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人必看！唐代海上丝绸之路繁荣，竟靠玄宗对吐蕃的陆战胜利

在小说电视剧《长安的荔枝》，七品小官吏李善德看到是岭南广州港口海上贸易的繁荣，接触苏谅一样精明的胡商，用商业投资的眼光打量一切，这也是从另一方面折射了唐朝海上丝绸之路的繁华，广州对外贸易的繁荣，商业繁华使当时的广州成为亚洲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

现在，在广东沿海的港口，如今仍能见到古代商船留下的痕迹——广州“南海神庙”的千年古碑、潮州笔架山窑址的宋代瓷片、徐闻古港的汉代陶罐……这些沉默的文物，诉说着古代广东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起点之一的辉煌历史。

古代广东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来源于唐朝岭南海上贸易的爆发式增长。但鲜为人知使，唐朝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岭南海上贸易的发展，一切来源于唐玄宗李隆基对吐蕃的陆战胜利密切相关。尤其是广东人必须了解，唐朝对吐蕃持续半个世纪的“高原战争”，间接催生了古代广东港口的黄金时代。

唐朝与吐蕃的军事冲突

在唐朝建立的七世纪初，青藏高原分布着苏毗、象雄（羊同）、党项等数十个部落，彼此攻伐不断，混乱不堪。雅隆部落的松赞干布，在十三岁时候继位，通过杰出的军事才华和政治谋略，削弱了旧贵族的势力，统一了青藏高原的各个部落，建立了强大的吐蕃王朝，以牦牛为图腾的政权。

松赞干布建立吐蕃王朝之后，高原骑兵灵活的机动性，自然练就了强大的战斗力，东征西伐，疆域涵盖了青藏高原及周边大片区域，逐渐成为唐朝在西部边疆的劲敌。

势力强大的吐蕃王朝，一直对大唐的西域和河西走廊地区虎视眈眈，但这两处地方对大唐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西域和河西走廊一带，不仅水草丰盛，盛产马匹的肥沃之地，乃是中西方贸易的重要通道——丝绸之路的关键枢纽。大唐大量的丝绸、瓷器、茶叶等商品通过河西走廊和西域的丝绸之路，运输到中亚、西亚和欧洲。如果丝绸之路被吐蕃完全控制，唐朝的对外贸易将遭受沉重打击。

因此，唐朝与吐蕃的战斗冲突就是不可避免。吐蕃的松赞干布在位时候，屡屡进发动与大唐的战争，被大唐军队打败后，后心生畏惧，请求和亲。唐太宗从长远战略考虑，决定安抚吐蕃，将远房侄女文成公主嫁给了松赞干布。这样，和亲政策使唐朝和吐蕃维持相对和平之状态，双方没有发生大规模冲突。

吐蕃占据西域

当唐高宗李治继位时候，伴随着吐蕃的松赞干布的去世，吐蕃大权落入到权臣大论禄东赞家族的手中，对外扩张的野心开始膨胀。再加上学指出7世纪青藏高原较温暖，吐蕃人口或达百万，支撑长期战争，自然有军事实力挑衅大唐，唐朝和吐蕃的关系急速恶化。

于是，在唐高宗至武则天时期，吐蕃与唐为了争夺西域和河西走廊一带的控制权，双方在安西四镇（今新疆库车、喀什等地）展开拉锯战。吐蕃利用高原地理优势，采取“诱敌深入+截粮道”战术，联合西突厥、吐谷浑等多方势力，控制青海湖地区，切断唐与西域联系，安西四镇首次沦陷（龟兹、于阗、疏勒、碎叶），试图与大唐争夺亚洲霸权。

在唐玄宗继位的时候，吐蕃已经控制了丝绸之路河西走廊的要塞，切断了大唐与中原与中亚、欧洲的陆上贸易通道。根据《旧唐书·吐蕃传》记载，吐蕃在甘肃的敦煌设立“节度使”，对过往商队征收“过路税”，税率高达货物价值的30%，全面封锁了陆地丝绸之路，严重打击了大唐的对外贸易进程，制约了财政收入和经济来源。

更要命，就是吐蕃和阿拉伯帝国、突厥汗国结盟，形成“高原-中亚-西亚”军事同盟，彻底封锁了大唐的陆上丝绸之路，严重威胁到大唐国土安全，以及国泰民安。

唐玄宗与吐蕃的战斗

唐玄宗继位时候，看到了吐蕃的强势和陆地贸易被封锁的局面，就做好与吐蕃发生战斗的准备。正好在唐玄宗开元年间，唐朝国力如日中天，进入了 “开元盛世” 的全盛阶段。国内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为战斗的打响做了物质的准备。

为了对抗强劲对手—吐蕃对西部边疆的威胁，唐玄宗在在军事上，他加强了边疆地区的军事防御，任命了一批有能力的将领，如哥舒翰、高仙芝等对于，负责镇守边疆；在外交上，他积极开展外交活动，联合西域和中亚小国，组建反吐蕃的强大联盟。

开元十七年（729 年），吐蕃试图经过西域南下，控制印度洋出海口，威胁唐朝与阿拉伯的海上贸易通道。于是，吐蕃就率领大军占领了河套地区的石堡城，这一处地方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是吐蕃进出河套的必经之路。

当驿站飞鸽传书，石堡城被吐蕃占领，唐玄宗决定果断出手，命令唐宗室李祎等将领率河西、陇右军出击。李祎将军制定了巧妙的战术，一面派人多举旗帜，四面出击，吸引吐蕃注意，一面亲率 5000 士卒奇袭石堡城，最终石堡城被成功攻克。之后，唐军以石堡城为基，又继续占领了吐蕃在河套、陇西一带领土，开拓疆域一千多里。

唐朝对吐蕃势力的压制

唐军在石堡城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唐军的士气，也让吐蕃见识到了唐朝的军事实力。唐玄宗继续采取“以战养战”的策略，发动对吐蕃的全面反攻，与吐蕃争夺在西域和中亚一带的霸权。

开元二年（714年），唐将薛讷率军夜袭吐蕃大营，斩首1.7万级，获战马7.5万匹，史称“武街之战”。之后的三十余年，唐军在青海湖、石堡城、小勃律（今巴基斯坦吉尔吉特）等地与吐蕃展开二十余次大战，最终收复水草肥沃的河西走廊，将战线推至青藏高原北部。

但唐军和吐蕃的战争，代价也是非常惨重。据《资治通鉴》统计，唐军累计阵亡将士超过15万人，消耗军费占全国财政收入的40%。但玄宗与吐蕃的血战，也换来了战略性的成果：吐蕃因长期战争耗尽国力，被迫放弃对西域的控制。

大唐对吐蕃的战争，导致威胁大唐西北疆土的突厥汗国，分裂为东西两部。大唐陆上丝绸之路虽未完全恢复，没完全解封，但贸易风险已大幅降低，却成功将吐蕃锁死在青藏高原，限制了其领土扩张。

海上丝绸之路的发达

之后，在公元751年，怛罗斯之战虽然唐军在中亚败于阿拉伯帝国，但战后阿拉伯人发掘陆地贸易风险远远高于海运，很多商人也发觉陆地运输商品容易受阻，海上安全性高，于是加强了对大唐的海上贸易，原本经西域贩运的阿拉伯香料、印度宝石的吐蕃商队，改道由阿拉伯商人经广州输入到大唐。

所以，可以看到大唐对吐蕃的战争，促使了中世纪大唐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唐朝政府也采取多项政策，鼓励外国商人做生意，借此增加财政收入。于是，唐玄宗在岭南设立“五府经略使”，剿灭海盗，保障商人的海上运输安全。同时，建立了中世纪的海军队伍，80%战舰由安西都护府淘汰的陆战装备改造；保障商人海上运输货物的安全。

为了鼓励胡商做生意，唐朝政府允许广州成为经济特区，阿拉伯商人在广州享受番坊自治权，允许广州阿拉伯人自建清真寺、法庭，形成“国中之国”。

广东港口的崛起

吐蕃战争的频繁，也迫使唐朝将丝绸生产重心从川蜀南迁至岭南。如742年唐玄宗令江南织工南迁，广州出现“百机坊”丝绸工场，国家政策的鼓励，也刺激了广州海上贸易的发展。

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唐代从广州出发的“通海夷道”，全长1.4万公里，途经东南亚、南亚、阿拉伯半岛，最终抵达东非和欧洲。这条航线比陆上丝绸之路长三倍，但运输成本仅为陆路的1/5，自然成为大唐主要的对外贸易渠道。

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直接推动了广东港口的崛起。开元年间（713-741年），广州已成为全国最大的外贸港口，当时东亚最大的对外港口，年吞吐量超过100万件货物。广州的港口吞吐量大幅增长，每年抵达广州的外国商船数量从原来的数十艘增加到了上百艘。这些商船带来了来自波斯、阿拉伯、印度等地的商品，如香料、象牙、珠宝等，同时也将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等特产运往世界各地，促进了唐朝对外贸易和商业的繁荣。

广州海外贸易的发达

广东的造船业由此也蓬勃发展。史书记载，唐代广州能建造“海船十丈”，载重达2000石（约120吨），船体采用“水密隔舱”技术，即使部分舱室进水仍能航行。这种技术比欧洲早了1000年，被《旧唐书·吕才传》誉为“天下之奇工”。考古学家也发现，在唐代广州番坊内，波斯商人与吐蕃战俘比邻而居，吐蕃战俘乃是被唐军俘虏后押至广州造船的“技术工人”，可以看到当时唐朝造船业发达。

同时，唐朝在西域和中亚一带战役的胜利，也提升了国际威望。周边国家和地区认识到大唐的强大，愿意俯首称臣为藩属国。很多外国商人也愿意在对外港口广州、泉州一带设立商馆，长期居住下来，专门从事贸易活动。

对外贸易的发展，不仅促进了广州本地商业的繁荣，还带动了岭南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如为了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当地广东的窑厂不断改进工艺，生产出大量精美的陶瓷产品，通过海上丝绸之路的对外贸易远销海外。

唐政府为了管理广州的海外贸易，在广州设立“市舶使”，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海关机构。据《唐会要》记载，市舶使的职责包括“掌蕃货易之利”、“征税于蕃商”，每年为朝廷带来数百万贯的税收。现在广州怀圣寺光塔（今光塔路），乃是唐朝阿拉伯商人仿造吐蕃烽火台建造，既用于礼拜，也用在监控珠江航道。

安史之乱之后，大量中原人口的南迁，为广东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文化。据《元和郡县图志》统计，安史之乱后，广东人口增至150万，其中不乏因战乱南逃的商人、工匠和学者。他们将丝绸、瓷器、茶叶等特产带到广东，再通过海路销往世界各地。可以看到，人才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发达，使唐朝广州成为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

结语

所以，朋友们，当你今天漫步在广州时候，抚摸唐代码头遗址的时候，可以缅想脚下每一块古老的青石板，以及饱经历史沧桑的遗址，都凝集着唐朝军人在青藏高原与吐蕃战争的血与泪。由此也令人感慨，历史都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唐朝在陆地丝绸之路的震荡，却促使了岭南海上丝绸之路的发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