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她的到来，长崎气温突破4000℃”

在1945年8月6日，美军“伊诺拉·盖伊”号B-29轰炸机向广岛投下代号为“小男孩”的人类历史上第一枚实战原子弹之后，日本仍然负隅顽抗。因此，美军决定对日本发起第二次核打击。

1945年8月9日 提尼安岛当地时间（GMT+10） 凌晨3点47分，日本时间2点47分，由查尔斯·斯威尼少校机组驾驶的B-29“伯克之车”号轰炸机与“胖子”原子弹一起从提尼安岛起飞，该机的第一目标为小仓，第二目标为长崎。第二次袭击的任务计划与广岛任务几乎相同，两架B-29轰炸机提前一小时飞行，作为气象侦察机。斯威尼的编队中还有两架B-29轰炸机为任务提供仪表和摄影支援。斯威尼的“博克之车”起飞时，武器部分处于待发状态，但电气安全插头仍处于开启状态；起飞几分钟后，待发完毕。

1945年8月5日空中侦察时拍摄的长崎照片，经过判读后军事和工业区域已经标记了轮廓并赋予了编号。

“博克之车”号B-29轰炸机。

在对“博克之车”进行飞行前检查时，飞行工程师通知斯威尼，燃油输送泵失灵，导致备用油箱中2400升（640美制加仑）燃油无法使用。这些燃油仍需一路运往日本再返回，这将消耗更多燃油。更换燃油输送泵需要数小时；将“胖子”转移到另一架飞机上可能也需要同样长的时间，而且同样危险，因为其保险已处于待发状态。因此，第509混合大队指挥官，第一枚实战原子弹投放任务指挥官保罗·蒂贝茨上校和斯威尼决定让“博克之车”号继续执行任务，因为此次任务预计不需要备用燃油。

当斯威尼驾驶“博克之车”抵达日本近海的集合地点时，只与 执行爆炸仪器测量任务的“伟大艺术家”号成功集结， 没能和预定的观察和摄影机“大臭（Big Stink）”号会合。在等待了一段时间后，“博克之车”继续前往小仓。会合地点的延误导致小仓上空乌云密布，烟雾弥漫。这些烟雾是由前一天224架B-29轰炸机对附近的八幡进行的大规模燃烧弹袭击引起的。此外，八幡制铁所故意燃烧煤焦油产生黑烟。云层和烟雾导致九州小仓上空 70% 的面积被覆盖，遮蔽了瞄准点。在接下来的 50 分钟内，轰炸机进入了三次轰炸航线，耗费了燃料，并使飞机反复暴露在九州小仓周围严密的防御之下，但投弹手无法目视降落。到第三次进入轰炸航线时，日军的防空火力已经接近，正在监听日军通信的少尉雅各布·贝瑟 (Jacob Beser)报告说，日军战斗机指挥无线电波段上有活动。

1945年8月9日，在执行长崎轰炸任务起飞后拍摄的“博克之车”号轰炸机。

由于延误和气象原因导致燃料不足，且油泵故障导致备用燃料无法使用，“博克之车”号和“伟大艺术家”号飞往计划的二号目标长崎。途中进行的燃料消耗计算表明，“博克之车”号的燃料不足以到达硫磺岛，只能被迫改飞冲绳，而冲绳仅在六周前才完全被盟军占领。“博克之车”的武器专家弗雷德里克·阿什沃思最初决定，如果在他们抵达时长崎仍然无法投弹，机组人员将携带“胖子”到冲绳，并在必要时将其扔进海里，之后阿什沃思同意了斯威尼的建议，即如果目标被遮挡，将使用雷达引导方式进行投弹。日本时间大约07:50（GMT+9），长崎拉响空袭警报，但于08:30发出了“一切解除”信号。 10:53，日本只发现了两架B-29轰炸机，因此没有发出进一步的警报；日本人显然认为这些飞机只是在进行侦察。日本时间上午11点，“伟大艺术家”号用三个降落伞投下了一台测量核爆相关数据仪器。

11:01，长崎上空云层在最后一刻出现间隙，使“博克之车”号的投弹手克米特·比汉上尉能够按照命令目视瞄准目标。这枚载有约5公斤（11磅）钚的“胖子”炸弹被投到了该市的工业谷地。47秒后，即11:02，它在一个网球场上空503±10米（1650±33英尺）处爆炸。该爆炸点位于南边三菱制钢和武器制造厂与北边长崎兵工厂的中间位置，距离计划爆心西北约3公里（1.9英里）。巧合的是，“胖子”几乎直接在制造日本偷袭珍珠港所用鱼雷的工厂上空爆炸。此次核爆的威力被局限于浦上谷，城市的大部分地区受到了中间山丘的保护。由此产生的爆炸释放出当量能量为21±2千吨（87.9±8.4万亿焦耳）。“大臭”号在160公里（100英里）外发现了爆炸，并飞往核爆处执行观察拍摄任务。

“伟大艺术家”号拍摄的长崎核爆产生的蘑菇云。

投下“胖子”后，“博克之车”飞往冲绳，由于该机执行高度机密任务，因此，当地的驻军完全没有得知该机的相关信息。而且，此时机上的燃料仅够进行一次进近。斯威尼多次尝试联系控制塔以获得着陆许可，但没有得到答复。斯威尼看到四方滩机场有大量飞机起飞和降落，随后“博克之车”发射了机上的所有照明弹，向机场通报紧急降落。“博克之车”快速降落，着陆速度为230公里/小时（140英里/小时），而不是正常的190公里/小时（120英里/小时）。在开始最后进近时，二号发动机因燃油不足而熄火。“博克之车”仅靠三台发动机在跑道接近中部接地，再次弹起约7.6米（25英尺）后然后重着陆成功。“博克之车”着陆后向左偏转，朝着一排停放的 B-24 轰炸机撞去，好在斯威尼机组重新获得了飞机的控制，将飞机的航向转回了跑道。该机的螺旋桨反转此时已经不足以充分减速，两名飞行员都踩着刹车，“博克之车”号在跑道尽头进行了90度的急转弯，以免冲出跑道。飞机停下前，第二台发动机因燃油耗尽而熄火。与第一枚原子弹的投掷机组“埃诺拉·盖伊”受到了英雄式的欢迎不同，这里没有人迎接他们：没有人知道他们执行的是什么任务。

战后，“博克之车”于1945年11月返回美国，并在新墨西哥州罗斯威尔陆军航空场的第509中队服役。它名义上被分配到“十字路口行动”核武器试验特遣队，但没有记录表明它参与了试验。1946年8月，它被分配到亚利桑那州戴维斯-蒙森陆军航空场的第4105陆军航空队储存。

在戴维斯-蒙森空军基地，它被当作轰炸长崎的飞机展出，但带有“伟大艺术家”的标记。有趣的是，“博克之车”在轰炸长崎任务中执行任务的C-15机组此前驾驶更多的是“伟大艺术家”号，而“博克之车”经常配备的C-13机组在轰炸长崎时，驾驶着“伟大艺术家”号执行仪器测量任务。该机组的机长弗雷德里克·博克上尉在空中亲眼目睹了长崎的核爆，而投下炸弹的“博克之车”号以他的名字命名。

1946年9月，该机的所有权移交给俄亥俄州赖特-帕特森空军基地的空军博物馆 (现为美国国家空军博物馆) 。“博克之车”号于1961年9月26日空运到博物馆，并恢复了原来的标记。截至2013年，“博克之车”一直在俄亥俄州代顿的美国国家空军博物馆永久展出。该机是博物馆空中力量画廊的主要展品，其中包括一个“胖子”炸弹的复制品和标牌，上面写着“结束二战的飞机”。

轰炸长崎之后的“博克之车”号轰炸机。

现在保存在代顿美国国家空军博物馆的“博克之车”号，机身右前方是“胖子”原子弹的复制品。

现在保存在代顿美国国家空军博物馆的“博克之车”号。

现在保存在代顿美国国家空军博物馆的“博克之车”号。

“博克之车”号的机头涂鸦是在轰炸长崎之后才喷涂的，涂鸦最左侧升起了长崎的蘑菇云。该机机头处的轰炸标志显示，该机执行了四次模拟原子弹的“南瓜炸弹”投掷和一次红色的原子弹轰炸任务。

现在保存在代顿美国国家空军博物馆的“博克之车”号。

现在保存在代顿美国国家空军博物馆的“博克之车”号。

“博克之车”的飞行员坐席。

“博克之车”的飞行员仪表。

“博克之车”的工程师仪表，该机的随机工程师依靠这些仪表来了解发动机工作状况。

1945年8月1日，作为安全措施，“博克之车”作为隶属于509混合大队的轰炸机，被喷涂了第444轰炸机大队的三角内部一个N字母的尾标，并将其 识别号更改为77，以避免与真正的第444轰炸大队飞机错误识别。

返回基地后，任务机组与“博克之车”号合影。可以看出，此时的“博克之车”号尚未喷涂机头涂鸦。

“博克之车”执行轰炸长崎任务的C-15机组成员：后排（从左至右）：投弹手科米特·R·比汉上尉、领航员詹姆斯·F·范佩尔特上尉、飞行员查尔斯·D·奥尔伯里上尉、副驾驶弗雷德·J·奥利维少尉、机长查尔斯·W·斯威尼少校。前排（从左至右）：雷达操作员爱德华·K·巴克利上士、飞行工程师约翰·D·库哈雷克高级军士、助理飞行工程师雷蒙德·G·加拉格尔中士、尾炮手阿尔伯特·T·德哈特上士、无线电操作员阿贝·M·斯皮策中士。

在轰炸长崎任务后喷涂的“博克之车”机头涂鸦。

1959年，封存在戴维斯-蒙森的“博克之车”号。

1961年，“博克之车”移交俄亥俄州赖特-帕特森空军基地的空军博物馆。

美国空军国家博物馆二战展厅展出弗雷德·奥利维中尉的展品。这些物品由B-29“博克之车”轰炸机的副驾驶奥利维携带，参与了针对长崎的原子弹轰炸任务。展品包括奥利维的杰出飞行十字勋章、手枪和手套等。

“博克之车”的领航员位置。

“博克之车”的无线电员位置。

“博克之车”的导航设备。

“博克之车”的弹舱，上方是供人员通行的通道。

“博克之车”的副驾驶位置。

“博克之车”的工程师位置。

“博克之车”的驾驶位置。

“博克之车”的座舱，两名驾驶员前方的位置平时可供领航员使用，投弹时由投弹手进行瞄准。

保存在代顿美国国家空军博物馆的“博克之车”。

保存在代顿美国国家空军博物馆的“博克之车”。

最后，插一段个人私货：

美国蛀华大使馆声称八十年前的8月6日“结束了一场毁灭性的战争”？那8月9日投掷在长崎的原子弹是美军屠杀日本平民么？

最后，引用1995年二战胜利50周年之际，曾任美国陆军航空兵第509混合大队第393重型轰炸机中队指挥官、轰炸长崎任务指挥官的美国空军退役少将查尔斯·威廉·斯威尼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的主题：《原子弹下无冤魂》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尾：

通过精心策划的政治公关活动，日本现在建议使用“太平洋胜利日”（VP Day）来取代“对日本胜利日”（VJ Day）这一术语。他们说，这一术语将会使太平洋战争的结束显得不那么特别与日本有关。

有些人可能会提出，这些文字能说明什么呢？对日本胜利，太平洋的胜利，让我们庆祝一个事件，而不是一个胜利。

我要说，话语就是一切。

请庆祝一个事件！类似于庆祝一个商场开业典礼，而不是欢庆战争的胜利。这将分裂整个地球。数以千万计的死者、数以千万计受到身心伤害的人和更多的人将会不知所措。这种对语言的攻击是颠倒历史、混淆是非的工具。文字或话语可以像任何一种武器一样具有毁灭性：黑即白，奴役即自由，侵略即和平！

在某种程度上，通过抹除精确的描述文字而对我们语言所展开的攻击，要比50年前日本对我们进行的真正的侵略更具有危害性，至少在真正的侵略中，敌人是清楚的，威胁是清楚的。

今天日本巧妙地打起种族主义这张牌，以此来宣示其行为的正义性：日本不是进行罪恶的侵略，而只是从白人帝国主义中解放受压迫的亚洲大众。

解放！是的，他们用屠杀“解放”了3000万无辜的亚洲人。我坚信，这3000万无辜的人，他们的家人，他们的后代，永远也不会欣赏日本崇高的行为。

时至今日，这段话仍有其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