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恒坡 ：商纣王与梁武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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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记载中，商纣王无疑是一代暴君，一代昏君。但，假如不是呢？

经历过漫长的旧石器时代，一万年前，终于迎来了新石器时代。六千年前，中华文明曙光初露，继而进入邦国时代、王权时代。约四千年前，商王朝建立了。传承六百余年、历经三十代国君后，第三十一代国君帝辛登场了。他就是商纣王。

商纣王很伟岸。据《史记·殷本纪》记载，商纣王“材力过人，手格猛兽”，虽然司马迁没提到具体身高，但商纣王一定是个大高个儿，“身大力不亏”嘛！商之前，夏王朝统治“中国”四百余年，最终在夏桀手里痛失政权，改朝换代为商。商汤是商王朝的开国之君。与夏一样，商人是有着牢不可破的“天命观”的，认为世间所有的一切都有“天”在默默主宰，所以历代君王都无以复加地尊天、敬天，不敢违半点儿“天命”。到了商纣王就不一样了。

商人留给后世印象最深的，恐怕是“占卜”。商人凡事必卜，有时一件事情要反反复复地占卜，以便更加“清晰”地看到上天的“旨意”。殷墟，这个闻名世界的地方，出土了十几万片龟甲兽骨，记录了商王朝统治者的占卜活动。极盛时期，商王朝有“贞人”七十多人，这些“贞人”就是占卜师，负责给王朝统治者提供决策参考，但到了商纣王，“贞人”只剩下六人。从“七十多”到“六”，绝不仅仅是数字的变化，商纣王“人”的意识在觉醒。纵观人性的发展，最初的人性里有着太多的动物性，逐渐地，动物性在减少，人性在增加。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原始蛮荒，到商纣王时代，已经过去了若干万年；即从文明时代算起，至商纣王时代也已经演进了数千年，所以商纣王“人的觉醒”就不奇怪了。“觉醒”后的纣王不再一味地相信什么“天命”，而是充分发挥“人”的力量，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如宗教改革、政治改革等。商纣王公开反对祭祀活动，提倡理性思考，大幅度减少人祭，大力提拔外姓贵族（比如姬姓家族的姬昌）以扩大政治基础。可以想见，在一个宗教氛围依然浓厚、天命观依然盛行的年代，做出这一切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同样可以想见，做出这一切，要遭受多么大的阻力！

商纣王的失败似乎是注定的。走在时代前面的人，命中注定要以悲剧收场；远远地走在时代前面的人，只能败得更惨。这几乎是一条铁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几千年来，层累地，商纣王就成了十恶不赦的暴君、昏君，留下千古骂名。孔子的弟子子贡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两千多年前，子贡能有这样的识见，的确难能可贵；今人如果紧紧抱着商纣王“暴君”“昏君”的标签死死不放，显然是不公允的。看惯了“暴君”“昏君”的面孔，也许，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该看看商纣王的另一面了。

梁武帝萧衍，是大名鼎鼎西汉宰相萧何的第二十五世孙。南北朝是一个动荡的年代，萧衍却能在位48年，成为南北朝时期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萧衍的悲剧在于佛教试验。佛教自西汉末年传入中国，在南北朝时期得到长足发展。建立梁朝后，梁武帝萧衍以儒治国，使得梁成为“南北朝阴云里罕见的一缕阳光”。晚年的梁武帝笃信佛教，曾四次舍身同泰寺。对于中国人，佛教太新鲜了；对于南北朝时期的中国人，佛教太重要了；对于晚年时期的梁武帝，佛教似乎具有压倒一切的力量，使得他决心开展一番试验，看佛教统治下的国家会是什么样子，会不会更好。为此，他不惜力排众议，接纳为东魏所不容的叛将侯景；为此，在得知弟弟萧宏与自己女儿永兴公主有不伦之恋的实情后，萧衍竟“佛系”得一塌糊涂，不予深究……

当然，事实证明佛教是担当不起治国安邦重任的，“修齐治平”还要靠儒家，而梁武帝本人也遭受了饿死的结局。但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菩萨皇帝”，梁又是为数不多的定佛教为国教的国家之一（另一个是北魏），梁武帝却失败得轰轰烈烈。梁武帝没有失败，他只是找到了一种不成功的方法。自此以后，儒家在历代统治者心目中的地位更高了，成了统治中国的“不二法门”。谁说这里面没有梁武帝的功劳？

无论商纣王，还是梁武帝，都像大战风车的堂·吉诃德，虽然“失败”了，却留给后世无尽的思索。他们是失败的英雄，同样应该为中华民族深深铭记。中华文明的星空星光灿烂，商纣王绝不应该只是一颗彗星，还应该是一颗恒星；而苦心孤诣开展治国试验的梁武帝，同样应该被大书特书，光照千秋！

作者简介

杨恒坡，济宁市作家协会会员，有多篇文章在省内外报纸、杂志及文学网络平台发表。