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费筹措才是难点！世人皆知左宗棠收复新疆，却不知道其中的艰辛

发生于公元1876-1878年的左宗棠收复新疆，也叫清军收复新疆之战，是晚清钦差大臣左宗棠统帅清军，消灭侵占新疆的阿古柏势力、维护我们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战争。

这是一场晚清时期边疆危机中的关键军事行动——公元1865年（同治四年），阿古柏入侵新疆，后建立“哲德沙尔汗国”，盘踞新疆的大部分地区。到了公元1871年（同治十年），沙俄再次侵占新疆重镇伊犁。

情况已经到了极为严峻的程度，所以在公元1875年（光绪元年），左宗棠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他提出了“缓进急战”、“先北后南”等正确的策略，但是军费筹集，才是这场关键战役能否成功的核心前提。

当时的晚清刚刚经历过太平天国战乱、捻军起义、帝国列强发动的殖民战争等等，国库早已空虚，中央财政无力支撑大规模军事行动，左宗棠和他的幕府，通过“多方统筹、软硬兼施” 的策略，克服重重困难筹集收复新疆所需要的军费。

【中看不中用的协饷】

这么大规模的战争，首先还是会争取中央的另一种拨款方式，不是直接拨款而是“协饷”。

协饷是清朝财政的传统机制，即由财政盈余的省份向军需紧急的地区调拨款项，本质是中央统筹下的 “省份互助”，所以左宗棠收复新疆所需要的军费，最初当然会以“协饷”为主要名义向朝廷申请，有枣没枣打一杆子再说！

左宗棠作为朝廷重臣，当然知道当时晚清中央直接拨款的困顿！

当时朝廷从户部国库中划拨少量款项作为启动资金，但数额极少（仅占军费总额的 10% 左右）。因当时清朝每年财政收入约 8000 万两白银，需同时应对海防（李鸿章主导）、西北塞防（左宗棠）、河工等多重开支，国库早已空虚。

而且各省协饷的争取也很困难，左宗棠以 “塞防” 重要性说服朝廷，核定由江苏、浙江、广东等 12 个富裕省份每年提供“协饷”约300万两白银，作为长期军费来源。

但是在实际执行中，各省包括一些当时外贸还不错的沿海省份，都因自身财政紧张（比如江苏需兼顾海防，广东受鸦片贸易影响很严重等等），常年拖欠协饷，截至1875年即战争正式打响前夕，各省累计欠饷已达2000余万两。

协饷的背后，是与左宗棠同样位高权重的各个封疆大吏，为催缴协饷，左宗棠拿出湖南人的倔强和胆识。

他始终采取强硬的态度，一边通过奏折弹劾拖欠严重的省份官员（比如两江总督沈葆桢这样的重臣），一边利用自己“陕甘总督”的身份，截留部分途经西北的厘金（相当于跨省做生意的商业税）充作军饷，甚至直接向各省督抚施压，最终勉强争取到部分款项。

遗憾的是，“协饷”始终未能全额到位——这里面既有各省的实际困难，其实也反映出晚清时期各地方对中央权威的懈怠甚至轻视！

【打破常规借“洋钱”】

敢向洋人借“洋钱”来打仗，这绝对是左宗棠才敢干的事情！

因为指望朝廷和协饷，结果只有拖欠严重且拨款根本不足，左宗棠为确保军心稳定和军事行动如期推进，不得不转向外国银行借款，即找洋人借“洋钱”——这既是左宗棠为了军费筹集而做出的最具争议但最关键的手段，其实也是突破晚清财政困局的无奈之举，多少有些悲凉慷慨之意。

纵观整个收复新疆的军费筹措，左宗棠至少发起过三次大规模借洋钱的行动。

第一次是1875年即战争发动前夕，正是军费缺口最大、情况最紧迫的时刻，左宗棠通过红顶商人胡雪岩牵线，向英国汇丰银行一次性借款200万两，年息到了10%，这个利息在当时远远超过当时国内借款的利息，但也确实是无奈之举——国内的商户票号根本不看好这场战争！

到了1877 年即战争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之中，军费开支猛然增加，所以这次左宗棠再次借款500万两，而且年息有所下调（因为这次借得多）但仍然达到8%。

第三次是1878年即战争结束前夕，既需要大量钱财抚恤将士，也需要钱款修建堡垒、道路和物资补给基地，从而巩固驻军，防止敌人反扑，所以这次又借款350万两。

左宗棠的三次借洋钱共计借到了约1050万两白银，占整个收复新疆总军费的约21%左右，成为支撑战争顺利启动、中期继续推进的关键资金。

左宗棠的借洋钱，当然会遭到当时其他高级官僚的反对！比如朝中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海防派”强烈反对，他们一方面认为应该把钱花到东面、南面的海防尤其是海军建设方面，另一方面又认为这么高利息的洋钱，只会加重财政负担——比如“以海关作保，利权旁落”。

但是，一心为国、刚强倔强的左宗棠上奏：塞防一日不固，则国本一日不安。所以他坚持“缓借不如急借，迟借不如早借”，并以“协饷”等未来的收入作为抵押（比如左宗棠的上奏中提到，由各省承诺的协饷分期偿还洋款），最终说服了朝廷，得到可以借洋钱的批准。

胡雪岩，在此过程中起到核心的中介作用，他利用自己与外国银行深厚的商业关系，为左宗棠争取借款额度，并以个人信誉担保，成为连接清军与外部资金的关键纽带。

尽管他的结局并不如意，但是全力帮助左宗棠收得新疆，就冲这个，世人也不能忘记胡雪岩的功勋。

【一万两可得五品顶戴】

聪明的左宗棠，当然不会忘记利用“捐输”来筹措军费！

“捐输”以及捐输、捐纳、捐例等等，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允许是间以钱财换功名——这些功名多为虚职，虽有品级、荣耀，但一般没有实职和实权。

捐输、捐输、捐纳、捐例作为清代朝廷制定的财政相关章程，是合法的！涵盖商民通过捐献财物换取官衔资格或资助公益的行为，捐输多为非义务性财产捐献，政府酌情给予虚衔等奖励；而捐纳则为明码标价的卖官行为，按章程授予官职资格，这种情况要看处于清朝的哪个时期、管理是否严格——如果十分严格且朝廷财政还不错，就不会大量出现。

当然，清代官员出身是有歧视链的：以科举出仕才是正途，捐纳出身被视为异途，上不得台面！

左宗棠一生跟科举无缘，来自湖南湘阴的农家子弟左宗棠曾经三次赴京参加会试，结果屡试不第，家中又无钱财捐输——尽管后来能够侥幸做官且位居高官，但左宗棠对这些“以钱换官”的情况是极为熟悉的！而且从历史上看，以这种方式筹款并不陌生。

捐输早在清朝顺治年间就成为临时军费的筹措方式之一，到了乾隆时期盐商捐银获虚衔赏赐可以形成定制，而嘉庆年间则专设捐输细则——至于捐纳，早就成为明码标价的卖官行为，乾隆后明确官职标价，比如道员需16400两白银，光绪年间道员价格则降至3723两白银。

注意了，就算“以钱换官”成功了，但有没有实职、实缺，这是需要排队等候的，大部分人等到两鬓斑白也没有真正当过官，因为朝廷一般会优先安排通过科举的官员补缺！

在左宗棠在收复新疆的前夕和期间，他多次奏请朝廷批准“陕甘捐输”、“新疆捐输”等等，而且针对山西、陕西、甘肃等地不同富裕程度的富商们，左宗棠及其幕府规定：捐银1000两可获九品官衔，捐银1万两可获五品官衔，允许捐款者直接在当地官府登记，简化流程，并且为了鼓励富商们捐款，甚至还同意在补缺时不会刻意歧视。

按照后世的统计，在公元1875-1878 年间，左宗棠通过捐输筹集的军费约为500万两，占到收复新疆所需总军费的10%左右，虽然数额不及洋钱、协饷等资金来源，但确实补充了基层军饷，尤其是士兵们的口粮、饷银、弹药及弹药运输费用等等，也是挺重要的。

【收税与屯田才是王道】

作为陕甘总督，左宗棠在自己管辖的陕、甘两省（收复新疆的后方基地）推行财政改革，通过“开源”和“节流”来筹集军费，尽量减少对外部的依赖。

厘金，是晚清时期最重要的商业税（向行商、坐商征收）之一，但由于此前陕甘厘金被官员贪腐、税制混乱等等搞得收入微薄。

左宗棠十分恼怒，索性设立厘金总局，专管统一税制、严查贪腐，并规定“按货值抽3%-5%”为税，并且在兰州、西安等交通要道增设厘卡，使陕甘厘金年收入从不足50万两增至150万两，成为稳定的军费补充。

盐税，本来也曾是西北的重要税源，因为西北就是当时的重要产盐区之一，名气较大的就有甘肃花马池盐，但盐税长期被地方豪强把持，成为私人的小金库。左宗棠当然不会畏惧这些地方豪强，便推行“官督商销”的制度，即由官府核定盐价、统一收购，再由商人承销，按销量抽税。

同时，左宗棠派出军队严厉打击私盐的生产和贩卖，于是改革后的陕甘盐税年收入，从30-40多万两一下子猛增增至80多万两，其中部分直接充作军饷，另一部分用于地方建设。

而屯田的方法，古已有之，但左宗棠提出的“兵屯”政策有些不同！

左宗棠及其幕府让部分士兵在战前、战隙开垦新疆东部（比如哈密地区）荒地，种植粮食，既减少军粮采购成本，又为后续驻军储备物资——据记载，数年后仅哈密地区的屯田就能实现年产粮食数千石，每年可节省军饷约10万两左右。

【结语】

作为后人，我们只看到了倔强的左宗棠和勇敢的中国军队在前方奋勇杀敌、收复国土，但很难看到这场关键战争背后的艰辛，尤其是军费的筹措、战果的巩固、长期的固守，这些都需要大量的钱粮支撑！

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军费一共花费约5000万两左右，其中协饷占比约30%左右、借洋款约21%左右、地方财政整顿所筹款项约30%，剩下的就是捐输、中央直接拨款等等，这么复杂、庞大且繁琐无比的筹款，只能说明两个问题：

左宗棠的坚忍不拔和高超的统筹能力，既能通过强硬催缴协饷、又能突破阻力和传统敢于借洋钱、还可以盘活地方资源从而实现长治久安的资金来源，最终确保了军事行动的资金供应，否则，这场关键战争根本无力进行。

另一个问题就是晚清财政的脆弱性，并且中央权威已经衰落不堪，只能以“商量”的口吻依赖、催讨地方协饷，本应该成为主要资金来源的中央直接拨款，居然成为一项占比不到10%的辅助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