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遵义地区的上海老知青：上海是我的梦想，贵州才是我真实的家

徐力生老师是迄今为止留守在贵州遵义地区为数不多的上海知青，上世纪九十年代，他也曾带着自己的儿子回过上海，想把儿子的户口迁回上海。可最终他又带着儿子返回了贵州，他的儿子至今也生活在贵州。

有关徐力生老师下乡插队的知青往事和情感生活经历，听我慢慢给大家讲述。

图片来源网络

据徐力生老师回忆，他是1969年4月上旬和同学们一起乘坐火车离开上海的，那年他刚过完十六岁生日。火车到达贵州的遵义车站后，大家又乘坐汽车继续前行，最终他们十一名上海知青被分派在遵义地区的杨家沟大队第六生产小队插队落户，六队的罗庆生队长安排他们住在了队部的两间房子里，临时睡在地铺上。

杨家沟虽然距离县城不算远，可那里通往县城的公路都是砂石土路，路况不好，再加上杨家沟坐落在一个小山沟里，耕地多为山坡地，粮食产量不高，乡亲们的生活都不富裕，几乎家家户户都是那种泥土（土坯墙）茅草（屋顶是木板茅草房顶）房屋，也有木板瓦房，但不多。

六队队部的房子就是那种木板瓦房，房子虽然有些破旧，但算是不错的房子。队部的院子也很大，还有围墙和大门，后来知青们才知道，那所大院是以前村里的大地主杨怀仁家的房子，土改后充公，后来就成了六队的队部。

安顿好了知青们居住的地方，罗队长又安排一名女社员（大嫂）临时帮徐力生他们做饭，他们十一们上海知青的吃住问题就算得到了妥善解决。

当时的天气已经很温暖，夜间也感觉不到寒冷，最低气温也在零上八九度了，中午最高气温差不多能达到二十度，村子里的杨柳树已经绿意盎然，洋槐树、榆树和老枣树也都发出了嫩芽，长出了绿叶。

一场春雨过后，春耕春播生产也就拉开了帷幕，一年一度的春季农忙时节也随之到来了。

干农活对于当地老乡来说就是家常便饭，小菜一碟，乡亲们都不觉得有多苦有多累。可对于一帮大都市长大的孩子来说，真就是一种考验。头几天刚参加生产劳动，不光是有两名女知青累哭了，徐力生作为一名男生，夜间躺在被窝里也偷偷抹起了眼泪。两腿酸痛，肩膀火辣辣地疼，手掌也磨起了水泡，他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闯过繁重的生产劳动这道关。

繁重的生产劳动再加上艰苦的生活条件，知青们都有一种度日的感觉。顿顿都是窝窝头高粱面糊糊，乡亲们虽然都自发地给知青送咸菜，可要想吃一顿菜，还真就不容易。好在徐力生他们来贵州时，都从上海带了一些肉松、香肠和午餐肉罐头之类的副食品，实在馋嘴了，就偷偷吃一点，权当是改善伙食补充营养了。

到了夏季，队里菜地的蔬菜长成了，知青们的吃菜难题得到了解决。罗队长和乡亲们也时常给知青们送鸡蛋送好吃的，徐力生他们才不感觉生活那么苦了，他们也发自内心地感激淳朴善良的乡亲们。

经过了两年多的劳动锻炼，经历了春耕春播秋收秋种生产劳动的历炼，上海来的插队知青也就渐渐适应了农村生活的艰苦，慢慢学会了干各种农活，大家的身体都长高了，体重也增加了好几斤，感觉浑身都有使不完的力气。

冬季农闲，队里没啥农活了，徐力生就义务教没读过书的乡亲们识字写字，也教还没上学的学龄儿童学习识字算数，有时到社员家里串门，也要教不识字的社员学习写自己的名字，乡亲们对徐力生的评价都挺高，都说他适合当老师。

1972年秋季，杨家沟小学增设了小学五年级的课程，学校也需要增加一名民办教师。大队书记就来到了六队知青点，问谁想去学校当民办教师。大家几乎是异口同声地推荐徐力生，徐力生就到杨家沟小学当了民办教师，他负责教二年级的学生。

杨家沟小学的校舍和教学设备虽然很简陋，可在周边十几里的山村，杨家沟小学算是规模最大的小学，陈校长是上级派下来的公办教师，学校操场上有一个很简陋的篮球架，篮球架是学生家长帮忙做的，篮球是陈校长自掏腰包从城里买来的。学校一共有五名教师，包括陈校长和刚来学校教书的徐力生。

陈校长不光负责教五年级的课程，他还是学校的体育老师，打篮球是他的强项。教三年级学生的老师叫罗秋英，她也是刚来学校教书不久的民办教师。罗秋英的嫂子原来在学校当民办教师，她怀孕快生孩子了，挺着大肚子教书不方便，初中毕业生罗秋英就到学校来替她嫂子代课了。

别看罗秋英也是刚到学校来教书，可她之前经常替她嫂子代课，可说是有一定的教学经验。徐力生之前没有教书经验，刚到学校来教书，他根本就不知道该怎样给学生上课，感到挺为难的。罗秋英是个热心人，她就把自己的教书经验传授给徐力生，告诉他怎样给学生讲课，怎样备课，怎样给学生批改作业。在罗秋英的帮助指导下，徐力生慢慢掌握了教书流程，也找到了站在讲台上的感觉，他发自内心地感激罗秋英。

学校的另外两名教师一名是大队书记的二哥，他都四十多岁了，算是学校的元老，教四年级的学生。另一名是大队会计的儿媳妇，据说她只读过两年书，始终教一年级的学生。让她教二年级的学生，她都不能胜任。徐力生比罗秋英大两岁，他俩年龄相仿，有共同语言，平时交流的也就多一些。

罗秋英的嫂子生了一对双胞胎，她不放心把两个可爱的孩子交给婆婆照看，就把民办教师这个职位让给了罗秋英，她在家照看孩子做家务，离开了她喜欢的讲台。

时间过得很快，一晃就到了1975年秋天，在学校当了三年民办教师，徐力生两年被评为全公社的先进模范教师，还被知青办评为模范知青。三年的朝夕相处中，每当徐力生感冒或生病不能给学生上课的时候，罗秋英就替他代课，还给他送好吃的，渐渐地，徐力生喜欢上淳朴善良、漂亮又大方的罗秋英，两人的感情也越来越深厚。

图片来源网络

那年秋天，杨家沟大队得到了一个推荐上大学的名额，大队干部和乡亲们都同意把这个工农兵学员的名额给徐力生。当时徐力生很纠结，经过了一夜的思考，他决定把这个机会让给其他同学，他想全心全意做一名合格的民办教师，扎根山乡，一辈子献身乡村教育事业。徐力生之所以放弃推荐上大学的机会，一是他确实喜欢民办教师这个职业，他也离不开这些可爱的孩子。二是徐力生和罗秋英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他也不想伤害淳朴善良的罗秋英。

1977年秋后，也就是国家公布恢复高考消息的前夕，徐力生征得父母的同意，和罗秋英领取了结婚证，他成了全大队第一个和当地农民结婚的上海知青。在他决定和罗秋英结婚之前，同学们也都劝他三思而行，免得以后会后悔。徐力生却说婚姻大事又不是儿戏，既然决定了，一辈子都不会后悔，更不会背叛婚姻。

恢复高考后，徐力生和罗秋英都报考了师范学校，结果双双落榜。第二年再考，他俩又都名落孙山。后来罗秋英生了一个儿子，她就把心思都放在了孩子身上。罗秋英坐月子的那段时间，徐力生和学校的老师轮换着替罗秋英代课，直到两个月后，罗秋英才回学校上课，徐力生的岳母担起了照看外孙的重任。

1981年秋天，通过考试，徐力生取得了到县教师进修学校进修学习的资格。罗秋英也参加了两次考试，两次都没能通过考核，她也就不打算再费这个力气了。

在县教师进修学校学习期满，毕业后徐力生转成了公办教师，在乡中心校担任初中语文老师，端上了公家饭碗，转成了非农户口。当时罗秋英挺失落的，她还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问徐力生：“徐老师，你转成了公办教师，以后不会那我给休了吧？”“只要你好好教书好好管教咱儿子，能做一个贤妻良母，我就不会休你。否则，那就不好说了……”徐力生也跟罗秋英开起了玩笑。

1989年秋天，杨家沟小学得到了一个民办教师转正的名额。大队书记的二哥马上就六十岁了，他转正的机会虽然不大，可他第一时间就写好了转正申请，理由很充分，他是学校的元老，教龄最长。大队会计的儿媳妇说她的教龄也不短，自己是女教师，应该女士优先，她也当仁不让。罗秋英当然也想争这个名额，可她也不好意思说啥，毕竟大队会计的儿媳妇比她教龄长。犹豫再三，罗秋英也写了申请，她说她是知青家属，年年都被评为先进教师，应该优先考虑她。

第二年春天，审批结果出来了，只有罗秋英一人转成了公办教师，为什么批准罗秋英转成公办教师，大家只能是猜测。后来到县里开先进教师表彰大会，罗秋英才知道了内情，她之所以被转正，是沾了知青家属的光。

徐力生的儿子十七岁那年，上海出台了新政策，插队知青没能回城的，允许一个子女的户口迁回上海。得到这个消息，徐力生心里特别高兴，虽然离开上海二十多年了，梦里他都想回到生他养他的大上海，回到父母身边，重做上海人。可这个愿望很难实现，只能作为他的梦想了。

罗秋英虽然舍不得把儿子送回上海，可考虑到儿子的将来，她还是同意将儿子送回上海，让儿子跟着爷爷奶奶一起生活，在上海读高中考大学。

心中充满了期待和喜悦，徐力生带着儿子，带着贵州的土特产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大上海，回到了父母身边。

到了上海，父母的现实生活就像一盆冷水浇在了徐力生的头上。徐力生的弟弟弟媳和侄子都和父母一起生活，五口人挤在老弄堂的两间房子里。他弟弟弟媳和侄子一家三口住一间房子，房间里放着一张上下床，小侄子睡的是上铺。父母房间里除了一张床，还有一个五斗橱和一个衣柜，饭桌是一张可以折叠的桌子，一家五口人围在一起吃饭都有点挤，吃完饭就要把饭桌折叠好放在外边的公共过道里，要不然房间里都没地方站人。

看到这样的居住条件，徐力生心里很难受，他弟弟却笑着说：“挤一挤住得下，让大侄子和我家毛头睡上铺，上铺和下铺一样宽，下铺能睡两个人，上铺就能睡两个人。”徐力生的弟媳也说挤一挤蛮可以，大侄子回来也就是多一副碗筷的事情。

想想弟弟和弟媳才三十七八岁，正是体力旺盛的年纪，自己的儿子也十六七岁了，正处在青春期，父母居住的房间里面放着一个五斗橱和一个柜子，要是再放一张上下床，空间就太狭小了，光线也进不来。更何况常有亲戚来串门，妹妹家的孩子有时也来住两天，这样的居住条件，实在是再难塞进一个十六七岁的小伙子。

经过慎重考虑，徐力生决定把儿子带回贵州，户口也不落在上海。他父亲说这是一次机会，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再想把户口迁回上海要比登天还难。徐力生却苦笑着说：“不能回上海就在贵州生活吧，在哪都是一辈子。唯一的缺憾就是离父母远，不能尽床前之孝，弟弟和弟妹就要多劳累了……”

回贵州的时候，徐力生的母亲拉着大孙子呜呜痛哭，徐力生的弟弟弟媳也不停地抹眼泪。带着惆怅和失落，带着忧伤和遗憾，徐力生和儿子一起又回到了贵州。

三年后，徐力生的儿子考上了贵州大学，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外经委（后来叫商务部）工作，工作稳定后在贵阳结婚安家。

退休后，徐力生有了回上海生活的强烈愿望，可罗秋英不想去上海，她说不喜欢大都市的喧嚣。他儿子也说爷爷奶奶都不在了，就不要回上海了，贵阳也很好，住房也宽敞，在贵阳一起生活，还能帮他照看孩子。再说了，遵义也有房子，何苦非要去上海遭罪。

纠结了好久，徐力生还是带着罗秋英回到上海在弟弟家住了大半月，看看弟弟家的居住条件太拥挤，实在不便久住，他夫妻俩就回到了遵义，没和儿子儿媳一起生活。当时徐力生有在上海买房的打算，罗秋英不情愿，徐力生也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去年清明再次回到上海，徐力生携妻子是回上海给他父母上坟的。事后和老同学相聚，同学们都劝他回上海颐养天年，终究落叶要归根。可一打听上海的房价，徐力生摇摇头说：“上海这样的房价我们夫妻俩连个厕所也买不起，没有住所就没有家，没有家谈何落叶归根！我虽然生在上海长在上海，可上海已经没有了我的家，遵义才是我们真实的家，回上海只能算是我的梦想了……”

说到这里，徐力生流泪了，长到七十几岁的年纪，他几乎没流过眼泪。

图片来源网络

回故土成了自己的梦想，故乡成了梦里才能回来的家。而远在他乡的第二故乡，却成了自己真实的家。写到这里，别说徐力生老师本人，就连我心里都有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忧伤和惆怅！落叶归根，对于那些漂泊在他乡的游子，说起来容易，实则也不容易。

写到这里，不由让想起了唐代诗人崔灏七律诗“黄鹤楼”的尾联：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作者：草根作家（感谢徐力生老师真情流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