下，很多年轻人以更为灵活的方式体验性别——他们对性别的全新理解常常令研究者（包括我）感到意外。对性别的探索与对“转变”不那么僵硬的预期，也可能意味着：有些人在走上一条道路之后，更能感到自己有能力改变方向。二元之外的性别身份并不少见。

一些医疗提供者与跨性别者并不愿研究或讨论“去转换”。他们的担忧随着特朗普政府可能惩罚提供者的威胁而加剧——相关部门已向二十多名医生与诊所发出传票。

对性别肯定医疗的限制，也让许多人被迫停止或逆转其期望的转变，造成了我研究中所指的那种“非自愿的去转换”。再加上包括禁止跨性别者服役在内的一系列举措，政府所展现的并不只是对儿少医疗或“后悔”问题的关切，而是对跨性别与非二元群体更为全面的否定。

现实是：许多人通过转变得到了帮助，享受并庆祝作为跨性别者的生活（以及其中平凡的日常）。但也有人感到失望。历史上从未以如今这样的规模开具过相关性别医疗，更何况社会对性别多样性的抵制声浪正在升高——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些人的生活无疑变得更好，而另一些人则因这些治疗变得更为艰难。

健康研究者的职责，是产出能够指导临床、最大化患者受益、最小化伤害、并促进健康与福祉的知识。我与其他 LGBTQ 研究者已为此作出承诺——即便面对特朗普政府冷酷的言辞与危险的政策，我们亦然如此。

—— 基农·R·麦金农（Kinnon R. MacKinnon），约克大学助理教授，研究跨性别医疗与 LGBTQ 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