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观点｜经济正在为特朗普的混乱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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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贾里德·伯恩斯坦（Jared Bernstein）、瑞安·卡明斯（Ryan Cummings）

伯恩斯坦先生曾于2023—2025年担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 CEA）主席。卡明斯先生于2021—2023年在该委员会担任经济学家。

自特朗普总统上任以来，经济学家一直在等待其政策在美国经济中逐步发酵、显露后果。几个月前，反映经济情绪的“软数据”（主要是对消费者与企业的调查）已大幅走弱，而“硬数据”（就业、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通胀）看起来还算正常。但近期，一系列颇具指向性的硬数据相继公布，理应为增长放缓与通胀上升敲响警钟——这正是人们畏惧的“滞胀”组合。

如今，特朗普的关税显然正在推高通胀，尤其体现在家用电器、汽车和食品等商品上。今年上半年，经通胀调整后的实际个人消费（商业周期与经济强劲扩张的主动力）几乎停滞，而去年这一指标曾增长3%。GDP增速也从去年的2.5%放缓至今年的1.2%，大致腰斩。总体增长如此急降，劳动力市场往往会随之走弱，而事实也正如此：5月至7月，月均新增就业仅为3.5万人，已危险地逼近“失速”边缘。

历来，总统总爱为好消息邀功、并试图把坏消息撇清（这位总统则干脆“炒掉”传递坏消息的人），而要把经济运行与现任政府直接勾连起来并不容易。但这一次并非如此。无论是居高不下且反复摇摆的关税、还是可能严重扰乱建筑业与卫生健康服务业劳动力供给的驱逐出境行动，抑或那种“反罗宾汉”（Reverse-Robin Hood）的、撑爆预算的法案——把钱从最可能花出去的人手里拿走——特朗普的政策都把经济不确定性推到了自疫情暴发之初以来的高位。这种不确定性抑制了投资、招聘与消费，而关税又推高了物价。换言之：滞胀。

对许多美国成年人而言，“滞胀”这个词或许会勾起上世纪七十年代的记忆。但如果特朗普式滞胀继续扩展，它在一个关键方面将大不相同：其经济损害几乎完全是自我造成。七十年代的滞胀并非由一位不受约束的总统引发，而是源自所谓的“境外冲击”——发生在国境之外的重大且出人意料的扰动事件——并因美联储未能及时对冲而被放大。

其中最大、也最著名的冲击与石油有关。由于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Organization of Arab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 OAPEC）1973年对美国实施石油禁运，以及1979年的伊朗革命，油价上涨了逾十倍。结果，到1980年，美国用于购买石油的开支约为1970年的六倍。这一变化传导至整个经济体，使得通胀在十年结束时逼近15%。

而在这段如今已成经典反面教材的货币政策故事里，美联储在七十年代不仅没有应对日益积聚的通胀压力，反而把事情弄得更糟。原因部分在于政治：时任主席阿瑟·伯恩斯（Arthur Burns）屈从尼克松白宫压力，忽视通胀攀升、维持低利率以压低失业。（听起来是否眼熟？）直到新任主席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在1980年将利率提升至近20%，引发一场深重而痛苦的衰退，这场滞胀危机才宣告结束。

当然，七十年代的滞胀所对应的通胀与失业水平均远高于当下。彼时两者都攀至两位数，而如今仍相对较低：失业率为4.2%，通胀为2.7%。驱动滞胀的底层因素也不同。今天并不存在可与当年石油短缺相提并论的境外冲击。（当前油价相对不高，尽管在由人工智能带动的用电需求激增之际，特朗普对清洁能源生产的打压，被普遍预计会让许多美国人的电价走高。）

幸而，今天的美联储正积极汲取沃尔克时代的教训。尽管特朗普不断向杰罗姆·鲍威尔（Jerome Powell）施压，要求激进降息——甚至呼吁罕见且鲁莽地下调3个百分点——鲍威尔与其他理事已明确强调并在实践中维持其独立性：他们的决策由数据而非政治驱动。与七十年代不同，他们也高度重视让消费者与企业相信央行将通胀拉回并锚定在2%目标上的承诺。

但在这里，特朗普同样在自找麻烦，体现在两方面。其一，若负责定价或决定工资的企业开始认为美联储屈从于特朗普的持续施压，它们将基于更高、且更持久的通胀预期提前提价；为重建与维护通胀目标，美联储将被迫以更高利率予以反制。其二，更高的利率（会传导为更高的房贷、信用卡与车贷利率）叠加更高的物价，只会加剧美国人对当下经济最大的抱怨：生活成本。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正因为当下这股初现端倪的滞胀带有特朗普的明显烙印，反倒是个好消息。不存在境外冲击、且央行能力强劲，说明其破坏性的政策议程仍可逆转——尽管留给我们的时间正在缩短。倘若特朗普宣布“胜利”并结束其贸易战，滞胀前景将明显缓解；消费者与劳动者的预期也会迅速改善。但事与愿违的是，特朗普似乎还在变本加厉。

无论从成因还是症状看，我们正经历的，并非你父辈那一代的滞胀。而在特朗普主导一切的当下，它极可能成为——你这一代的滞胀。

作者供职信息：贾里德·伯恩斯坦现为斯坦福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Stanford Institute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SIEPR）资深政策研究员；瑞安·卡明斯为该研究所办公厅主任（Chief of Sta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