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肩汤因比，却被湮没的历史哲人 | 欧洲的形成：欧洲统一史导论

前言

我不认为有必要为写一本关于通常被称为“黑暗时代”的书而道歉，因为尽管中世纪研究取得了普遍的进展，人们对中世纪文化的兴趣也日益增长，但这仍然是一个被忽视和不受重视的主题。中世纪晚期——例如公元１１世纪或１３世纪——每一个世纪都有各自独特的个性；但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从罗马帝国灭亡到诺曼征服之间的几个世纪呈现出一个模糊的轮廓，对我们的思想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例如，我们乐于谈论的盎格鲁-撒克逊（ＡｎｇｌｏＳａｘｏｎ）时代的英格兰，往往认为它是一脉相承的，而不记得忏悔者爱德华（ＥｄｗａｒｄｔｈｅＣｏｎｆｅｓｓｏｒ）的时代与盎格鲁-撒克逊征服的时代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就像它与克伦威尔（Ｃｒｏｍｗｅｌｌ）和马萨林（Ｍａｚａｒｉｎ）时代之间的差距一样，或者像我们的时代与爱德华三世（ＥｄｗａｒｄＩＩＩ）和乔叟（Ｃｈａｕｃｅｒ）时代之间的差距一样。

事实上，那个时代见证了欧洲文明史上最重大的变化。的确，正如我在标题中所说的，这是最具创造性的时代，因为它创造的不是这种或那种文化表现形式，而是文化本身——所有后来的文化成就的根源和基础。我们难以理解和欣赏那个时代，部分原因是其活动的创造性。它是一个内部的有机过程，并没有表现为引人注目的外部成就，因此它缺乏像文艺复兴或奥古斯丁时代（Ａｕｇｕｓｔａｎ Ａｇｅ）那样辉煌的文化扩张时期的表面吸引力。

然而，历史上最值得研究的并不是“容易”的时期。历史的伟大价值之一在于，它让我们走出自我——远离显而易见和公认的事实——并发现了一个我们原本不知道的现实。让我们的思想沉浸在一个与我们所知的完全不同的时代是有真正价值的：一个不同的世界，但不失为一个真实的世界——事实上是更真实的世界，因为我们所说的“现代世界”是一代人的世界，而像拜占庭或加洛林（Ｃａｒｏｌｉｎｇｉａｎ）王朝这样的世界的文化却延续了几个世纪。

历史应该是对伯特兰·罗素（Ｂｅｒｔｒａｎｄ Ｒｕｓｓｅｌｌ）正确描述为我们现代社会最大错误之一的“时间上的狭隘主义”的伟大纠正。不幸的是，历史往往是以一种非常不同的精神书写的。现代历史学家，尤其是英国的历史学家，常常倾向于把现在作为判断过去的绝对标准，并将所有历史视为最终导致事物现状的不可避免的进步运动。在像威尔斯（Ｈ．Ｇ．Ｗｅｌｌｓ）先生这样的作家身上，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他的目的是为现代人提供历史背景和世界观的基础；但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这种书写历史的方式从根本上说也是非历史的，因为它涉及过去对现在的从属关系，而且它不是通过拓宽知识视野将人们的思想从狭隘中解放出来，很容易产生辉格党历史学家的法利赛式（Ｐｈａｒｉｓａｉｃ）的自以为是，或者更糟的是，产生现代庸人的自我满足。

当然，还有一个相反的危险，那就是把历史作为反对现代的武器，要么是由于对过去的浪漫理想化，要么是为了宗教或民族宣传的需要。其中后者最为严重，因为浪漫主义者至少以历史本身为目的；事实上，正是由于浪漫主义历史学家，我们才第一次尝试为了中世纪文明本身而研究它，而不是作为研究其他东西的一种手段。另一方面，宣传型的历史学家受到非历史性动机的启发，往往会不自觉地为了辩护的利益而篡改历史。这是中世纪的天主教历史学家特别会面临的危险，因为浪漫主义的复兴首先带来了中世纪作为“信仰的时代”的概念，以及中世纪文化作为天主教理想的那些现代作家们还发现了一个更低层次的认知，他们似乎把过去看成是一种饲养着奇怪野兽的动物园，这些野兽的特性由表演者 传记作者在支付相当高的费用后向公众展示。社会表达的概念。过去并非如此，像弗勒里（Ｆｌｅｕｒｙ）这样的天主教历史学家往往倾向于在相反的方向上犯错误，接受后文艺复兴时期对黑暗时代的现行偏见，认为它有着“哥特式”的野蛮和无知。但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天主教作家们肯定有一种倾向，即把历史作为护教的一个部门，并将中世纪文化理想化，以抬高他们的宗教理想。实际上，这种书写历史的方式有违其自身的目的，因为一旦读者对历史学家的公正性产生怀疑，他就会怀疑他所读到的一切的真实性。

然而，另一方面，除非我们对中世纪的宗教抱有同情和欣赏， 否则就不可能理解中世纪的文化，而天主教历史学家在这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在世俗历史学家看来，中世纪早期也不可避免地是黑暗时代，是没有世俗文化或文学的野蛮时代，或陷于莫名其妙的教条纷争，或陷入没有经济或政治理由的野蛮战争。但对天主教徒来说，它们与其说是黑暗时代，不如说是黎明时代，因为它们见证了西方的皈依，基督教文明的建立，以及基督教艺术和天主教礼仪的创造。最重要的是，它们是修道士的时代，这个时代始于沙漠之父，到与西方的克鲁尼（Ｃｌｕｎｙ）和东方的阿托斯山（Ｍｏｕｎｔ Ａｔｈｏｓ）的名字相关的伟大的修道院改革运动结束。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名字是修道士的名字——圣本笃（Ｓｔ．Ｂｅｎｅｄｉｃｔ）和圣格里高利（Ｓｔ．Ｇｒｅｇｏｒｙ）、两个哥伦布（Ｃｏｌｕｍｂａｓ）、比德（Ｂｅｄｅ）和博尼法斯（Ｂｏｎｉｆａｃｅ）、阿尔古因（Ａｌｃｕｉｎ）和拉巴努斯·莫鲁斯（ＲａｂａｎｕｓＭａｕｒｕｓ）以及邓斯坦（Ｄｕｎｓｔａｎ），正是由于修道士，这个时代的伟大文化成就才得以实现，无论我们看的是古代文化的保护、新民族的皈依，还是在爱尔兰和诺森伯利亚以及加洛林帝国新文化中心的形成。

不是天主教徒的人很难理解这一伟大传统的全部含义。的确，有一些学者，如已故的海因里希·格尔泽（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Ｇｅｌｚｅｒ），因其对拜占庭或中世纪研究的兴趣而对修道院的理想有了直观的认识。但这样的人很少；对普通的世俗历史学家来说，隐修制度一定是一种陌生而不可理解的现象，就像西藏的喇嘛教或古代苏美尔人的神庙祭司一样。另一方面，对天主教徒来说，隐修制度仍然是其精神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本笃会的规则仍然支配着人们的生活，就像在比德时代一样。人们仍然履行同样的神圣职责，遵循同样的纪律和沉思的理想。因此，修道院的传统提供了一座活生生的桥梁，通过这座桥梁，人们的思想可以回到公元６世纪那个奇怪的古老社会，而不会完全失去与实际经验世界的联系。

然而，与对信仰的理解相比，这一点也是次要的，因为信仰是那个时代的最终精神灵感。如果说那个时代是一个有信仰的时代，那也不仅仅是由于其外在的宗教信仰，更不意味着那个时代的人在社会和经济关系中比今天的人更有道德，更有人情味，更公正。相反，这是因为他们对自己或对人类努力的可能性没有信心，而是把他们的信任放在文明和历史之外的东西上。毫无疑问，这种态度与伟大的东方宗教有许多共同之处，但它的本质区别在于，它并没有导致对外部世界的寂静主义或宿命论，而是导致社会活动的加强。欧洲的基础是在恐惧、软弱和痛苦中奠定的——这种痛苦是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即使在过去１８年的灾难之后。然而，当时的灾难所激起的绝望感、无限的无能感和被遗弃感，与激励人们作出英勇努力和进行超人活动的勇气和自我奉献的精神并不矛盾。

这就是作为新时代缔造者的伟人们的精神———圣奥古斯丁（Sｔ．Ａｕｇｕｓｔｉｎｅ）看到了崇拜人类力量的虚妄和徒劳；圣本笃在哥特战争的灾难中创造了和平与精神秩序的核心；圣格里高利于文明在他周围崩溃时肩负着整个世界的忧虑；圣博尼法斯不顾极度的沮丧和幻灭，为基督徒的成长献出了生命。我并不渴望人类的毁灭（Diem hominis non desideiavi）——这是那个时代的基本信念，而对于那些把所有历史都看成人类物种的现代人来说，很难理解这一点，因为对他们来说，“人类的日子”是一个理性人唯一可能的奉献对象。然而，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个观点，那个时代的最高和最永恒的成就就会变得像佛教寺院对维多利亚时代的商人一样难以理解。我们与欧洲的过去被一种精神障碍所隔绝，被迫从外部以考古学家那种无私的好奇心来研究它，而考古学家发掘的是一种死亡文化的遗迹。

因此，如果不信教的读者认为本书对神学或教会问题给予了过多的篇幅或强调，他必须记住，除非我们理解过去的人最关心的事情，否则就不可能理解过去。这些事情仍然是神学家感兴趣的事情，这一事实本身很容易导致历史学家对它们的忽视，其结果是后者将更多的篇幅用于对现代人有一定吸引力的次要运动，而不是用于对过去的人至关重要的中心问题，这些问题不仅支配着他们的内心生活，而且支配着他们的社会制度和他们的实践活动。如果我在这些问题上长篇大论，那不是为了证明一个神学观点，或者一个宗教观点，而是为了解释过去。这不是一部教会史，也不是一部基督教史，而是一部文化史，一部与我们的文化有渊源的特殊文化的历史。中世纪早期的世界是我们并不遥远的祖先的世界，是我们所来自的世界，也是形成我们民族的世界。我们许多人的血管里甚至流淌着中世纪世界缔造者的血液。

现代科学家正确地坚持认为，现代人的生存方式受到其史前历史遗产的制约。但是，如果这对我们遥远的新石器时代的祖先来说是真的，那么对那些直系祖先来说更是如此，他们的影响仍然直接塑造着我们的生活，决定着我们所说的语言和我们所居住的地方的名称。因为在这一时期，我们人类悠久的史前传统出现在历史的光辉中，并通过与更高等文明的首次接触而获得意识。没有这一创造过程，就不会有欧洲文明，因为欧洲文明不像１８世纪哲学家所说的“文明”那样，不是一个抽象的智力概念，而是一个具体的社会有机体，它与我们所谈论的国家统一一样真实，而且重要得多。

这一事实之所以没有被普遍认识到，首先是由于现代历史通常是从民族主义的角度来写的。１９世纪一些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也是民族主义崇拜的使徒，他们的历史往往是民族主义宣传的手册。这种影响体现在哲学史学家身上，他们受到黑格尔式的国家理想化的影响，认为国家是普遍理念的最高表达，也表现在像冯·特赖奇克（ｖｏｎＴｒｅｉｔｓｃｈｋｅ）和弗劳德（Ｆｒｏｕｄｅ）这样的作家身上，他们是纯粹的政治民族主义的代表。在１９世纪的进程中，这场运动渗透

到了大众意识中，并决定了普通人的历史观念。它从大学渗透到小学，从学者渗透到记者和小说家。其结果是，每个国家都声称自己拥有它所不具备的文化统一性和自足性。每个国家都认为自己在欧洲传统中的份额是一种原创性的成就，不归功于其他人，并且不理会自己的个人传统所扎根的共同基础。这不仅仅是学术错误，它已经破坏和损害了现代欧洲的整个国际生活。它在欧洲战争中找到了克星，这场战争代表了欧洲生活中远比过去所有战争更深刻的分裂，其今天的后果将在给整个欧洲带来经济毁灭的疯狂的民族对抗中看到。

今天，意识到这种状态的危险的思想家并不少，但除了少数例外，他们和他们的反对者一样对欧洲的传统视而不见。他们把自己的信念寄托在没有历史基础的抽象的国际主义上，因此，他们激起了一种新的民族主义情绪的爆发，这种情绪在某些方面比１９世纪所经历的任何事情都要过分。

民族主义的罪恶并不在于它对过去传统的忠诚，也不在于它对民族团结和自决权的维护。错误的是将这种统一与文化的终极和包容性的统一相提并论，而文化是一种超国家的东西。

我们文化的最终基础不是民族国家，而是欧洲的统一。诚然，这种统一迄今尚未在政治形式上实现，也许永远也不会实现，但无论如何，它是一个真实的社会，而不是一个智力上的抽象概念，而且只有通过在这个社会中的交流，不同的民族文化才获得了它们的真正形式。

毫无疑问，在１８和１９世纪，人们很容易忽视这种统一性，当时的欧洲文明已经获得了如此高的声望，以至于它似乎没有对手，也不能与一般的文明等同。但今天的情况大不相同，欧洲的霸权受到了各方面的挑战：俄罗斯和美国不再被视为欧洲文化的殖民延伸，而是开始在人口和财富上与欧洲竞争，并发展出自己独立的文化；东方各民族正在重申东方文化的主张，而我们自己却对自己传统的优越性失去信心。

不幸的是，捍卫欧洲的事业不是任何人的事。每一个民族国家都会产生无数的既得利益者来维护它，而国际主义事业在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国际金融的力量中也有其拥护者。即使是东方文化，也是通过借用西方民族主义的形式，发展一种仿照西方模式的民族主义宣传来实现自我意识的。但是，从来没有人想过把欧洲称为一个国家，因此，欧洲的事业是在默认情况下进行的。

然而，如果我们的文明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发展一种共同的欧洲意识，以及对其历史性和有机性统一的认知。我们不必担心这会损害国际和平事业，或导致欧洲与非欧洲文化之间的敌意加剧。东方人反感的是我们的文明是唯一一种重要的文明的傲慢说法，如果东方人把我们的文明看作是一个精神整体，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把它看作是一种试图控制他们生活的难以理解的物质力量，他们就更有可能同情地看待它。如果要创造一个真正的世界文明，就不能无视伟大的历史文化传统的存在，而是要增进相互理解。

但是，在有可能使欧洲文化在国际社会中获得应有的地位之前，首先必须消除１９世纪流行的对过去的错误看法，并恢复对欧洲传统的历史感。我们必须从欧洲的角度重新书写我们的历史，并像迄今研究我们的民族个性一样，努力理解我们共同文明的统一性。这就是我在本书中试图以一种基本的方式所做的事情。它并不试图将文明的事业与任何种族或民族的事业相提并论，也不试图以牺牲其他文明为代价来抬高欧洲。事实上，在我所选择的时期，西方文化显然不如其伟大的东方邻国，也没有任何外部的辉煌来打动我们。然而，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因为它很小，很弱，而且不成熟——我认为更容易把它看作一个整体，更容易理解它形成的不同因素。毫无疑问，从公元８世纪的野蛮到２０世纪的机械完美，这是一个很大的差异，但我们必须记住，就生活的外在因素而言，我们离我们曾祖父母的世界比他们离查理曼的世界更远。当今的社会生活，与它的技术设备不同，其根源在于遥远的过去，现代欧洲社会与中世纪早期的世界之间存在着重要的联系。它们都是一个单一过程的两个阶段，这个单一过程不是盲目的物质和经济力量的产物，而是一个有机的发展，在被部分地理解之前，必须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