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P全球智库纵览｜如何输掉无人机战争：美国军事理论正在扼杀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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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7月31日，《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刊登了由杰奎琳·施耐德(Jacquelyn Schneider)和朱莉娅·麦克唐纳(Julia MacDonald)共同撰写的文章。文章回顾了自海湾战争以来，美国如何在降低人员伤亡与提高军事效率之间不断寻找平衡，并揭示了无人机在美军战略中的兴起过程。

文章指出，俄乌战争挑战了美国传统的无人机技术模式，批评美国政府在该方面反应缺乏整体战略思维，仅是被动跟随战场趋势，而非主动调整战略和军力结构。作者强调，美国若是想保持战略优势，应重新审视长期的军事采购和战略方式。

图源：Foreign Affairs

本文作者：

JACQUELYN SCHNEIDER，胡佛研究所的哈格罗夫·胡佛研究员，胡佛战争模拟与危机模拟计划主任，并且是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与合作中心关联成员

JULIA MACDONALD，亚洲-新西兰基金会研究与交流事务主任，同时也是新西兰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战略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

仅仅十年前，美国还是全球领先的无人机创新国，操作“捕食者”和“死神”无人机在远方国家打击和消灭恐怖分子。然而，随着以色列、俄罗斯和乌克兰近年来在一系列激烈战役中展示的实力，另一场无人机革命已经开始。过去，无人机价格昂贵、远程操控、主要用于定点打击和战略监视；而如今，它们的采购成本低至几百美元，却能执行各种任务——从战场侦察，到为前线伤员运送血液和药品。

一架美国空军MQ-9“死神”无人机停放在机库中。图源：路透社

世界各国军队正在尝试将新一代无人机应用于战争的各个方面。例如，以色列和乌克兰使用第一人称视角（FPV）无人机对敌方阵地发动攻击。俄罗斯则频繁使用一次性攻击型无人机、导弹和制导炸弹，针对乌克兰的能源和制造设施。在乌克兰前线，莫斯科和基辅都使用小型无人机以及徘徊弹药来摧毁敌方部队、坦克和支援设备，同时依赖这些无人飞行器补给物资、分类伤员并识别靠近的敌人。这些无人机不再是远程遥控，而是被部署到战壕中，甚至秘密潜入敌方腹地。

美国在很大程度上错过了这场军事技术革命。尽管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斯（Pete Hegseth）承诺要“释放美国的无人机主导地位”，但目前美国的无人机武库仍然主要由十年前研发的大型、昂贵系统构成。空军的“协同作战飞机”（Collaborative Combat Aircraft）或陆军的“低空潜行打击武器系统”（Low Altitude Stalking and Strike Ordnance）等新项目仍处于原型阶段，且造价不菲。空军的CCA单价估计在1500万至2000万美元之间；陆军更小型的无人机也需花费7万至17万美元不等。即便军方提高采购数量，目前尚不清楚美国企业是否能达到乌克兰每月使用约20万架无人机的产量。

要真正抓住这场无人机革命的机遇，仅仅加大资金投入、提升产能和加快采购速度还远远不够。美国的文官与国防领导人需要更加根本性地反思那些长期塑造美军及其作战方式的观念。美国在采用新一代无人机方面的迟缓，源于其在过去60年战争中形成的根深蒂固信念：即可以、也应当依赖远程操控技术，通过远距离快速冲突达成胜利。美国一直相信，自己可以依靠相对昂贵的无人机技术来拯救飞行员生命、实时传输情报至决策层，并实现精准打击。

多年来，美国形成了依赖昂贵、远程遥控无人机执行侦察与打击任务的战略思维模式。图源：美联社

如今，美国领导人面临着适应欧洲和中东冲突中已经出现的新战争方式的压力。其他国家对无人机的使用正在改变战场态势，这意味着美国无人机部队所擅长的低伤亡战役模式可能会逐渐失去主导地位。然而，在急于投入新一轮技术投资之前，美国国防规划者需要重新审视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支撑其军备采购的基本信念与假设。他们必须重新考虑美国公众对伤亡的容忍度，重新评估长期存在的军购流程，并面对各军种倾向于追求更大、更昂贵系统的惯性。最重要的是，美国领导人需要提出一种新的胜利理论，思考无人机技术如何助力美国实现战略上的成功。

技术支持

现代美国军方一直致力于开发技术，以使战争更精确、更高效、更低风险——这不仅是为了美国领导人，也为了那些被派往战场的士兵。早在1965年，时任总统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就曾对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表示，应当为危险的侦察任务找到技术解决方案，当时越战正变得日益不得人心。他说：

“鲍勃，我不认为你能靠那些小飞机或直升机……你可以先侦察到那些人，然后把情报回传，让飞机过来把他们炸个稀巴烂。”

随着1971年微处理器的问世，美国无人机创新迎来了飞跃发展，第一个具备重要作战能力的无人机被整合进美军作战体系。“闪电虫（Lightning Bug）”和后来的“水牛猎人（Buffalo Hunter）”无人机在越南执行了超过4000次任务，完成了美军所谓的“枯燥、危险和肮脏”的任务——这些任务过去只能由人类飞行员完成。无人机被用作防空阵地的诱饵、拍摄北越的地对空导弹基地和战俘营、在恶劣天气中执行侦察任务，还被用于投放宣传传单。

一架来自美国第336航空公司的UH-1D直升机正在越南湄公河三角洲的茂密丛林中。图源：路透社

无人机并未从根本上改变越南战争的战场格局，但它们激发了美国军方的想象力，展示了无人技术如何降低人员风险。这一潜力在1973年美军停止强制服役、转向全志愿兵制度后显得尤为重要。结束征兵制使得未来的总统在调动大量兵力时变得更加谨慎，也迫使军方设计出能够依赖他们认为可招募部队的新军事战略。地缘政治的转变也推动了对新战场技术的关注增长：到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面对的是一支数量上占优势的苏联军队。美军因此需要在质量上找到超越苏联的方法，以弥补敌人在兵力上的原始优势。

美国战略家们坚信，无人机可以取代那些高风险的载人空中任务。美国领导人专注于让军队以更小规模、更高素质的部队来作战，并采用新型精确制导技术。诸如“空地一体战”理论（AirLand Battle Doctrine）等战略框架由陆军和空军共同采纳，强调远程打击，并辅以高度机动的地面作战部队。这一战略依赖于微处理器技术的新进展，以便从更远距离发现和打击敌人。与此同时，罗纳德·里根总统对美国国防预算的大幅增加也促使资金流入卫星、雷达和新型“智能武器”，这些装备配有更先进的制导系统——所有这些技术最终构成了美国无人机武库的基础。

1983年，海军陆战队兵营遭轰炸以及黎巴嫩海军飞行员被击落，华盛顿对无人机的需求变得更加紧迫。美国海军投入约9000万美元购买一种以色列验证过的系统，并采购了72架“先锋”（Pioneer）无人机。与此同时，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Caspar Weinberger）发布了一项新军事战略，指出除非万不得已，不应部署地面部队。战略家们坚信，诸如先锋无人机等装备可以取代那些高风险的载人空中侦察任务。1985年，曾在1979至1982年间担任美国空军研发主管的凯利·伯克（Kelly Burke）在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阐述了其中逻辑：

“廉价飞机或许存在，但廉价的美国飞行员却不存在。”

温伯格主义的发布恰逢信息时代的到来。长期以来，美国一直希望避免旷日持久的消耗战，而数字技术的快速进步似乎终于让这一目标成为可能。在五角大楼内部，一小部分隶属“净评估办公室”（Office of Net Assessment）的战略家专注于研究如何利用诸如无人机等新系统，从远距离侦测并打击敌人，从而彻底变革军事战略，实现快速胜利并将美军的风险降到最低。在1986年发布的一份极具前瞻性的报告中，一群净评估办公室的战略家设想了一个未来战场：战场上布满飞行侦察传感器和蜂拥而至的“空中地雷”，火炮和载人飞机依靠这些无人传感器自动选择攻击目标。

无风险回报

但这两个目标——降低人员风险和提升战场效能——从未真正契合。自1991年海湾战争以来，美国的无人机战略一直受到“规避风险”与“追求迅捷、果断、科技加持的胜利”之间紧张关系的影响。在海湾战争期间，美国试图通过一种混合战略来平衡风险最小化和效能最大化：空军首先发动一场“震慑打击”行动，配合精准炸弹和远程导弹进行攻击；随后地面部队发起一场决定性的机动打击，摧毁了伊拉克军队。战争的成功表明，美国可能已开启一种新的战争模式——快速、果断、低伤亡的作战方式。

苏联解体后，美国国会和克林顿政府大幅削减了国防部预算。各军种为争夺有限资源，倾向于优先发展自己钟爱的现有武器项目，导致资金更多地投入到大型载人平台（如航空母舰、战斗机和坦克）中，而不是投入到无人平台或小型弹药系统上。与此同时，国防工业出现整合，幸存的公司预算缩减，难以继续承担超出国防部明文需求以外的研发工作。

尽管面临种种限制，在整个1990年代，克林顿政府还是设法建立起了一支由隐形战机、远程巡航导弹和GPS制导炸弹组成的武器库。这一时期的空战可被称为“低风险、高技术干预”的时代。尽管无人机并未被列入任何军种的优先发展清单，克林顿政府的国防部仍然看到了其巨大的潜力。刚上任不久的国防部副部长约翰·多伊奇（John Deutch）就成立了一个联合组织——国防空中侦察办公室（Defense Airborne Reconnaissance Office），以鼓励军方采纳无人机技术。该办公室在1994年的结论中指出：

“在军种面临裁军压力的情况下，无人机是一个可行的替代方案。”

第一批“捕食者”无人机由一家名为“通用原子能公司”（General Atomics）的能源公司研发，并于1995年夏天在前南斯拉夫上空飞行，尽管当时它在军中并无明确支持者。

同年夏天，一架F-16战机的飞行员斯科特·奥格雷迪（Scott O’Grady）在波斯尼亚塞族控制区上空被击落。这一事件令美军颜面尽失，并促使空军参谋长罗纳德·福格尔曼（Ronald Fogleman）推动将“捕食者”无人机投入更广泛使用。同年7月，福格尔曼成立了空军的首支无人机部队。美国国会对他的努力表示支持。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约翰·沃纳（John Warner）表示：

“在我看来，这个国家绝不应再让军队卷入会造成重大伤亡的冲突。”

他认为这意味着美国将不可避免地走向无人作战技术的时代。

缩小目标

继9/11 袭击之后，“捕食者”（Predator）和“死神”（Reaper）无人机成为美国军事战略的核心力量。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间，美国购买了超过500架“捕食者”和“死神”无人机（耗资数十亿美元），并在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巴基斯坦、叙利亚、也门等多个国家发动了数千次无人机打击。作战中心的指挥官可以全天候实时追踪目标。

但无人机的使用一直存在争议。这些系统既不便宜，也不够灵活或坚固。地面部队对它们并不完全满意。无人机在恶劣天气下容易受干扰、数据传输存在延迟，并且几乎完全由空军操作；地面部队抱怨，负责操作无人机中队的空军飞行员并未接受足够的地面支援任务训练。许多人还质疑广泛使用无人机是否意味着彻底取代了人类士兵。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美国号称在争取当地民众的“人心与思想”，但这一目标有时却与从遥远、安全的距离投弹轰炸当地居民的方式产生了矛盾。

美国国防部正在推动“Replicator”计划，大规模制造低成本无人机，允许一定损耗，并通过数量优势形成战场质量。图源：美联社

在全球“反恐战争”期间，唯一真正投资于无人机的军种是空军。尽管无人机有可能威胁飞行员在军中长期以来的重要角色，但空军对空中任务的控制欲使其在采用无人机技术方面走在前列。“捕食者”（Predator）和“死神”（Reaper）无人机并未配属地面作战部队，而是由模拟战斗机中队建立的空军中队操作。通常，前战斗机飞行员驾驶这些无人机，并使用模仿载人飞机任务流程的指令系统。

因此，美国无人机的运用模式高度复制了空军的核心任务，如战略轰炸和侦察。陆军默许了空军在无人机方面的垄断，仅在小型系统上进行有限投资；而专注于航空母舰、战斗机等大型平台的海军——这些平台构成了其军种身份的核心——则几乎对无人化革命表现出冷淡。

归根结底，美国狭隘地聚焦于利用先进技术减少对地面部队伤害的目标，促使其军方采购并部署特定类型的无人机：这种无人机必须可远程操控、能够长时间锁定目标，并能在危险空域中作战。这种采购思路源于几十年来的决策——关于越战后美国希望以何种方式作战的思考、从海湾战争中汲取的教训、以及在美国奉行单边主义时期的国防投资方向。阿富汗和伊拉克长达二十年的战争进一步巩固了这些选择。

乌克兰战争挑战了这种部队部署方式。因此，美国目前正加紧在更广泛类型的无人机上进行投资。国防部开始向新兴防务企业授予合同，并进行模拟战争以测试新的无人机任务。国防部长赫格塞斯（Hegseth）最近指示各部队采购并试验商业现成的无人机。但这些决策都显得草率仓促，更多的是对无人机在外国战场上使用方式的反应，而不是基于关于未来美国战争中无人机应扮演何种角色的战略性规划。

美国 空军的“协同战斗飞行器”（CCA）或陆军的“低空跟踪与打击弹药”（LASSO） 项目 依然 处于原型阶段。图源：路透社

回归本源

如果美国希望赢得一场消耗战——就像乌克兰现在正在通过无人机取得良好效果的那种战争——它就需要更多低成本的无人机，这些无人机要能与作战部队配合，快速适应反制无人机的需求。但美国不能简单地照搬乌克兰（或以色列）的无人机战略。在仓促采购之前，美国国防战略家需要阐明新的制胜理论，反思过去50年技术收购背后的信念和假设。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美国的军事建设建立在这样一种信念之上：美国民众不愿意牺牲生命，但愿意花钱。因此，在财政赤字激增、选民对通胀和政府浪费愈发不满的背景下，美国领导人再也不能简单地认为只要砸钱购买昂贵技术就能化解自己的政治风险。同时，主导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信念——即无人技术可以让战争在更远的距离、更短时间内解决——也正在被挑战。在欧洲和中东战场上，无人机的使用反而促成了更近距离的冲突形式：地雷、堑壕战以及针对平民的打击。这些都从未成为越战以来美国战略的核心内容。

特朗普政府必须认真考虑，美国军方是否应在更广泛审视美国军事战略的背景下，采纳支持此类战争形式的无人机技术。只有这样，才能使美国的国防预算（包括对无人机的投资）与明确的战略优先事项保持一致。过去，国防部长曾成功化解军种间的预算争夺，通过将项目从各军种手中转出或直接接管、解雇各军种参谋长、并游说国会为特定项目拨款。

不仅国会需要加快军购流程、提高效率，也必须支持自下而上的创新，使作战指挥官和小型部队能够采购并管理自己的无人机项目。要实现这些目标，需要大规模的立法改革，比如1986年的《戈德华特－尼科尔斯法案》所带来的那种对国防部的深远变革。更新美国的防务战略还可能需要更强有力的军事领导，包括任命任期比当前标准更长的指挥官。

美国军方被其战术和行动上的成功所迷惑，但却未能保持其在21世纪冲突中所需的战略优势。如果不重新评估“美式战争方式”，再多的新型无人机也无法保护美国免于卷入其不愿参与的战争。

编译｜李政儒 IPP实习编译

IPP公共关系与传播中心

排版｜周浩锴

审阅｜刘　深

终审｜刘金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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