蓬莱有个海中小岛，堪称宋代“人间炼狱”，到了这里基本活不了

在中国古代社会，有一种惩罚犯人的制度就是流放，比如流放几千里、流放某地。流放总比死刑好，可是为什么当犯人被判处这种处罚时，往往如丧考妣，痛哭流涕？流放到底是一种什么刑罚，会让人谈之色变？

一、流放的起源与发展

流放是将犯人流放到偏僻荒凉的远地加以惩治的一种刑罚。我国流放制度起源于秦的迁徙制。秦从一个边鄙小国发展成为大一统国家的过程中，出现了大量边地、新地。为了控制这些地区，便大规模征发百姓戍边，或者是移民戍边。疆域的扩大使得流放变成一种制度性惩罚有了可能。对于犯人，迁徙远地就是一种惩处手段。

商鞅变法时期，曾将一些议论变法的百姓迁于边地。昭襄王时代，迁徙罪人的现象增多。比如武安君白起被迁至阴密。秦律中也将“迁”定为一个明确的刑种。“迁”又叫作“适”。秦始皇三十四年，下令迁徙“天下有罪适吏民”至“南海故大越处”。这些“有罪适吏民”就是初期流放者。

因为秦代流放是源于一般性的移民戍边，还属于轻罪范围内的处罚，与后世将流放列为仅次于死刑的地位远远不同。秦代对流放也没有明确的量刑与执行规定。以流放地为例，秦代流放犯人是根据国家的需要，而不是依照犯罪情节轻重而划定流放地的远近。

到了汉代，流放制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刑级上升，仅次于死刑，突出表现是减死罪一等。也就是说，死罪减一等就是流放，分三种情况：一是上层官吏减死罪一等；二是犯重罪官吏的家属流放；三是对死囚的特赦减罪。

在汉代，流放虽然上升到了仅次于死刑的地位，但没有被列入主刑，在实际执法过程中应用也不算普遍。北魏时，流放作为一种刑名正式出现，与死、徒、杖、鞭并称五刑，一直袭用到清朝。到北周时，流放形成了系统的刑名体系、量刑标准。流放分为五等，按照罪行轻重，最远者流放四千里，最近者流放两千里，每等相差五百里，至此流放制度完全形成。

到了唐朝，流放制度臻于完备，流放距离有所改变，分别是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三个等级。这三等又称作“三流”，三流都要居役一年。对于重犯又设加役流，一般是“流三千里，居作三年”。三流和加役流一直沿用到清朝。宣统二年（1910年），《大清新刑律》颁布，流放制度从法律上得以正式废止。

二、流放地点有哪些

关于流放之地的选择，一个整体的原则就是“惟得就远，不得就近”。不同朝代流放地点不同。唐朝流放地集中在岭南、黔中与巴蜀一带，西北的天德军一带会收容罪行重的流人。

宋朝的流放地首选是沙门岛。沙门岛在今烟台蓬莱区，即庙岛群岛中的南北长山岛，现在是旅游圣地，那会可是一个人人不愿提及的恐怖所在。沙门岛是海中孤岛，在宋朝属于边远之地，被流放到这里，基本没有生还希望。

宋仁宗时，王元举上书揭露了沙门岛的黑暗，朝廷一年流放到沙门岛者约300人，10年就是3000人。除去自然死亡者，应该还有2000人，但实际上只有180人活着。沙门岛堪称大宋的“人间炼狱”。《水浒传》中，卢俊义被管家李固陷害，就是被发配到沙门岛。要不是燕青在途中出手相救，卢俊义到了沙门岛后活着的可能性为零。

元朝则是南北对调，主打一个水土不服。南人流放到辽阳等北方之地，北人则流放到湖广一带。

明清两朝对流放地的规定更加详细，各省对应不同的流放地点。如直隶人流放陕西，广东人流放福建，江西人流放广西。

清朝对于重刑犯，还将他们流放到位于东北的宁古塔、卜魁（今齐齐哈尔）等地。清朝之所以将东北作为流放地点，主要是为了对当地进行开发，充实边防。毕竟流人就是免费的牛马。《甄嬛传》中甄嬛的父亲就被判流放宁古塔。宁古塔路途遥远，气候寒冷，年纪大的人很可能在半路上就丢了小命，所以甄嬛才十分恐慌，不顾身孕向雍正求情。

三、流放如何执行

犯人被判流放后，先被“决杖一顿”，然后带上枷锁，由吏卒押送到流放地。押送制度以清朝最完备，先是“解到流徙人犯各该司确查姓名籍贯并犯罪缘由，男妇各几名口，应流某处地方”，填写明白，然后“查明呈堂发遣，发遣之时，每四人取车一辆，并押解官兵马匹数目填注起解日期”，“换站递送该地方交割”。要是犯人是夫妻，就用一条铁索，其他人则是男女分开押解，每二人用一条铁索。押送制度并非无懈可击。要是有人为犯人打点，他们在押送途中待遇会好一些。

在押送途中犯人也有相关待遇，保证饿不死，活着到达流放地。比如明代规定，每天要给犯人提供一升米，要是生病还要请医生医治。

到达流放地点后，犯人都要强行配役一段时间，也就是强制劳动。唐朝规定“诸犯流应配者，三流俱役一年”，加役流居役三年。宋仍唐制，重犯是配役十年。明朝配役时间长于唐宋，三流拘役三年。

配役期间，流放者要在吏卒的监督下进行无偿劳动。唐朝设立役院，规定不能随意出入。宋代犯人除了一般性的劳作外，还要应对繁重的盐亭役、军役。女性流犯也要配役。流犯居作期间，多由所在地牢城管理。宋代流人发配至某州牢城者非常普遍。

文史君说

流放是一把双刃剑，对个人来说的确是一种摧残，流放地点通常偏远荒凉，流人长途跋涉，缺衣少药，再加上心情抑郁，还要受押送吏卒的打骂，不少人在途中丧命。所以很多人听闻被判流刑就大为惊恐。从另一个角度而言，流放人群中有不少是读书人出身，所以流放也极大地促进了不同地区的文化交流。许多边疆地区因为流人的到来而出现了文化教育繁荣的局面。比如韩愈被贬潮州八月，兴办乡校，使得当地蔚然向学；苏轼谪居海南三年，培养出了海南历史上首位举人。有些文人也因流放而得以实现人生蜕变。王阳明流放贵州修文县，在龙场悟道，成为一代心学宗师，为后人所景仰。

参考文献

马新：《论中国历史上的流放》，《山东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

王云红：《清代流放制度研究》，中国书籍出版社2020年版。

（作者：浩然文史·微雨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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